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乌江是在四渡赤水后,四渡赤水之后发生了什么

首页 > 大全 > 作者:YD1662022-12-11 20:18:46

二渡赤水

赤水河在四川、贵州、云南的边界,由于水中泥沙量含量较多,故名为赤水。在这支红色河流的两岸,将演绎出彪炳整个世界战史的军事奇迹。

在进入四川后,中央红军迅速发现自己的处境只是刚出虎口又入狼窝。川南的泸州等地是四川的丰腴之地,刘湘在此布防甚密,在此渡江基本上属于纸上谈兵。红军在进入川南之后遭到了川军的穷追猛打,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纷纷遭到阻击,败下阵来,只好在贵州、四川、云南的边界上打游击。

看到这种情况,蒋介石曾经在千里之外向周边将领笑谈道,土城之役共军损失大半,如果再往西走将是一条末路。以*为首的中央显然也意识到这种情况,川军的战斗力确实令人生畏,硬着头皮渡江只会全军覆没。

由于侦察到川军在长江的防务坚固异常,在宜宾一带渡江亦属不可能,中央迅速调整了战略,将所有部队向兵力相对薄弱、人烟较为稀少的川滇边界的扎西集结。按照当时的方针,是要以扎西为中心,在川滇黔边界建立根据地。

从地图上看扎西,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此时,在扎西周围敌军环伺,川军自不必说,滇军孙渡部甚至中央军也对其虎视眈眈。但是为什么红军在扎西修整良久,甚至改编整顿期间这么长的时间内竟然无人问津呢?

这是因为蒋介石和西南军阀的心理已经起了变化。西南地区由于离南京太远,且军阀们均各怀鬼胎,一直是蒋介石鞭长莫及之处。乾隆时代南征百战、疆域广阔,对于吴三桂这位平西王也颇为苦恼。在蒋介石看来红军固然已经穷途末路,借机进入大西南,平定西南变成了他的真正目的。

柿子就挑软的捏。西南诸军阀里边谁最弱?当属贵州军阀王家烈。有多弱?和王家烈“过从甚密”的桂系军阀白崇禧等人均认为贵州也属自己的地盘,所以当蒋介石准备借机控制贵州的时候,有点“护食”的意思。

显然此时,比起追击红军来说,蒋介石更担心的是桂系入黔。他甚至密令从南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首领薛岳,驱使贵州军阀王家烈主力离开省会贵阳,随中央军追击红军。就算没人可追也安排一些在其他关隘布防的任务,就是不让他回贵阳。而在贵阳周围,则布以重兵,一方面弱化王家烈对贵州的统治,一方面防止桂系入黔,可谓用心良苦。

所以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对于红军追击很紧,但贵阳一直据以重兵,可怜的王家烈部有家回不了,直如丧家之犬。但周围的军阀们岂能不知。

王家烈固然嘴上不说,心里肯定骂娘。至于耿直如刘湘,曾在三军面前痛陈中央军出工不出力,等到川军将红军消灭的差不多了,中央军才如潮水而来,来了也不打,只是在贵阳驻扎,坐山观虎斗。

参与“围剿”的滇军孙渡给云南主席龙云的报告中也写道,如今之势,中央和川军各怀异心,最好还是按兵不动,以免耗费兵力,使别人有可乘之机。而其实,滇军和川军的关系本有龃龉,之后当红军进入滇军境内川军尾随而来之际,就遭到滇军之警告,意即迅速离开云南境内,否则要开枪了。

而此时的蒋介石派出的中央军“剿匪”薛岳部,其实也有自己的想法。薛岳本非蒋介石嫡系,作为广州军阀,在处理两广和西南的军事问题上有天然优势,所以于此次“剿共”才在国民党诸将中脱颖而出。他在挺进大西南、伺机扩大版图方面与蒋介石不谋而合,但是在主动出击对付红军方面不是那么主动。这导致中央军一直在乌江流域徘徊不前,贵州北部一带形成了较大的兵力薄弱地带。

由于周边军阀的按兵不动,红军在扎西竟然有了喘息的机会,不但整编、修整了部队,而且还有了时间统一思想。*发现红军之前低估了川军和滇军的实力,继续向西向南走只会把让部门走上死路,向东去实力相对较弱、兵力布较弱的贵州北面或有转机。

事不宜迟,*下令将士们*个回马枪,迅速在太平渡和二郎渡两处进入贵州北部。贵州北部只有被调出贵阳的王家烈部,战斗力量和意志均不甚强烈。红军一路如摧枯拉朽,迅速南下占领了桐梓。这就是二渡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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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渡赤水

在号称天堑的娄山关,红军与黔军血战,最终一举拿下。*也在此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忆秦娥·娄山关》,以记之。

在取得了娄山关大捷之后,*率领军队一鼓作气,南下再次直逼遵义。又是一番苦战,红军击退王家烈的黔军,占领遵义。

不过在遵义之战,红军损失了一员高级将领——邓萍。是彭德怀的搭档,如果他能活到1955年解放军评定军衔,至少应该是大将级别。

在红军东渡赤水河进入黔西之时,蒋介石就感觉不妙。等到娄山关被攻破,蒋介石一改之前让中央军静观其变的态度,用严厉的语气,急令薛岳、周浑元、吴奇伟部主动出击,如有差池,军法伺候。

中央军吴奇伟部对于红军比较轻视。作为先锋部队,他没有等到其他军队来就率先向遵义方向调兵遣将,意图吞掉红军,拿下首功。当然,他这样想是有一定依据的。此时红军在土城一役,兵力又损失将近5000人,加之为了行军方便,很多重型武器都被抛弃,相对于全副美式精良装备的吴奇伟部,红军似乎没有一战之力。

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吴奇伟暗暗感到惊心,这支队伍的战斗意志和战术素养极为高,原本以为可以速战速决,竟然成了拉锯战。红军此时在*的带领下真可谓是背水一战,如果失败,不但遵义守不住,二渡赤水将也无任何意义。

这场战斗,由于战士伤亡过多,红军派出了压箱底的干部团。何谓干部团?就是这个团里的士兵都是干部级别,但这时只能把他们当普通士兵用了。

在激烈的战斗下,大概是被红军不畏牺牲的气概所震慑,害怕被全歼,吴奇伟竟然下令中央军向南撤退。*带领红军一路追击,中央军丢盔弃甲被追到乌江一带。吴奇伟被吓的魂飞魄散,差点学项羽来了个自刎江东,好不容易过了江又被吓出昏招——毁坏浮桥,让前来增援的薛岳部只能对红军隔桥相望、徒呼奈何。

红军获得大捷之后,获得了吴奇伟两个师的物资,并在遵义进行修整,元气得以恢复。但是此时红军的处境依然十分危险,与吴奇伟一战已经打醒了蒋介石的中央军。为表重视,蒋介石更是从南京飞往重庆,就近督战。如果不迅速找到出击方向,等待红军的将是更多的兵力和更强大的火力。

为避免坐以待毙,*指挥红军小股部队进行佯攻,意图调动中央军。但是蒋介石这回显然不上当了,只是把军队集结,步步紧逼,收紧包围圈。

这样下去显然要坏事,必须得找一个方向突围出去。此时红军内部的决策却出现了分歧。由于黔军王家烈部目前在打鼓新场集结,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周围兵力最薄弱之处,可以找这个软柿子去捏一下。

几乎所有的红军高级将领都认为此方案可行,但是*却极力反对,因为红军最终目的是调动国民党军队,伺机突围,并不是打一些无意义的仗。经过多次交战的经验得出,王家烈部的战力固然是最低的。红军在此北上渡江突围的几率似乎已经微乎其微,攻击打鼓新场,会使得国民党军在贵州南部的集结更加紧密,这样一来红军活动范围就更加狭隘了。

在战争中,高明的指挥者从来不会提前设想好自己的行动,而是随着战事的发展不断修正自己判断,做出决策。由此看来,这时或许*的心中,已经对之后的三渡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这一系列操作有所计划。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也说服了红军的其他的将领,并且随后,红军中央成立了以*、*、王稼祥为核心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来决策眼前的生死存亡大事。

1935年3月15日,红军集结了全部兵力来攻打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这又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战斗,红军固然奋勇战斗,但是周浑元早有准备。中央军躲在碉堡工事里边不出,红军打了一天一夜都没有打进去。

为避免耗费兵力被打反击,红军果断撤军,从鲁班场以北的茅台镇渡过赤水河,是为三渡赤水

南渡乌江是在四渡赤水后,四渡赤水之后发生了什么(6)

四渡赤水

在这儿有个轶事,红军经过茅台镇的时候,从一处酒窖中发掘出数百坛茅台酒。全军将士将茅台酒灌满水壶用做医用酒精来处理伤口,一时间酒香扑鼻。

鲁班场之战,红军损失军士接近500人,可以说并不是一场成功的战役,但是意义却非同寻常。这场战役吸引了南边的薛岳等部的中央军、西边的川军以及孙渡部的滇军向黔北集结,客观上在南面留下了兵力空虚地带。

此时,*的战术已经十分清晰。渡过赤水河后,他下令大部队在原地待命,而让红军的一个团向西挺进,做出攻打古蔺的态势。看到红军大军攻打古蔺,在西边的川军固然十分紧张,在贵阳亲自督战的蒋介石也大为恐慌,忙电告中央军、黔军、滇军向古蔺方向全速开进。

而此时,*命令在赤水河西岸隐蔽的红军主力,以迅雷不已掩耳之势从太平渡和二郎渡再次渡过赤水河,此为四渡赤水。

南渡乌江是在四渡赤水后,四渡赤水之后发生了什么(7)

渡过赤水后,红军快速行军,一路南下。为了迷惑蒋介石,*故布一支疑兵向北突围,做出要跟中央军决一死战的架势。而大部队马不停蹄,主力迅速朝南,渡过乌江,竟然隐隐有朝贵阳挺进捉蒋之势。

蒋介石在贵阳也被*的这三股“疑兵”弄的晕头转向,无法弄清楚红军到底是向西、向北还是向南。

令蒋公更加尴尬的是,在贵阳他面临着无兵可用的境地。由于将大多数中央军调往古蔺方向,贵阳的守军竟然不足500人。这要是红军来攻打贵阳城,周边的军阀来不及“勤王”,蒋介石岂不是要唱一出“空城计”?

蒋介石不是诸葛亮,红军更不可能是司马懿,且红军已在沿路宣传“攻打贵州城,活捉蒋介石”。想到此节,蒋介石认为不能以自己的性命做赌注,便迅速在贵阳做专机遁走。

而后来事实表明,红军却甚至没有向贵阳看上一眼,在向东向南略做迂回之后,向西直逼昆明。

云南的兵已经被孙渡全部拉出去配合中央军,昆明现在跟空城也差不多。红军的这次行军把云南省主席龙云打了个措手不及,忙调集省内的地方民团前来守卫昆明。这样,在川黔之间的金沙江防线就出现了一个兵力空虚地带。

事不宜迟,4月29日,*向全军发布了动员令,兵分三路迅速从金沙江防线缺口皎平渡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平原。自此,红军在进入西南后和国民党中央军的缠斗基本上告一段落,中央军铩羽而归。

面对此情此景,蒋介石也不由感叹道,红军的决策之匪夷所思,世所罕见。而中央军愚钝呆板,被红军随意调动玩弄,实为一生用兵最大的耻辱。

当然红军在四川最终还是没有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是按照*的决策继续北上,跟刘志丹胜利会师,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

1935年,*领导的中央红军和国民党中央军以及各路军阀,在我国西南大地上演绎了一幕幕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的“围剿”和“反围剿”。在*而言,他的每一个决策对于红军的前途,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生死攸关。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天才的想法并不是灵犀一点,而是随着战局的变化不断调整的,其中蕴含的智慧、勇气以及曲折、辛酸,不得不让人击节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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