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嘉音作：《试场鸟瞰》，《时代漫画》，第1期，1934年1月。
本想通过科考，让自己摆脱应试文字的缠绕，谁料成为考官后，文字竟带来了更大的折磨。如此情况下，也实在难以做到完全的公正。柳宗元谈到阅读试卷时的体会：
有司一朝而受者，几千万言，读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视，心废而不欲营，如此而曰吾能不遗士者，伪也。
（《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所以，考场之中，考生考得苦，考官也好不到哪里去。任务重、压力大、条件差，有的考官竟至活活累死在考场。明嘉靖时期翰林学士张潮做主考官，“入贡院，三场毕，以病死，舆尸出。”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二）
实在是惨。
考试制度一直在不断的演变中，至少在形式上逐渐人性化了。如今高考，几乎全民动员，提供便利，学校还会找来心理师调适学生心理，就连一向严格古板的班主任，也一改常貌，装作与学生打成一片，这都是为了让学生有良好的心理状态。以往的历史中，学生就不这么幸运了，他们常遭遇以吓唬、折磨学生为乐的考官。德国哲学家泡尔生在《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一书中就提到：
有些主考官不可否认恐吓、羞辱应试者给他们带来的乐趣，这样做无非是以牺牲应试者的利益为代价来展示主考官的智慧而已。在主考官这里，人性当中的专制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被暴露出来。
（[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著，张弛等译：《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55页）
为此，在西方近代早期，有法学家曾对考官有这样的要求：
考试应当难度适中、仁慈、温和。考官不应该使候选人产生不安和恐惧心理。试题既不能死缠细枝末节，也不可大而无当。考试中应竭力避免引起愤怒、仇恨、憎恶、嫉妒、严厉以及其他类似的情绪。考试的时间和地点倒是无关紧要，符合基本的情理和习惯即可。
并特别强调：“候选人不应该在半夜被叫醒起来参加考试”。
（《象牙塔的变迁》，第113-114页）
当然，并不是所有考官都是如此变态，为学生着想者也不在少数。钱穆先生批试卷，批改完毕，“忽学生来告，新生月考不及格例须退学。”此前钱先生不知此规定，为了不让学生不及格，“遂至办公室，索取考卷，欲更改分数。主其事者告余，学校无此前例。”经过复杂的交涉，“取回考卷，另批送校，此一班遂无退学者。”
（钱穆著：《师友杂忆》，三联书店，2005年，第149页）
也有考生在考试中以示弱来换取老师的同情。民国时期在清华的入学考试中：
有女生在英文试卷后面写了一封恳切的信：说“今年我又完了，我考了三年，不想今年又落空。可怜我是一位弱女子，你们若是不取我，我只有死的一条路。”上欸是“亲爱的教授们”，吴雨僧第一个发现“亲爱”两字，对该生表无限同情，他说：“假使我是校长，我一定取她”，但是因为不是校长，要想当“亲爱的教授”，也爱莫能助，只好给她一双蛋以作慰劳云云。
（《考卷的奇妙答案》，《清华暑期周刊》，第五期。）
泡尔生说：“应试者的无助也会起到保护他本人的作用”
（《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第355页）
这样的表达果然引起了吴宓先生的同情，但穷酸教授其实并不比穷酸学生更有能耐，实在是也帮不上什么忙。
有一份1639年维滕堡大学艺文和哲学系硕士生入学面试考场记录，该候选人在笔试中竟没有提交笔试试卷，大概是该校求贤若渴
（也或是根本也没什么学生来考试，因为该生并没有展示出什么突出的才华）
，就安排了对他进行口试。教授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但“这位候选人对大多数提问都报以空洞的学院技巧：沉默是金。身为这间屋子里地位最卑微的人，候选人以说话最少充分实现了考试的仪式性与等级性。最后，面对这位候选人的沉默与无知，前两位教授只好循循善诱，甚至干脆暗示答案。”
（《象牙塔的变迁》，第116页）
结果并不出乎意料，该生表现“非常糟糕”，但最终的结果令人匪夷所思，考官竟然还是决定给他及格，理由之一是“考官们一致希望他在今后的学习中更加勤勉。”可怜天下老师心！
也有老师因为考试而倒霉的。何兆武先生提到，在西南联大时期的一次数学考试中：
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数学系主任杨武之先生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杨武之，把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的没有错。后来杨武之很不好意思，好像还辞掉了系主任的位子，或者请了一年病假。
（何兆武口述，文靖译：《上学记》（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110页。）
监试者多是公务员，服装在两个极端，各极其态。姚团丝：《天津会考试场小景》（之一），《时代漫画》，第28期，1936年。
老师和考官难做，还因为经常有学生给老师出难题。民国时期清华大学考试时：
某本英文试卷上面，是清一色的法文信一封，上面写得明明白白说自己不大会英文，但法文很那个，希望考入后有一补习的机会。
（《考卷的奇妙答案》）
有考生在试卷上向考官逗乐子，清华某考生在算学试卷后面仿流行歌曲“桃花江”作曲一首，词曰：
我听见人家说，
清华今年考生多，
女生四五百，
不及男生多。
妙处不止此，在这后面紧跟着的是恭恭正正的楷书：
哎呦呦，我的肚子痛喽，我算不出来啦！
（《考卷的奇妙答案》）
我实在好奇，不知道这位学生后来的成绩如何。
4 考试的是与非
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创造，要通过教育来实现，而教育结果的检验和人才的选拔，就需要考试。中国人喜欢溯源，更喜欢把源头追溯到中国，考试制度大概确实是中国为最早，西方的笔试制度的完善差不多要到十八世纪之后。
（《象牙塔的变迁》，第156页）
有人说，西方的考试制度，或受中国的影响，孙中山就曾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
（《五权宪法》）
1868年5月波士顿市在招待中国大使馆外交官时，爱麦生
（Emerson）
谈到要借鉴中国的文官选拔制度：“中国社会上都非常尊重教育，也走到我们的前面，这就是中国值得光荣的唯一凭证。”
（《中国考试制度史》，第327页）
在这种似褒实贬的说法中，着实也体现了中国科举的独特性。启蒙时期的欧洲思想家，多以人文、民主之特征赞誉中国，他们提到的主要例子之一就是科举。
中国的科举源自隋朝，最初是为了抑制门阀贵族的力量，让平民子弟能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何炳棣先生有一本书研究科举所造成的社会流动，书名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中译本为《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注，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年）
科举确实可算是寒门弟子的“成功阶梯”。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邓嗣禹先生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中专门提到了科举对于社会风气的影响，科举让整个社会都充满了争先向上的风气：
贫苦子弟，类皆廉谨自勉，埋首窗下，冀求一第。即纨绔公子，亦知苦读，以获科第，否则虽富不荣。傥肄业之时，一曝十寒，遇大比之年，名落孙山，则不拘富贫，皆垂首丧气，无面见人。非若现今学校，毕业与否，不甚紧要也。因此之故，前清时代，无分冬夏，几于书声遍野，夜静三更，钻研制义。是皆科举鼓励之功。
而科举停废之后，社会学习风气大变：
自罢科举后，中大学毕业,无瞰饭之所：于是纨绔子弟，终日逸游；贫困之士，有志莫逮。甚至平民义务学校，免费供膳，犹辞不人。强迫教育之令日盛，反不若科举时代能使人力争向上也。（《中国考试制度史》，第267页）
但考试制度也有许多弊端，最让人诟病的地方是让学生过于专注于考试的技能，而非知识本身。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说：
“一切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什么？”
——把人弄成机器。
——“其方法是什么？”
——他得学习让自己感到无聊。
（[德]尼采著，卫茂平译：《偶像的黄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3页）
学业的“成功”，似乎是首先要变成“机器”，即“考试的机器”。考试后果是“以牺牲优秀人才为代价来促进一般和中间水平的人的发展，造成了独立判断的缺失，夸大了纯粹机械知识的价值。”
（《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第348页）
1740年左右德国耶拿大学的博士答辩过程及其后庆祝的场景。
在一幅体现1740年左右德国耶拿大学的博士答辩过程及其后庆祝场景的图片上，一位博士候选人正在结束教授们的质询：“阁下也是一名沃尔夫主义者吗？”
（Ist der Herr auch ein Wolffianer?）
当时沃尔夫被朗格
（Joachim Lange）
和敬虔派
（Pietist）
陷害，被判为异端。这位博士候选人义正辞严地作答：“打倒沃尔夫！朗格万岁！”
（Pereat Wolff Vivat Lange）
。但后面在答辩后的庆祝时，他口中的话变作：“沃尔夫万岁！打倒朗格！”
（Vicat Wolff Pereat Lange）
（《象牙塔的变迁》，第108-111页）
他们抽着烟、喝着酒，在他们身上，真正的知识和考试的技巧分离了。
考试制度大概是所有不好的制度中较好的那种，所以既难以一下子取而代之以其他办法，也不能过分强调考试的结果。考试结果被简单设定为“成功”与“失败”，相应的也会有积极和消极的情绪。俾斯麦曾说过一句颇有些道理的话：
考试将成为我们的祸根。大部分通过考试的人非常疲惫因而不能进行任何创新，对与他们有关的一切事情都采取消极的态度。最为糟糕的是，他们因为顺利通过了这些考试而过高评价自己的能力。
（《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第349-350页）
考而不死亦非神。考而不死，一定会有大学的老师们及未知的难题在前面等着打击你。而落第者，也应该积极面对未来的路，锻就良好心态。且看另一份民国时期清华的考卷，有一位学生在试卷下面这样写道：
我上定清华了，取不取由你，我相信我没有什么错误，即使有些错误，你们替我改正一下就可以得满分了。
（《考卷的奇妙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