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明商标，恕不致误——监试人对照片。姚团丝：《天津会考试场小景》（之一），《时代漫画》，第28期，1936年。
作弊的花样常会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逻辑与时俱进，比如夹带“或藏于衣帽，或藏于器具，且有藏于亵衣裈裤中者，丧心无耻，至于此极。”
（《钦定科场条例》卷三十）
所以也无怪乎会出现许多变态的搜查程序了。
古人用于作弊的衬衣。
民国时期有学生有一个绝佳的发明，把信息写于铅笔上，真是天才：
一生将几何物理方程式，皆刻于所用之铅笔上，惟留向外一面无字，监试者未及察觉，亦可谓挖空心思也。
（恺翁：《首都大学考试，女生大腿上作弊》，《真理报》，1947年6月24日）
还有女生把题目抄在大腿上，让男老师徒呼奈何：
（女学生）
暑期大考之际，其预抄之暗记，竟多写于大腿之上。迩来男女大中学生，皆着短裤，男教授更不能检查女生之玉腿，明知其弊，只得眼开眼闭。（恺翁：《首都大学考试，女生大腿上作弊》，《真理报》，1947年6月24日）
学校里的考试，学生们为了抢占便于作弊的好座位，也是费尽心思：
在大学里，几个有远见的学生便在考试以前预先选择地位隐僻的座位，以便考试之用。为避免被他人抢去起见，于是写一个字条贴在择定的座位上，字条上所写的无非是某某于某日某时在此考试，他人不得擅坐等等。这种手续有的在考期前一天办妥，有的简直在考期前一月早已办妥。他们选择座位之用心，真不亚于替他们已故父母择坟穴的风水。若那只位子的风水实在好不过，那末便有许多同样的字条贴在上面。只要考试的时间不冲突，那只位子的许多占据者之间不致发生惨剧。不过有时不讲理的同学看上了那只座位，不管已否有人占定，干脆贴上一张大字条，把许多已在的小字条全盖没了。这样，一幕全武行便难免了。不过这还未算达到争座位之技术的顶点，因为有的学生如果看中了那只座位的话，如果他是绝顶聪明的，他便不客气地把所有大小字条都扯了，而在座位上用刀刻上与字条上同样的字句，这样便比较稳固了。
（浑家：《论考试作弊：其方法及是非》，《宇宙风》，1935年第5期）
方泂作：《高考一瞥》，《时代漫画》，第29期，1936年8月。
防止作弊的措施也是与时更新，如清代的考场纪律，除了一般性的规定外，还增加了不少条件：
帽用单毡，袍褂衣裤俱用单层，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用毡片，不许携带厚褥，卷袋不得装裹，砚台不得过厚，笔管镂空，水注用瓷，蜡台用锡，单盘空柱，糕饼食物各切开……考篮或竹或柳，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毋许携带坐褥。
（《大清会典》卷三三)
但就“糕饼食物各切开”一条，即能看出，政策的制定者是需要极具想象力的。
但有时，学生作弊的手段并不高，监考者却不能分辨出来。有一位高度近视的老师，就把学生的夹带看作是草稿，这位教授实在是一位坚信人本善的道德君子：
国立浙大教授潘渊博士，早岁留学英国，得英国伦敦大学心理学博士头衔，并为英国皇家学会之会员。年逾五十，老态龙钟。教法十分守旧，考试非默写讲义不可。一字无误，准得一百分，错一字，扣一分。即“之乎者也”等语助辞，亦不能例外。学生等咸知其脾气，且又觉其眼睛近视可欺，平日上课，听讲者寥寥，一待考试，即抄夹带。某次考期，潘博士把命题范围，告知学生。某生在考试时，把夹带抄好，一上课，即置夹带于试卷下，照样誊写一遍，自然一字无误。甫誊毕，下课铃响。某生心一急，把夹带与卷一并交上。课后始知，连叫糟糕。适为同班之潘博士之女公子听到。[请她]先去父室，为其取出，事成，某生请客。潘公子欣然往取，不料乃父方批阅某生试卷。女公子知已无能为力，遂怏怏退出。某生干急不已，一夜无眠。翌日，潘博士发还试卷，莞尔语同学曰：“你们班里某君，做事实在仔细，考心理，亦起草稿，字迹清秀，无一错误，故得一百分。我教书数十年，从未遇如此好学生。”某君闻言，犹将信将疑，然学期结束，某君心理学成绩，果然最好。作弊遇如此，可称奇矣。
（柳郎：《作弊遇奇》，《东南风》，1946年，第13期）
为防止考生舞弊，考前的检查历来都非常严苛。除了一般性的搜查随身携带物品、搜身之外，有时还会搜头发、裸体搜身，甚或挖耳朵、挖鼻孔来搜检。许多士人对这些有伤自尊的侮辱性做法大为不满，但抗议也常无济于事。
作弊多是因为平时不努力，无奈之下去冒风险。有段文字把考场上的学生写得活灵活现：
小陈的白纸，仍然是那样的洁白，虽然有几个蚯蚓的小字，可是那是从黑板上抄下来的。这时他的脸上，满布了一些愁容，先生又要收卷子了！正在大家纷乱之际，他把眼睛直直地射在邻座的同学的卷纸上，很兴奋地看了一眼。咳！谁知道运气不幸得很，又遇见同难的朋友，原来也是一样的白纸！于是他又转秋波改换方向，看见人家几行小字，自己又喜又惊地抄了几句。嘿！时光流水，无情的上课钟又敲着……先生再不能等了，于是叫着：“交卷！交卷！快交上来吧！”隔未一分钟，先生一溜烟地离开了教室。这位孤独的人儿，把两手放在脸下……
尽管现在做了老师，经常扮演“神气的”监考官，但看到这段文字，还是直冒冷汗。对了，这篇文章名为《试堂——平日不用功，考时叫老兄，老兄……》
（1939）
。
也有冒险失败，一时冲动而自*的：
我们有一位同学，他真是一个老实的人，平时沉默寡言，读书也用功，只是家境不太好，营养不良，身体也坏，常常生病，常常脱课，又神经衰弱，记忆力不强，所以功课不大好。他父亲又迫得他很凶，若有一门不及格，就要不准他继续入学。在这样的功课与家庭一方面的交迫下，他铤而走险，在考试的时候作弊（偷看书）。不巧，正给监考先生查到，一顿大菜，一张布告，他就被学校开除了学籍。回到家里，他怕他父亲的责骂，在他父亲知道这消息之前，就吞了一瓶来沙而——就此永别了这冷酷的世界。
（《揩油与作弊》，《海沫》，1941年第2卷第7-8期）
考试作弊而酿成悲剧的事例不少：
学生江某日前考试英文，私看夹带，为教员察出。江生自觉无颜见人，次日投江身死。遗书同学，略谓仆素以忠直自负，今一念之差乃至于是，不如一死以明此身云。呜呼苦矣。
（《南京学生自*：考试作弊遂轻生》，《时报》，1912年12月27日）
华君武作：《学校生活》（之一），《时代漫画》，第23期，1935年11月。
对于学生考场作弊，也并非所有人都持完全批评的态度，至少有些人由作弊去反思作弊背后的原因。民国时有一群刚成为老师的青年人，怀着“同情之理解”，分析了学生作弊的七大原因：
1、要多得分数——学生要凭分数拿文凭，定升级或留级，教师们也多由于传统的观念，以为分数多的是好学生，因之，同学不惜用种种的方法，来赢得分数；
2、规定课本的关系——这是整个的中国教育制度的缺点，因为本国教材的缺少，所以多用舶来品，不论它是否对同学们适合，他们是否了解。所以在明瞭内容之前，还得精通外国语文。于是使得一些根基稍差的，或平时喜欢动的同学很难完全接受。考书的时候就要来个“翻版”或“腾清”；
3、教师们态度的关系——教师态度太严肃了，同学只知道恐惧而不敢去接近，于是师生没有感情上的联系，学生也不敢发问题，永久的马虎过去，最基本的不能明瞭，再到深奥些的自然更无法应付了！自己也许不愿意作弊，可是也不得不作弊来衍敷过去；
4、家庭环境关系使同学无复习的时候；
5、题目太难，使他们缺乏自信心，以致要看别人的，或书翻来对照；
6、平时喜欢玩的同学——“平时不读书，考试叫老兄；老兄并不理，气的干咬笔。”
7、自己不知作弊的害处。
（《关于考试作弊问题》，《联声》，1939年第2卷第3期）
基于这种同情，有很多人发起了“考试作弊是不是不道德”这类的讨论：
我以为考试作弊不仅不是个道德的问题，简直可以说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个严重的教育制度的问题，是个从皇帝以下的秀才、状元直到现在这种会考、抽考、毕业考、入学考、大考、小考……的考试办法的问题。
（静珍：《考试作弊是不是不道德的？》，《联声》，1940年第2卷第10期）
考试作弊，自不必为其辩护，但由此而反思考试的方法和制度，也确乎是必要的。
相比于考场作弊和请人抬高分数等舞弊方式，最令人痛恨的是顶替。前者对别人的伤害相对较小，但后者直接就偷走了他人的人生。顶替的方法，除了像某省直接顶替别人名额外，还有就是替换别人的试卷：
（某个学生）同学们正在用劲地做考卷时，他却异想天开地希图另辟蹊径：他态度自若，不动声色地观察四周，看看有无新奇的作弊方法可施。结果，他发现有一位女同学坐在他的隔壁。她姓陈，他亦姓陈。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只是静静地等，等她做完考卷，预备缴上去时，便偷偷地请求她慢点儿缴，暂且借给他一看。女同学是最重面子的，在盛意难却的形势之下，只得把考卷借了给他。他可不客气了，悄悄的用橡皮把她的考卷上的陈某某的某某二字揩去，而把他自己的大名写了上去，转瞬间已将她的卷子视为己有地缴给了监考先生！
（浑家：《论考试作弊：其方法及是非》，《宇宙风》，1935年第5期）
我不知道这位姓陈的女生是否叫陈春秀，只知道她们的人生自此就完全被偷走了。
近来北方某省出现数百起高考顶替事件，农寒子弟，以考试作为唯一的希望，社会流动之“阶梯”，此事令人不由哀叹，较之古代对科场案的处置，今日的“处理”几乎不痛不痒。
作弊之人多数时候是得不到惩罚，反而是处处受益的，在一篇署名八牛公所写的《新乐府·考试作弊》中，把这种情形描述得很透彻：
考绩肇三代，此法本至公。何意降末世，人心渐不忠。
都市纨绔子，偷惰术偏工。并座呼派司，袖里藏考贝。
屈指打电报，鬼脸学哈代。教师怕多事，逡巡装聋瞆。
揭榜列优等，洋洋誇狡狯。问彼果何学，局促瞠目对。
数年告毕业，混沌入社会。展其狡狯心，居然亦显贵。
可怜苦学生，没没气灰颓。叹息重叹息，幽愤深如海。
（八牛公：《新乐府：考试作弊》，《工商生活》，1941年第4期）
3 考官的酸甜苦辣
考试中另一个主角是老师和考官。在科考时，考官地位显赫，倍享尊荣，他们出场时，场面煊赫浩大，沿途万头攒动，观者如堵。考官往往乘坐四面敞开的八抬“显轿”，此轿上有“大椅一张，蒙以虎皮，前有踏板，上置两木狮以托足，八人舁之，其抬杠皆以彩绸包裹。后面一人持日罩罩头上。”
（华学澜撰：《辛丑日记》，王力点校：《贵州古近代名人日记丛刊》（第三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
极尽奢华和排场。
但细心的看官也会发现，在豪奢的显轿背后，还有一物：
最妙为轿后随抬盒一具，载腰斩所用之铡，亦即清廷对主考犯科场大罪之刑具。此种刑具，闽省科场案，曾一用之。主试者被腰斩为两截，心未死，伏地以舌书三大“惨”字而毙。
（刘成禹著，蒋弘点校：《世载堂杂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
考官出题，虽有掌握众人前途的虚荣感，但也要承担很大风险，若题目出的有问题，挨板子、受罚自然也就免不了了。出题要兼顾的方面很多，如要传达圣训，但又不能过分迎合拍马，让考生们形成揣摩上意的习气：
考官出题，择四书五经内义旨精深及诗题典重者，不可拘泥忌讳，将颂扬语句并熟习常拟之题，致启揣摩宿构之弊。
（《钦定科场条例》卷十六）
考官之苦还在于考试之后评阅试卷。大量考卷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批改完毕，而且要做到“公平公正”，这谈何容易。南宋张扩《读试卷有感》曰：
巧语互一律，纷然如铦锋。挥笔余万言，积案成千重。
谁令缪悠子，持衡居其中。两目病且昏，不辨牛马踪。
而使视试文，岂能分雌雄。往时心力强，眼明耳犹聪。
本欲藉科举，脱此文字攻。一朝反自缚，身随蠹书虫。
负郭有田园，犹存荒菊丛。频年粳稻熟，酒贱尊不空。
胡不驾柴车，远揖陶令风。作诗请伯氏，林下相追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