历史上的崔鸣吉画像
而在诗文中，钱谦益逐渐蜕变成为一个苦心孤诣、忍辱负重的仁人志士，《牧斋有学集》的作品实在太多。原本钱谦益的诗就非常隐晦，充满典故隐语，加上一些自注，他是故意指引后来的读者进入精心设计的朦胧语境中。
理解钱谦益这样一个经典案例，对理解《南汉山城》非常重要，真实的崔鸣吉鼓动仁祖李倧投降与今天电影根据历史的渲染手法可以说完全互为表里，与钱谦益的修饰行为非常相似。
与崔鸣吉对立的礼曹判书金尚宪，李倧登位时，金尚宪在母亲丧期，所以他不属于拥戴仁祖的功勋大臣。金尚宪在天启六年出使明朝，得知清军进犯的消息后，在北京上书兵部请求出兵救援朝鲜。《仁祖实录》说：“金尚宪闻本国被抢，泣血呈文，辞语慷慨，中朝人皆谓朝鲜有臣。”
金尚宪返回是天启七年五月，对崔鸣吉主持第一次议和猛烈批评：
“虽兵至城下，事决存亡，犹以伏剑决死争之，不以虚礼为轻也。……今并与区区所自保者，不能守之，则虽有仓廪、府库、宫室、百官之富，与亡国无异也。” （见《仁祖实录》）
第一次主和，崔鸣吉存着试探清军，所谓缓兵之计云云。仅限于贡献钱粮物资，双方约为兄弟。即便如此，清军撤退还在平壤等地三次大型抢掠，众多大臣批评崔鸣吉投降，迫使贬去地方数年。
第二次南汉山城就完全是崔鸣吉主动策划投降。不过对仁祖李倧来说，可以认为经过四十多天的争论，有过矛盾挣扎，他的身上有一些现实环境逼迫的色彩。当时多数大臣都尊奉忠孝仁义的儒家理念，背信弃义就普通人都无法接受，遑论明朝不久前对朝鲜有赶跑倭寇这样的滔天恩德。所以，金尚宪等斥和派与崔鸣吉的矛盾达到顶点。
崔鸣吉坚持认为清军不贪图土地民众，不希望朝鲜作为对付明朝的后顾之忧，表明他善于揣摩形势（从努尔哈赤攻蒙古、攻宁远每次都会贿赂朝鲜，稳住后方）。当了解条款后，崔鸣吉回来与金尚宪争论焦点就是保全宗庙，他一直主打救王的心理，而不是关乎百姓的“救亡”。
李倧经历两次逃跑，从内心已经对清军感到恐惧，但金尚宪等众多大臣不依不饶，“免冠伏藁于阙门外，请就死于贼阵。”
崔鸣吉却说“此乃人臣守节之义耳，然宗社存亡，异于匹夫之事。”“吾恐本原不立，大义不可单行，亦不足以救宗国之亡。而同归于亡国之大夫，安能免后世之责哉？”非常狡猾地把宗庙的概念与民众的概念混淆，意在打动王的偷生心理。
片中也出现类似辩驳金尚宪说的只是“话语”，毫无实际意义，坚持劝王用前一次议和的立场，先保全性命，然后再“发施仁政，收拾民心，筑城储粮，益固边备”。片中是高潮部分大义凛然再度诠释何以为“王”，正如经典的诗文“包羞忍耻是男儿”！崔鸣吉是一个务实地谈判高手，在君王面前步步为营，让李倧认可他的理由，然后力排众议，选择与崔鸣吉出城投降。
历史上崔鸣吉画像
当然，清军也确实在外围施加压力。次年（1637）正月，多尔衮攻打江华岛，众多宗室女眷被俘虏，仁祖的底线彻底崩溃，金尚宪的哥哥金尚容死于江华岛。仁祖李倧终于选择出城投降，李倧明明知道后果将选择承认清朝为宗主，永远背弃明朝，而且需要抵押亲贵子侄做人质，需要听候清军调遣派兵相助，答应了许多条款，然后“跪受汗书而返”。
崔鸣吉吃定仁祖李倧软弱求生的本能心理，添加保全宗庙为重的压力，完全媲美三国时鲁肃劝孙权抗曹的策略，只不过立场完全相反。鲁肃认为臣子可以降，要当君主就不能降；崔鸣吉是如果今天王不降，那么明天的朝鲜就不再有李氏的王。
之后，崔鸣吉两次做使者去盛京向清朝谢恩，多次与清方打交道，他已经是不二人选，实际使命是委婉拒绝出兵协助清军。第一次成功，还赎回朝鲜俘虏七八百人。第二次就失败，朝鲜不得不出兵，成了明方的敌人。
片中皇太极等清方人物
崔鸣吉和钱谦益一样是文人，善于为自己的言行进行修饰，历史也给了他非常戏剧化的机遇。第二次出使任务失败，崔鸣吉写诗表达一种愧疚心理：“山城不死皆臣罪，泣向东风拜杜鹃。”明显开始转调，认为对清朝屈服是为了怜悯士卒百姓，流露悔恨和粉饰的意识。
没多久，崔鸣吉又因为暗通明朝的罪名再次到盛京受审，他和金尚宪被关一起达一年，通过诗文唱和化解恩怨。
崔鸣吉以《廉蔺》为题赋诗：“完璧微功何足称，负荆高义是难能。丈夫心事如春水，肯许中间着点冰。”金尚宪唱和：“廉蔺遗风古史称，一时功伐各争能。后私先国差堪许，那似初心玉映冰。”
要知道，崔鸣吉是怂恿王“背主投敌”的主谋，哪怕出于务实的求生心理情有可原，但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宁为玉碎”的廉颇蔺相如吧。崔鸣吉如何能与金尚宪一样自比苏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