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宣传词资料图片
3.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感召力——经典的密码
新中国成立初期，“边境反特故事片”应运而生。正像影片开始阿米尔报到时送的信中所写的，当时确实有国民党残匪在边疆地带伺机而动，“边境反特”一类故事因此有其现实依据，同时，这些“边境反特”故事也有着非凡的文化建设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边境、国界概念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内涵。人类学家王明珂曾有一个巧妙的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起来像个圆形。面对冷战敌对环境，国家利用电影这种当时的先进传媒，明确地理与文化的边界，并确立国家的政治与文化主体性。电影中国境线的反复强化呈现，正是新生共和国的国民教育的重要一课，人们在电影放映的第一眼就看到“国家”，提升了新中国人民的“国家观念”。
因此，“边境反特故事片”成了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电影样式。《冰山上的来客》展现的国境线与少数民族形象也具备了展示与提升新中国政治与文化形象的功能。这些“边境反特”故事，是这一特殊时期内的“国家叙事”。《冰山上的来客》是中国银幕上最早的表现新疆军民团结一致反分裂的故事。在与敌对势力斗争过程中，军民的智勇、英雄的牺牲、民族的团结等，都成为国家叙事的重要内容，通过故事的讲述，新中国的革命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建构起来。
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在新中国类型片发展史上也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当代“谍战”题材电影的先驱。从《冰山上的来客》以及更早的“边疆反特”题材电影开始，中国电影人对这种类型进行了各种实验，边疆雄奇秀美的山川、少数民族人物形象、丰富多彩的民族习俗、针锋相对的敌我斗争、各民族亲如一家的团结精神、具有地域色彩的音乐等等，为当时观众提供了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其中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叙事，为国人铸造起了共同记忆和情感结构。
影片的第一主角是杨排长，但阿米尔的形象对观众心理而言，是最重要的角色，因为在他身上，凝结着大多数观众确立自己文化身份过程中的变化机理。在新中国文化建设之初，电影成为教育群众、激励群众最重要的媒介。作为一个新战士，阿米尔一出场就面临私人情感的困惑，这份情感困惑也阻碍了他在思想上真正成长为一名战士，他的情感走向也开启了整部影片的悬念。从民间伦理的角度看，阿米尔与古兰丹姆青梅竹马的感情受到来自国内外反动势力联盟的破坏和欺骗，必须得到匡正。边防军革命组织惩恶扬善，最终使阿米尔在真假古兰丹姆之间，看清了个人情感与国家之间的内在关联，明确了自己作为战士的责任和使命。革命护佑了阿米尔与古兰丹姆的感情，又通过杨排长安排的“认干亲”，使这种人间的幸福分外圆满，个人情感与革命事业融为一体，因而革命事业帮助阿米尔完成了身份建构。观众也通过对阿米尔角色形象的情感投射，继而产生了对革命事业的价值与意义的认同。影片又通过片尾夜空中升起的三颗信号弹，将这种认同提升为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这也是这部电影以及这个故事能强烈吸引观众，并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经典的关键。
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在这个故事中发挥了巨大的感召力。民族风情是《冰山上的来客》叙事扣人心弦的重要因素。塔吉克族的服饰、婚俗、节庆、礼拜寺、墓地以及群众对白中地域性很强的用语和异域感十足的文体等，再加上帕米尔高原上的险峻冰峰与湍急河流等地貌，构成了影片奇崛的视听体验。借助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想象和刻画，这一故事中的爱情描写以及民族歌舞场面，很容易俘获观众的心。但这种民族视听元素并没有单独静态地呈现，与视听愉悦并置的是一种革命价值观的植入，是民族文化元素深入到核心情节并参与到人物及其关系的塑造，是个体、族群融入宏大的国家叙事之中，是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卷入波澜壮阔的中国当代历史变革的漩涡里，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庄严肃穆的形成过程。这才是《冰山上的来客》成为经典的奥秘！而后世对这一经典的改编和重述，首先需要解开这一经典的文化密码，才不会辜负这永恒经典的文化滋养。
《光明日报》（ 2021年07月21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