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子翼（1916-2015.3.17），原名方泰兴，金寨县果子园乡佛堂坳人人。1929年立夏节起义后，方子翼的父亲方履端和几个叔父都参加了革命队伍，13岁的方子翼也成为一名英姿勃勃的儿童团员，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入川，参加了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等重大战役。
方子翼将军是位传奇性的开国将军。红四方面军由于南下，最终北上，经历了三过雪山草地。而方子翼却四过雪山草地。他原是四方面军三十军将士，西路军失败后，他们那一路急攀祁连山，慢走青海草原，四过雪山草地，最终进入新疆。【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三十军西渡黄河编入西路军，方子翼率部在河西走廊与国民党马家军喋血苦战五个多月。由于始终处于无根据地作战环境中，兵力得不到休整补充，武器、物质严重匮乏，终因寡不敌众而遭失败。三十军千余人在军政委李先念率领下组成西行支队，突围进入终年积雪的祁连山与渺无人烟的戈壁大沙漠，在四十七天艰苦卓绝的转战、跋涉中，方子翼和全体指战员一起，克服极度的饥饿、寒冷、疲劳，历经艰辛，于4月底进甘（肃）新（疆）两省交界的星星峡，这时西行支队仅剩四百二十余人。5月2日，方子翼和西行支队的全体指战员换上新装，乘车到达迪化（乌鲁木齐）】而方子翼到达新疆后，进入红军第一支航空队学习，从而成为第一位驾机升空的红军战士。
解放战争时期，方子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航空队队长，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飞行教员、教育主任、飞行训练科长、飞行大队政委。
建国后任第五航校校长、空军第四混成旅11团团长、空军第三歼击旅旅长。
他是人民空军的第一代飞行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1师首任师长。朝鲜战争时期任空军第四歼击师师长，是第一位率部参战的中国空军师长，空1师首创了年轻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击落美军“空中英雄”、击毙“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惊人战例，空1师在抗美援朝空战中以击落击伤敌机88架的辉煌战绩，威震美国远东空军，打出了新中国空军的威风。归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军副军长兼安东防空副司令、空军第二军军长、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解放军空军学院顾问等职。1955年10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参与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空军组织指挥工作。
一，方子翼将军的“三次进攻战役”
“三次进攻战役”是指红四方面军在1933年8月中旬至10月底，为巩固川陕边苏区，向四川军阀发动的“仪(陇)南(部)战役”、“营(山)渠(县)战役”、“宣(汉)达(县)战役”。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功勋卓著的我空军第四师师长方子翼将军，当时在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政治处任团务委员会*(青年干事)，全部参加了这三次进攻战役的战斗。老将军曾向笔者回忆了当时的情况，现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战前形势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同年12月至1933年2月初，依托大巴山，以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为中心，创建了川陕边苏区。2月中旬，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受命担任川陕边“剿匪”督办，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将红军消灭。对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利用山高路险的有利地形，节节消耗敌人，并有计划地后撤，在收紧阵地的同时，集中兵力果断进行反击。此次战役的结果，红军共歼敌2万多人，缴获步枪8000多支，机枪200多挺，迫击炮50门，川陕苏区的人口扩大到两百多万，红四方面军由4个师扩编为4个军(红四、红九、红三十、红三十一军)。
四川各路军阀目睹了田颂尧的惨败，慑于红军的声威，各取守势，力图自保。刘湘虽然势力最为雄厚，并已被蒋介石命为四川“剿匪”总司令，但他坚持“先安川后剿赤”的原则，其兵力用于对叔叔刘文辉展开“家族混战”，短期内难以发起对红军进攻。
结束“徒手”生涯
仪陇、南部两县都在通南巴苏区南面，是田颂尧的地盘。田颂尧在“三路围攻”失败后，把主力退到嘉陵江西岸防守，仍留着几个团在江东踞守，不拔除这股敌人苏区就不会安宁。同时，我们为了解决苏区200多万人口没有食盐供应的问题，也一定要得到敌占区的盐井。
当时上级决定，仪南战役由红九军担任主攻，红三十军和红四军的部分部队配合。战役于1933年8月12日开始，我军兵分三路，先迅速肃清敌前哨，于22日攻占仪陇城后，26日就把嘉陵江东面南部的地区全部占领。到27日为止，仪南战役胜利结束，历时16天。
此次战役，我军歼敌3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拔除了田颂尧在江东的“楔子”，攻占了仪陇县城，还占领了100余口盐井。
当时方子翼将军所在的二六四团共1000余人，排以下人员全是四川的新兵，除少数人有匕首或自备的*猪刀外，有条件的只拿一把农具或者一根木棍，剩下的大部分人是基本徒手，因此被称为“徒手部队”。他们部队被充作“战役预备队”，但也参加了战斗，并获得了战果:在8月22日进攻仪陇城时，二六四团的徒手部队，在方子翼等的率领下，趁敌军逃窜之际，一窝蜂冲上去，将敌军一个营追到一条河边。这群国民党兵竟然连一个敢回头放枪的都没有，全都举手投降。此役方子翼所部缴获200多支步枪，除上缴外，每班分得2支，终于结束了部队的“徒手”生涯。
一起蹦了十几分钟
营渠战役是在仪南战役结束后25天，于1933年9月22日开始的。我军在与田颂尧作战期间曾致信杨森，希望他不要进犯苏区，但杨森置之不理，反而出兵帮助田颂尧进攻我军。见我军粉碎了田颂尧的“三路围攻”，杨森赶紧一面与我军“谈判”，要求“互不侵犯”，一面大肆捕*共产党人。1933年8月，我军取得仪南战役胜利后，川陕苏区西南方向扩展到仪陇以南地区，但杨森的二十军一部却占据着巴中县之玉山场、鼎山场等地，成为我军继续向南发展的严重障碍。
为了进一步巩固苏区，我军决定发动营渠战役。当时的部署是:以红三十军担任主攻，红九军和红四军的部分部队配合。首先以红九军和红四军的部队从两侧迂回，攻取玉山场、鼎山场的敌据点，再以红三十军从中央突破。
9月22日，三路红军同时并进，先扫除外围据点后，于10月3日冒雨攻克营山，6日攻占周口。至此14天，营渠战役结束。
营渠战役历时半月，攻占了营山县城，歼敌3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扩地100余里，解放100万人口，又是一个大胜仗。
方子翼将军所在的二六四团在本次战役中，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用刚刚缴获的枪支，冒雨进攻大庙场，将敌军一个团驱赶至小桥镇的河边。除个别敌人渡河逃跑外，迫使大部分敌人投降。战斗后清点战利品，发现缴枪1000多支。经上级决定，用这些缴获的枪支首先武装二六四团，结果全团将士一下子全都有了枪。方子翼将军清楚地记得，当宣布消息的时候，全团官兵兴奋得一起蹦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穷人乍富”的感觉
营渠战役于10月6日结束后，西北军委决定趁热打铁，发动宣达战役。
此次战役的对手刘存厚，有两万人。他本是北洋军阀时期的老军阀，虽被国民党任命为二十三军军长，但打的旗子却不是“青天白日”，而是“五色旗”。田颂尧对红军搞三路围攻时，我军曾数次写信劝其严守中立，但他不听劝告，乘我军收紧阵地时出兵竹峪关，企图包抄我军的后路。
上级决定采取声西击东的战术，以红四、红九、红三十军的各一部，兵分三路由北向南，各取一城。由红四军走北路攻万源，红九军走中路攻宣汉，红三十军直插刘存厚后方，迅速拿下达县(刘存厚的官邸绥定府)。
部队出动前一天(10月15日)下午，方面军领导把方子翼等红三十军的部分干部战士集合在通江县的得胜山进行出征动员讲话，要求战士们“用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用勇猛的战斗，突破敌人的防线，端掉敌人的老窝”。同志们听了都很振奋，只不过领导说那里有很多名叫“某某某”的机械设备，还有“某某某”的工厂，都是苏区必需品，一定要搬回来之语，让很多同志听得一头雾水，连笔记都没记。
10月17日，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二六八团和八十九师二六四团向达县挺进。二六八团作为前卫，首先攻占要隘烟灯寨，歼敌一个营。军政委李先念同志领着二六三、二六四团沿大道攻取蒲家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达县，刘存厚丢下自己经营多年的全部家当，在我军入城时从南门“涕泣出走”，因为“城门拥挤，银箱跌破，街道遍地银元不暇俯拾而去”。
宣达战役于10月27日结束，历时11天。此次战役解放了万源、宣汉、达县三城，歼敌6个团，缴枪10000余支、弹药500余万发，缴银元100余万元、棉衣20000余套、布匹20余万匹，还有刘存厚整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印刷厂，这些正是领导战前说起的“某某某”，我团绝大部分战士根本都没听说过。傅崇碧同志动员劳力6万多人，把战利品连续运送了一个星期。用当时一位领导的话说:真有点“穷人乍富”的感觉。
在负责清点战利品的时候，由于我军都是穷苦子弟出身，不识“洋玩意儿”，还真闹出了不少笑话:有的同志缴获了金条又丢掉，有的缴获了鞋油以为是罐头，就打开吃掉。方子翼发现负责刷标语的小同志说“缴获的洋灰不好使”，过去一看，发现“洋灰”其实是一袋洋面粉。
二，我亲历的一过雪山草地——方子翼将军的回忆
我们第一次过雪山草地，是在1935年七八月间第一次北上期间。当时，我在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九师师部当秘书，随副师长杨秀坤同志一起行动。
1935年6月10日，杨副师长率二六四团在川西威州南面攻下绵篪镇后，驻在岷江边上，向灌县方向警戒。6月中旬，听说军政委李先念同志率八十八师，在西康懋功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了。消息传来，我们欣喜若狂。有的同志说：“这一下可好了，两大主力红军会合起来，既有中央的直接领导，又有红军总部的统一指挥，意志更加统一，力量更加坚强。”也有的同志说：“先赤化四川，再赤化全国，中国革命很快就会成功。”
7月初，我们听说“红军不在四川驻足，而是要集中全力向北进攻，消灭胡宗南，夺取松潘，打通要道，挺进甘陕，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听到要和胡宗南打一仗，我们也很高兴——胡的部队从鄂、豫、皖跟到四川，老缠着我们。如果消灭了胡宗南，既挖了蒋介石的心肝，也给红军除去一支劲敌，还可获得一批新武器。
接着，我们接到上级下达的命令：部队加紧准备给养和行装，预备翻越雪山。同时，上级发来了包米、牛肉、食盐、辣椒、花椒、茶叶、棕皮等物，要求部队自己动手，制作干粮。记得当时我们制作的干粮有：将包米炒熟磨面做主食；将牛肉煮熟晒干做副食。另外，我们还将辣椒和花椒焙干舂粉做调料，将茶叶煮汁熬膏做饮料，将棕皮做成背心当棉衣。这样，我们每人开始准备40斤干粮和两双草鞋。
在准备行装的过程中，我一边忙一边想：40斤干粮和两双草鞋，是要准备吃多少天？走多少路？食量大者要40斤，食量小者也要40斤？我的食量小，只要一半就够了，多了我扛不动。因为当时我身上除了武装外，还背着一大皮包的文件、地图、文具和200块大洋，如果再加上40斤食品，非掉队不可。想到这里，我就自己做主，真的只准备了20斤干粮。
7月10日，二六四团奉命北上，在威州过岷江，翻党岭山，抄近路向松潘开进。
一过岷江，就进入大山峡谷。幽深阴森的山谷，沟壑狭窄，似有似无的荆棘小路，在冰水河沟左右频繁变换，没有桥梁，全要徒涉。河虽不宽不深，但水流很急，冰冷刺骨。经过一番跋涉，我们到达山麓。部队提早宿营，准备次日赶早爬山。
次日拂晓，部队向山麓开进。一到山麓，道路完全消失，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陡峭的山崖。
见此情景，杨副师长急忙向向导询问：“刚才山沟里还有羊肠小路，怎么到这里就没路了？”
向导回答说：“山沟的小路是砍柴的樵夫走出来的，他们也不经常走。这山以前是有人从此走过，但近来已经许多年无人走，能走的地方也被冰雪掩埋起来了，但是挖一挖还是可以向上走的。”
听了此话，杨副师长当即命令：“尖兵开路！”
黄耀宗团长立即将全团的锹、镐、刀、斧集中起来，交给尖兵连，要求照可走的痕迹斜着往上挖，尽量挖成一米长、半米宽的台阶，以便骡马通行。同时，令全团每人采一捆野草，准备垫路防滑。
党岭山标高4000多米，从山麓到山顶的垂直距离不过3000多米，但是斜着往上挖，弯弯拐拐，曲曲折折，就不是几千米，而是几十里。2000米以下还有泥土，比较好挖，2000米以上尽是冰雪，表面是雪，深层是冰，需要战士们花很大的力气。黄团长令部队轮换作业，一个团1000多人，从早上挖到中午，终于将路挖到山顶。多亏采取了“跳跃式挖掘”，如果是一米不落的全挖，恐怕花上一整天也挖不到山顶。
大部队沿着道路开始向山上前进，我们感到非常吃力，因此行进速度很慢。上到2000米就觉得胸闷气短，开始头昏脑胀，全身也渐渐乏力，越往上越严重。前面挖路的同志们，弯腰下去挖两下就得直起腰来喘气，但怎么呼吸也觉得喘气费劲，很多同志感到体力不支，有的同志当场晕倒，还有的同志不幸坠崖牺牲。
好不容易到达山顶，我们刚想喘口气，但突然发现下山比上山更难——北面的山崖既陡又无路痕，有的地点连站脚的地方都找不到，更不用说开挖了。于是大家放弃开挖，只好坐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往下滑。部队带的那些骡马更艰难，它们的脚掌本来就不够灵便，背上还驮着沉重的兵器物资。饲养员同志们只好让它们跟人一样，臀部着地往下一点一点滑。这下可苦了饲养员同志们，他们自身行动已很困难，还要照顾骡马及其背上驮的军械物资的安全。虽然大家十分小心，在最陡处还是有骡马坠崖。
山上的气候变化得飞快。7月间是盛夏的季节，在山下我们看到红日当空，晒得满头大汗，爬到半山腰就清爽宜人，到了山顶就是白云笼罩，阵阵寒气袭来，顷刻之间下起雨，中间还夹杂着雪花，冻得大家够戗。我们都说：“今天一天经历了四个季节。”
在山上，雪盲症开始在我们中间出现。当时我们没有人有墨镜，绝大部分同志连雪盲症是什么也不知道。上到雪线以上后，很多人由于眼睛长时间被雪光刺激，感到眼球发胀，到达山顶后眼睛开始疼痛，下到山麓，天一黑就变成了“瞎子”，一见火光便疼痛难忍。
为了恢复体力和视力，我们在党岭山麓的黑水河边休息了一天，准备再翻越东谷山和打鼓山。
东谷山和打鼓山，也是4000多米高的雪山。但因山谷不深且宽，山坡较缓，同时因有藏民居住，上下山的道路比较明显，走起来比较容易。但因山的厚度较大，每座山一上一下也花了一整天时间。
下了打鼓山后，北面已经看不见雪山了，一眼望去都是平坦的高原。我们沿俄德溯黑水而上，于7月中旬到达毛儿盖，结束了第一次雪山的行军。
毛儿盖不是城镇，而是一个较大的居民点，住的都是藏族同胞。此地有一座规模很大、建筑精美的喇嘛寺院。松潘就在毛儿盖东面200多里的岷江边上。
我们到达毛儿盖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同志亦相继来到，并在此召开军事会议。二六四团奉命保卫会场。
在此，我们听到很多重要消息：据侦察得悉，松潘地区驻有胡宗南等部重兵布防，兵力约十几万人，并筑有坚固的堡垒工事，我军可能不易通过。经研究，军委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另行发布“夏洮战役计划”——将北上路线改走阿坝，向甘南的夏河、洮河方向前进。这样，行军就要经过若尔盖大草原。
为了避免道路拥挤而延误时间失去先机，根据各部队现在的位置，军委决定兵分左右两路行军：左路军，以红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于卓克基地区集结，经阿坝过草地，向甘南的夏河、洮河方向前进；右路军，以红一方面军的一军、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由前敌指挥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率领，在毛儿盖地区集结，经墨洼过草地，向甘南的岷县方向挺进，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其直属单位随右路军行动，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军的行动。
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红军左右两路大军于1935年8月中旬，分别从集结地区出发，向草地开进。
右路军的行军序列为4个梯队：一军为第一梯队；前敌指挥部及其三十军、四军为第二梯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其直属单位为第三梯队；三军为第四梯队。
我所在的三十军八十九师为第二梯队的前卫师，二六四团为二梯队的先锋团。副师长杨秀坤率二六四团于1935年8月19日从毛儿盖出发，第一天到达若尔盖草原南沿的墨洼宿营，次日进入草地。
初入草地，一眼望去，青草茫茫、野花遍地，到处是起伏的矮丘，行军队伍逶迤其间，忽隐忽现，大家当时觉得“甚是好看”。可是好景不长，越往里走越觉得费劲儿——没有人烟、没有道路、没有树林、没有河流，连鸟兽也看不见，天空就像一口大锅扣在部队的头顶上。
我们第一天走的基本上是干草地，有土丘和成丛的灌木，一过年朵坝这片有地名无居民的地方，土丘和灌木都不见了，平地上尽是长长短短的杂草。第二天我们到达色儿坝，草地开始有水，水深没过脚踝，但还不是沼泽。第三天就逐渐进入沼泽地区，只见一团团一丛丛的草墩子，一坑坑一洼洼的锈水泥潭，其间暗沟纵横，草墩浮在稀泥上面，一脚踏错，就往下陷，越动越陷，越陷越深，直至没顶。人马陷进泥淖的事故不断发生，虽然大家相互救援，但还是有很多同志陷在泥潭之中牺牲了。
草地的气候同雪山一样，也是忽晴忽阴。上午还是烈日当空，晴空万里，下午就会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我们被滂沱大雨和冰雹浇打了个正着。
现在回想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说，草地还不如雪山。雪山无水还可以吃冰止渴，草地虽然到处都是水，但基本上都有毒，不能喝。在雪山脚下露营还可借树木遮挡露水，在草地露营只有找一块干地，大家背靠背地坐着挤成一团打盹儿。最难受的是人的一双脚，整天在锈水中浸泡，又无条件烧水洗脚，每天早上第一个小时都不会走路。但是，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在草地上行军一个多星期，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终于在8月26日到达若尔盖班佑进山，胜利结束第一次草地行军。
三，方子翼将军回忆二过雪山草地
我们第二次过雪山草地，是在红四方面军结束包座战役后，张国焘反对北上，分裂红军，带领部分红军南下期间进行的。
右路军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及其三十军、四军，在北上过程中完成了第一次雪山草地行军，于1935年8月底在包座战役中消灭了前来拦阻红军北上的胡宗南部伍成仁四十九师后，在包座、巴西地区待命，期待着快点进达甘南，建立新的根据地。
9月初，中央指示，当前的敌情形势极有利于红军继续北进，要求右路军迅速向甘南的岷县、武都、西固挺进；左路军迅速向右靠拢，趁势尾随右路军北上。
我们认为中央的指示十分正确，红军应当乘胜入甘，占一块好地方建立根据地，再图发展扩大，绝不能让敌人把红军堵在贫瘠的岷山沟里受苦，搞不好还得回头再过雪山草地，那样会把部队拖垮的。
不料，上旬，接二连三地传来一系列令人费解和不愉快的消息：首先，左路军在嘎曲河被洪水所阻，不能向右靠拢；其次，左路军返回阿坝，不北上了；接着，张国焘致电中央反对北上，并要右路军回击松潘；后来，张国焘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令右路军南下……
这些消息一个比一个惊人，令人不安。我想：张国焘是不是在发烧？刚戴起纱帽就歪嘴，刚当上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委，马上就敢违抗中央的（而且是自己同意了的）决定。太出人意料了。张国焘胆大妄为，要出大事！
15日，张国焘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命令红军回头南下，到川西建立根据地。于是，右路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红一方面军总指挥部及其一军团、三军团继续北上；其他的左右两路红军分别从阿坝和包座地区回头沿北上的原路，再过雪山草地，向西康大小金川流域南下。
我们离开包座、巴西地区，经班佑再次进入草地。只见黄草漫漫，寒风瑟瑟，弥漫着秋天的气息，穿着单薄的衣衫，顶风冒雨，忍饥熬寒，再次同“魔毯”搏斗，心情十分沉重。
进入草地第二天就是沼泽地带，一进沼泽心里就发怵，害怕陷进泥潭。第三天，厄运就光顾我了。我的左脚曾在川北冻麻木过，这次可能在冰冷污水中泡得太久，早晨起来就觉得左脚发木，并且踝部以下整个脚掌向内弯曲，正不过来，不能直行，只能侧着身体走路。就这样走了5天，一直走到毛儿盖南面的俄德洛才弄到热水泡脚。一周来，又渴又饿又累，差一点也长眠在草地之中。
对于再次南下，既无物质准备，也无精神准备，没有想到会走回头路。在南下过程中，除了雪山草地外，最严重的困难就是缺粮。北上时准备的干粮早已吃完，包座、巴西地区是半农半牧地方，本来粮食就不充裕，加上数万人马驻扎半个多月，粮食基本告罄。不足三天的干粮，未出草地就已吃完。我们从草地中间的色儿坝、年朵坝到毛儿盖这几天，就是饥饿行军。南下的雪山区域都是红军北上经过的地方，根本无粮接济。所谓红军“吃野菜、吃草根、吃树叶”，就是在这个地带。从毛儿盖向南翻打鼓山、东谷山的过程中，就有人饿死在雪山之中，我也差一点撂在打鼓山里。
到达黑水那天下午，实在饿得不行，我和公务员小言在藏民菜地里捋了一些被霜打蔫了的辣椒叶子，煮了一盆，我们和杨副师长一起饱餐了一顿。
9月底，我们到达党坝，同先期到达的左路军部队会合了。这里也是红军北上的集结地，如今部队越多越无粮食。我和小言到一块收过土豆的地里寻找剩下的土豆，好不容易挖到了一杯很小的土豆，用瓷缸子煮着吃，先吃了几个真土豆，味道很好，最后接连吃了两个很小的“土豆”，灾难就来了，立刻感到满嘴发麻，又舍不得吐出来，勉强咽了下去。随即感到窒息，呼吸困难。我立即跑到河沟边上用水漱口，足足漱了两个小时才开始缓解，差一点憋死。到底是吃的是什么东西，当时并不知道。
10月初，我们来到刷经寺。这里野外连菜地都没有，什么食物都找不到，实在饿得发慌，小言冒着违反政策的危险，将喇嘛寺的鼓弄了一个，割下鼓皮，用火烧糊，刮去糊炭，掰成碎块煮了吃。杨副师长问道：“你们将什么皮带拿来煮着吃了？”小言说：“哪里舍得吃皮带，是鼓皮。”杨副师长问：“什么鼓皮？”小言说：“庙里的鼓。”杨副师长嗔着脸说：“你们不怕砍头呀，这是违犯政策的！”小言说：“人都要饿死了，有什么办法？”杨副师长说：“这样吧，吃完饭，写一张纸条，押5块大洋，就说我们需要一个鼓用，用5块银元买下，请原谅”，同时对我们说：“下次不准这样搞了，饿死也不能违反政策！”
10月上旬，我们移驻卓克基。这里是红军北上时屯兵的中心区域，室内外均无粮食，我们饿得发昏，无法可想。我们住的房子是三层楼，上层供佛，中层住人，下层厩马。我在上楼梯时看到马厩墙角堆着马粪，心想：藏族用青稞喂马，马吃料嚼得不碎，马粪中一定有未消化的青稞，淘出来不是可以吃吗？我把它弄来淘洗干净，果然淘出一些青稞，把它煮了吃。杨副师长不吃，我和小言分着吃了，又解决了一天的饥饿。
在卓克基，听说张国焘10月5日在卓木碉召开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自任“主席”。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惊讶。大家窃窃私语，说张国焘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大敌当前，党和红军处境极端困难之际，不带头维护团结，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反而带头违反党章，破坏党纪，分裂红军，分裂党；不经全国党代会选举，擅自个人决定另立中央，自封主席，真是目无组织。
张国焘为了达到其目的，强行南下，10月24日，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虽然歼灭了大批敌人有生力量，我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所控制的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等县，由于地广人稀，粮食筹措非常困难。同时，来自陕北的胜利消息不断传来，让大家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所谓“南下”是错误的。广大官兵逐渐觉悟起来，日益感到如此下去不是办法，北上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至此，二过雪山草地已成为过去，等待我们的是三过雪山草地的征程。
四，方子翼将军回忆四过雪山草地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一心灭共的蒋介石如芒在背，焦灼万状，于是就下达了“进剿令”，妄图再度组织大规模“围剿”，将立足未稳的红军就地“剿灭”。
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图谋，在西北创建新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确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并下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共21800余人，于1936年10月25日到30日，先后西渡黄河，为后续渡河部队开辟前进道路。后因敌情变化，河东红军已无法西渡，中央和军委遂改变了原定计划，将河东红军分别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并命令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
我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充分发扬红四方面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对围追堵截的国民党西北“剿共”司令部纵队司令马步芳部骑兵频频展开激战，且连连获胜。1936年11月上旬，我们在一条山战斗中歼敌2000余人，12月上旬又在保卫永昌城的鏖战中再毙伤敌军2000余人，并击落敌机一架。到了12月下旬，我红三十军又在西洞堡、龙首堡地区全歼敌一个宪兵团、击溃一个团。在当时那种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我们取得了歼敌25000余人的战果。
与此同时，部队也遭遇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弹药的补充、伤病员的护理日益成为严重的问题，有几次战斗中，我们全体指战员几乎全凭借着大刀长矛，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数次突破重围，继续前进。
1937年3月12日，我们在梨园口突围后，西路军总部决定将我们2000多人分成左、中、右三个支队，分头进入祁连山转入游击作战。
当日天刚黑，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把他率领的左支队的人马集合在采石场（石窝）山头上，准备进山。
这时，我已调到红三十军政治部任青年科科长。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同志叫我把政治部的几名伤员送到毕占云支队去，并要求我以最快速度迅速返回。
我和一些同志把伤员送到毕占云支队后，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赶，当回到出发地点时，左支队的队伍已经不见了。我愣在那里，心想：“我们的速度应该是不慢了，部队怎么走得这样快？究竟朝哪个方向去了？我该向哪个方向去找？”感觉心里七上八下。深吸了两口气，镇定了自己的情绪后，我侧耳静听，希望能发现什么线索。不一会儿，我听见南面山沟里有些响声，我判断那是左支队同志们的声响，便连跑带滚地下了山沟。追了一阵，我终于看见一个哨兵同志站在前面的三岔路口上，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他队伍向哪个方向去了。他指指右边的路。我于是飞速向右跑，追了过去。跑了一阵，看看四周，发现这条路不像有部队通过的痕迹。我就掉头再跑到三岔路口，发现那个哨兵也不见了。我判断了一下，即顺河沟向上游飞奔，跑了约半小时终于撵上了正在急行军的部队。
我马上找到李天焕主任，气喘吁吁地报告了完成任务的情况。李主任怕我掉队，叫我赶快上马。我从队伍的后卫找到前卫，也找不到我的马。我心想：完了，我的被毯、草鞋、干粮、碗筷都在马背上，大概是被别的部队牵走了。
我们左支队进山后，顺着冰河沟溯流而上，急行军两天两夜。我无粮无水，又不好意思向战友们要，因为战友们的饮食也不多。我渴了吃口冰，饿了也吃冰，强忍着饥饿行军。3月16日晚，我们终于到达一个叫冰大坂（白大坂）的冰川口处，部队停下稍事休息。支队首长经过讨论认为：我们基本上摆脱了敌军的追击，部队也饥疲不堪，决定在此休息一天，缓解疲累，*几匹骡马，解决饥饿。
据说，两天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对行动方向有分歧。有的主张向西游击，有的主张向东游击，在此开会讨论，最后决定向西游击。
我们于3月18日顺着祁连山北麓的冰川边缘向西急行两天。仍是渴了吃冰、饿了再吃冰，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白天踩着冰前进，夜里枕着冰睡觉。19日晚上，我们到达一个叫丰达坂的地方，此地倒是有水有草。战士们发现一个小牧场，里面有几间破土房，但没人居住，房子后面圈里有近100只绵羊。支队领导叫战士们附上银元，将羊都买下，并写下一个字条。大家把羊分一部分给各单位疗饥，另一部分交给骑兵排赶着行军，准备下次再应急用。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此又对行动方向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虽然时至3月中旬，可是冰川里的气温仍在零下二三十度，人员单衣薄裳，赤脚草鞋，日行夜露，缺粮缺水，且无医无药，长此下去难免减员。如果再往西前进，一旦碰上敌军的搜巡骑兵，后果将不堪设想。为安全计，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最好改变一下行动方向，趁指战员的身体好、斗志旺盛的时候翻越祁连山，下到青海草原。这样既可以摆脱敌人的追击和严酷的自然环境，又可以解决食物和饮水。
行动方针确定后，我们左支队便于3月20日趁夜间风小，开始攀登祁连山。
天还没有黑，我们就出发，向祁连山北麓开去。当时预想从两峰之间的山坳越过山脊。部队到了山脚，发现前面雪深齐臀，且上山无路，我们只好拣缓处向上攀登。爬到高处，雪渐渐消失，四周全都变成了冰。地面滑得不行，我们的行动更加困难。加上寒风大起，指战员又都是单衣赤脚，大家的手背、足背和大腿都冻裂流血。加上高山缺氧，我们呼吸困难，头昏脑涨，浑身无力，两腿难支，大家全都变成了“四肢着地”、匍匐前进。爬在陡坡处，不时有人马坠崖，在山脊处有不少同志牺牲。就这样，我们一直到次日近午才爬过山坳，在一个避风山坳住下，等待骑兵排到来，以便宰羊止饿。
没想到，雪深坡陡冰滑，羊群不向上爬，骑兵排迫于无奈将羊全都丢弃了。听及此事，支队首长将骑兵排长王继福捆起来要枪毙，幸得工委*李卓然同志讲情才改为戴罪立功。
我们于3月22日下到祁连山南麓。原来指望青海草原会有居民和粮牧，结果大失所望：这里既无居民，也无粮牧，还无水草；有的还是冰雪，只是比山上稍少而已。
我们下到山麓，没有向草原腹地深入，还是沿着山麓和草原边缘西行，一路上还是吃冰、踏冰、卧冰。
后来有人说，左支队在祁连山中，没有吃的可以“打野兔野羊吃”。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当时四周的环境冰天雪地，无草无水，怎么会有野兔野羊？退一步讲，即便有，又能有多少能供1000多人食用？再说，纵使有那么多野物，我们哪有那么多子弹消耗？假如有那么多子弹的话，我首先会用它们歼灭追击的敌人，夺取他们的给养。事实是，当时我们平均每支枪仅剩一两颗子弹，还要留着准备应对敌人的进攻。
左支队自3月14日夜在梨园口从战线上退下来后，在隆冬严寒的条件下，连续改变方向昼夜急行，攀越冰峰，除在冰川口白大坂吃过一顿马肉和在丰大坂吃过一顿羊肉外，一周来再未吃任何食物，只用冰雪充饥。我们因为过度饥饿、冻伤、疲劳，每天只能走三四十里路。就这样，我们又前进了一周，于3月底到达祁连山南麓黑河尾部的马兰大坂。马兰大坂有一个大牧场，有几户牧民，他们有2000多只羊。支队首长决定在此休息两天。我们买下了牧民的数百只羊。这时，我们左支队还有900余名战士。最后，大家每4人分得一只羊，吃了一部分后，背着剩下的羊肉行军。
左支队的通信人员在这里修好了仅有的一部小发报机，并同陕北党中央取得了联系。中央命我们继续西行，进入新疆。为保密，这个消息只传达到营以上干部。
左支队在马兰大坂休整了两天，指战员们饱餐几顿羊肉后，于4月1日继续出发西进。牧民给我们作向导，仍沿草原边际，经硫磺矿、野马河、公岔口、大公岔，一路上昼行夜宿，每天走40余里。每到宿营地，各单位派人分头到草原去拣拾干牛羊粪和冰雪，然后堆起干粪烧火，架起脸盆烧水。待牛粪烟冒完了，水也开了，各人就将自己的羊肉割成薄片，铺在牛粪的红火炭上烧烤，待羊肉变色，拿起来吹去灰便吃。当时不要说是作料，就连盐都没有。但我们个个吃得无比的鲜美。这种口福，只能在每日下午露宿时才能享受。
虽然有肉吃，不再饥饿，但一个很大的问题马上摆在我们面前：光吃肉，没有任何粮食或蔬菜，我们个个遭受了便秘的折磨。我们在行军途中，不断地依次离队蹲在路边解手。蹲下来，解不出来，又赶紧起来赶队；不蹲吧，里急后重，肛坠难受。半个月里，人人天天如此。一直拖到4月16日到达石包城，有了粮和菜，我们的这个难题才得以解决。
石包城，虽是一个名镇，但没有街道，当时只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驿站。此地有房有粮有水有菜，我们到此时还有一些过往旅客，由于我军纪律严明，居民和旅客对我军并不表示恶意和恐惧，很愿意和我们交谈，我们从他们那里得知了周边的很多情况。
领导决定在此休息几天，一方面让同志们调整饮食、恢复体力，另一方面领导层研究进疆的路线和侦察敌情。
一个多月以来，我们部队一路上遭遇了无数艰难困苦。单拿我来说，我的马在梨园口进山时，被饲养员牵着走到错路上去了，上面驮着我全部的干粮行李。在冰山雪地里行军，别人还有夹被毯子披在身上挡风御寒，我就是一身单衣，冻得几乎麻木。夜晚在山边露宿，没有铺盖，不敢躺不敢坐，只能站着跺脚。下到青海草原，脚上的草鞋已经散架，只好赤着脚走路，脚底草扎石硌，脚背冻裂流血，疼痛至极，一瘸一拐地，一直挨到马兰大坂。在那里，我向牧民要了一块毛毡，缝了一双“毡鞋”，缓解了一下脚的痛苦；剩下的毡子，我白天披着挡风，夜间再当被盖。其实同志们也都是如此。只不过大家凭借着一腔的革命热情，互相帮助，克服了这些困难，最后终于坚持到达了星星峡。
与前三次相比，我的第四次过雪山草地，虽然时间只有一个多月，只翻一座大山，而且走的是干草地，但是，这次是在黄土高原和冰川上前行，加上缺衣缺食，所以，这次雪山草地行军比前三次都要艰苦。其痛苦的程度，用什么言语形容都不过分。不过，坚定的革命信念鞭策着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此后，我们随同陈云同志进入新疆，学习飞行本领。
五，方子翼将军忆空军成立初期转场飞行中三次历险
2010年08月05日 17:32 来源：人民政协报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我空军航校建立初期，用自行车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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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子翼将军作为我军最初的飞行员之一，从随同陈云同志去新疆参加“红色航空队”的时刻起，经历了多次飞机转场飞行，而其中，最让他难忘的是我空军成立伊始时期的三次。因为这三次飞行集中发生在1948年4月，对于他和战友们来说，每一次飞行都是一次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前不久，方将军对笔者描述了当时那一幕幕惊险的往事……
第一次历险:穿越云层、夜间降落
方子翼将军回忆说:1948年4月上旬的一天上午，驻吉林的国民党空军9架飞机(其中8架是P－51战斗机，由一架P－38侦察机领航)飞抵东安，对我军机场进行了20分钟的扫射。由于我方事先早有准备，敌人击中的都是在机场上摆设的假飞机，这次空袭没能给我们带来任何损失。
但是，为了防止敌机再次空袭，我空军军校首长当即决定疏散各种飞机外出隐蔽，地点选在佳木斯市西南依兰县以东的太平镇(当时的依东县)机场，并把转场任务交给训练处立即执行。训练处处长吕黎平同志将这个任务交给我(当时任飞行科科长)组织实施。
我立即展开准备工作。首先，我计划用两天的时间分两批转移我们的8架飞机(其中2架为隼式战斗机、2架为双发动机高级教练机、4架为九九式高级教练机)。在配制飞行员方面，我除了选择数名日本教官外，多数选用“八路军总部航空队”的老飞行员。我的想法是:利用这次转场飞行的机会锻炼同志们的长途航行能力，并进一步熟悉东北的我军机场和航线地形。
第一批飞机转场开始时，我计划在当天下午先转移4架飞机出去(2架“双发高练”和2架“九九高练”)，具体分工是:由日本教官长谷川和领航班长胡子昆、日本教官宫田和领航班政治指导员赵群4人两组分别驾驶2架“双发高练”；由日本教官平信和飞行科助理刘忠惠、我和飞行员陈熙4人两组驾驶2架“九九高练”。按照我的构想，下午2点30分钟起飞，飞抵目的地后，用一架“双发高练”将飞行员载回东安，再开始第二次转场飞行。
计划报到校部后，曾经在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领航过9架B－24的编队训练的副校长刘善本同志提出自己可以驾驶“双发高练”，并担任领航。经常乾坤校长研究、批准后，刘善本同志遂代替长谷川带队航行。
我们来到机场后，刘善本同志是个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人，他要求我们按正规程序，先检查飞机，然后统一“开车”(即发动之意)，再单机起飞，在机场上空集合，编好队形再出航。
我们按刘善本同志的规定做好准备，下午4点钟出航，在飞越五道岗后进入山区。天公不作美，我们发现前方都是积云，途中云量逐渐密集，下面的山头已经被云层覆盖。为了避免撞山，我们将高度拉升到1000米，继续在云中前进。
刘善本同志是飞过复杂气象和夜航的，适应云中飞行。日本教官和我们只飞过“暗舱仪表”，没有云中飞行的经验，有些紧张——我们既怕掉队迷航，又怕产生错觉，所以极力和领队长机的飞行状态保持一致，编队跟得很紧。由于天候的原因，一个半小时的航程，我们在云中飞行了近两个小时还没飞出云层，我们感觉可能是迷航了，不知道是否还在山中飞行。这时，天色渐渐黑了下来，我们的神经也越来越紧张。
突然，我看到眼前出现了一丝亮光，这说明我们飞出云层了！随着天色渐渐明朗，我们飞出了山区，可以清晰地看到地面的道路、河流和村庄，却看不到机场。我们正在寻找机场，刘善本同志的飞机一个急速左转弯，向西南方向加大速度前进——原来领航机发现在云中偏航，编队已经到抵佳木斯上空，必须马上复航，于是做了个急速左转弯调头。我们的编队飞到千镇机场上空时，离依东还有近半小时的航程。刘善本同志决定不去依东，降落在千镇机场。他的这个决定是对的！刘善本同志呼叫我们说:要按正规程序实行“编队通场”，然后解散编队，按照1、2、3、4号机的顺序降落。
但是，我发现如果按照刘善本同志的这个顺序降落，那我的4号机将是最后着陆，那时天就黑透了，机场上既无探照灯，跑道上又无边界灯，我们的飞机上也没有配备着陆灯，加上我又从没有飞过夜航……我当时心里直犯嘀咕:该怎么安全着陆呢？刚才经历过云中飞行，现在还要在夜间降落，真是要了命了。
就在我着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长机驾驶日本教官平信比我更着急，因为当编队通场飞到跑道头时，他已经对正跑道，猛推机头，急促下降，进行着陆了。
我飞平信的僚机，平信的行动正合我意，我也跟着推头下降。在我驾机着陆时，跑道已经有些看不清了，好在刚下过雨，跑道上积水的反光帮了大忙，不然我真是不好判断高度。我们着陆时，驾驶2号机的日本教官宫田也急忙转过机身，跟在我这架飞机的后面着陆了。
领队长机刘善本同志最后着陆。他是个办事认真、要求严格的人，下机后，立即过来批评我们不守纪律，他严肃地说:编队尚未解散，长机尚未降落，僚机抢先着陆，颠倒程序，不合规矩……
听了刘善本同志的话，我有些不服气，想反驳，可还没张开嘴，没想到日本教官平信突然*话，只听他说:“刘桑，你，飞过复杂的气象和夜航，可以在云里飞，夜间着陆。可我们，没飞过云里，没飞过夜里。刚才，你，在云中，编队飞行，就已经违反了，飞行规则。现在，还要我们，在黑天降落，更是，不守飞行规则了。如果，我们，连飞机带人，摔一堆在这里，那时，该，怎么论，规矩纪律？”
平信说得声音很大，我们只好停下争论，而且，为了听懂他说话，我们必须保持安静、耐心。听到他说“摔一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想笑，结果刘善本同志停止了批评，我也停止了反驳，大家都去照看飞机、交接工作了。
次日，我们将4架飞机托付给千镇机场场站保管，乘汽车返回东安。
第二次历险:起飞时发动机突然出现故障
方子翼将军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从眼神中可以看到他当年的风采:我们从千镇回来的第二天，准备实施第二次转场飞行。按照原计划，这次转场也是转移4架飞机出去，其中包括2架“九九高练”和2架隼式战斗机。我和吕黎平同志各飞1架“九九高练”作为长机组，由我负责领航；林保毅同志和平信教官各飞1架隼式战斗机为僚机组，由林保毅同志担任监航。
我们来到机场检查飞机后，于下午2点进入座舱准备起飞。我和吕黎平、林保毅的飞机“开车”后试车正常，我即举手示意起飞，可林保毅同志对我连连摇手，示意我等待——他的僚机(平信的驾机)“开车”未成。我遂将发动机的转数调低，等待平信“开车”。我们等了10多分钟，平信才“开车”成功。
由于发动机的零件都是用旧器材装配的，加上汽油和润滑油的质量不纯，发动机在长时间的慢转中火花塞(汽缸中的点火栓)积炭。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在起飞前加大转数，烧一烧“点火栓”，等发动机工作正常时再起飞。但是，由于我等的时间太长，有点心急，见到平信举手，就立即松开刹车，加大转数进行起飞。
飞机刚离地，我就听见发动机“噼噼啪啪”放鞭炮似地响，飞机也不见上升。我将迎角拉到最大，飞机还是上升得很慢。
高度勉强升到100米，飞机越过小山梁，飞过深山沟，前面一座500米高的山挡住了去路。为避免撞山，我压着小坡度左转180度，对准机场滑行道进行迫降。可是，我发现当时滑行道上布满了飞机、汽车和人，不能降落。
无奈之下，我又继续左转，想降落到东边的跑道，但因高度低，转弯坡度小，对不正跑道，再次无法降落。此时发动机“咳嗽”得更厉害，高度迅速下降。我继续左转，想降落到北边的跑道，但跑道头就紧挨着山梁。眼看要撞山了，我急忙带着左坡度勉强在山跟前的机场边沿上进行单起落架着陆。
但是，祸不单行，到达目的地后，没容我喘口气，我就听说平信出了大事故——他在编队航行中掉队迷航，不但没飞到依东机场，反而飞往相反的方向，最后在富锦机场迫降，将飞机摔坏了，自己也受了伤。
第三次历险:发动机空中熄火、起落架无法放下
在谈话时，方将军完全沉浸在回忆中:1948年4月上旬，我飞机修理厂和发动机修理厂修理整备好了4架日式高级作战飞机，其中包括2架“双发司令部”100号侦察机(简称“司侦”)、2架“双发重型”战斗机(简称“重战”，也称战术轰炸机)。校首长决定选拔数名飞行员操纵两种飞机，并让训练处物色人选。吕黎平同志再次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要我提出飞行员名单。
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因为我一直希望全面驾驶航校高级飞机。我考虑:能飞这两种飞机的人非我们“八路军总部航空队”的老飞行员莫属。因此，我提出4个人选，其中2人飞“司侦”，2人飞“重战”。我拟定了名单:驾驶“司侦”的两人是作为飞行科长的我和飞行科助理刘忠惠。我们都是经陈云同志选拔进入“新疆航空队”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技术上过硬。飞“重战”的两人是黎明和张毅，他们是“新疆航空队”侦察轰炸机中队的飞行员，技术和我们不相上下。
将名单报上去后，训练处处长吕黎平同志认为，我选的这几个人在各个方面都很理想，但也应该考虑到照顾其他同志，为此他将名单调整为:飞“司侦”的两个人为我和张毅，飞“重战”的改为黎明、刘忠惠、吴恺3人。随后，我们又敲定了教官人选:长谷川负责“司侦”，宫田负责“重战”。
当我将拟订的飞行学员和飞行教员名单报到校部经校首长批准后，同志们就开始进行“双发高练”的飞行训练。经过一个月的“双发”飞行，到5月下旬已经“单飞”成熟，我们遂转入进作战飞机训练。这时，一个问题出现了:由于飞机还停在东安机场，需要派人去将它们驶回依东机场。
5月底，长谷川、宫田、刘忠惠和我奉命到东安接收“司侦”和“重战”。
到达后，我们马上登机。宫田和刘忠惠首先驾驶一架“重战”升空试飞，在机场上空转了几圈，认为飞机工作正常，就在机场上空摇摇机翼示意，继而出航飞向依东方向飞去了。
随后，长谷川和我驾驶一架“司侦”升空试飞，在机场上空转了几圈，发现飞机工作正常，我们也在机场上空摇摇机翼，追着“重战”向依东进发。
在构造上，“司侦”和“重战”一样设有前后座舱——前舱驾驶，后舱侦察，但后舱也有驾驶控制，可以操纵飞机。我们出航后，长谷川让我驾驶。在飞行中，我觉得“司侦”的飞行性能很好，飞行机操纵轻便灵敏，两台发动机的声音均匀和谐。
航程刚过三分之一、飞机还处于山区上空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飞机开始自动向右偏转。开始我以为是长谷川操纵的，就尽力调整，但飞机还是不停地向右偏。在我觉得纳闷时，长谷川用手指着右发动机，我一看，原来右发动机“停车”了。他判断是油路故障，让我继续驾驶，他在前舱用特设注油泵向汽缸里注油，同时进行空中“开车”。
我看到长谷川一直吃力地摇动油泵，我的心情越发紧张，心想:左发动机可不要出问题，如果双发“停车”，下面是山区，沟壑纵横，根本无法迫降。
就这样，我们两个人紧张地忙碌了近半个小时，终于，我发现我们飞出了山区，千镇机场就在前面。我告诉长谷川:准备在千镇迫降，但长谷川没有回答，仍然一声不吭地坚持操纵油泵注油和进行空中“开车”。当我再次让长谷川准备迫降时，右发动机突然传来了轰鸣声，我们高兴极了。
发动机恢复运转后，我们决定还是去目的地依东机场降落。飞到依东，我们把高度降到300米，通过机场，转过第二转弯后，在航线第三边放下起落架准备着陆。就在这时，危险突然再次出现:右起落架的指示杆不见“冒头”，这表示右起落架没能放出来！长谷川用大动作摇摆飞机，希望将起落架被甩出来，可是指示杆就是不弹出来。我俩心里都明白:放不下起落架比发动机“停车”危险更大！为了证实起落架是否真的没放出来，我们再次低空飞过机场铺设的“T”字布上空，让地面信号员观察并用信号向我们示意起落架的情况。地面信号员立刻铺设“〒”字形信号，并举起白旗，示意起落架已经放出，可以着陆。但长谷川仍不放心，他选择用左起落架进行“单腿着地”。结果令人满意:左轮着地一碰，右翼的指示杆立刻弹了出来。
飞机放平，安全着陆后，长谷川一直高度紧张的神经突然松弛下来，瘫在座椅上，他用手指示意要我把飞机滑到停机坪去。
当我将飞机滑到停机坪停稳后，我们下了飞机，当时的感觉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只记得长谷川举起右手向飞机敬了个礼说:“谢谢你，今天……没有把我……累死！”
虽然在这三次的转场飞行过程中，我和战友们都接受了生死的考验，但是这些难忘的经历，让我和战友彼此之间更加信任，配合更加默契。这三次历险也为以后我空军的飞行、地勤工作积累了经验。
六，方子翼将军回忆我空军“大西洋部队”的创建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空军的各项筹建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此期间，作为我军的一名老飞行员，我也忙得不亦乐乎——25天内完成了第三驱逐航校的组建工作、任第五航校校长后，受刘亚楼司令员指派，负责组建我空军第四混成旅第十一驱逐飞行团，并兼任团长。
奉命前往上海，“见识”米格—15
不知不觉中到了1950年7月25日，我接到刘亚楼司令员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刘司令员不紧不慢地问我:“方子翼呀，你还记得上次在北京谈话时我给你的诺言吗？”我说:“记得，您不是说下次成立部队首先考虑我吗？我天天都在盼着呢！”刘司令员说:“我现在要成立一个3个团的全喷气式飞机的空军旅，叫你当旅长，干不干？”我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听这话，当即大声回答说:“干！干！”刘司令员说:“好吧，你明天就去上海虹桥机场，到混四旅第十团去见识一下喷气飞机米格—15的训练活动，时间不超过一周，回来再接任务。”
司令员的话太惊人了，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连夜准备，第二天就乘火车去了上海。到达虹桥机场后，我向第十团团长、我的老战友、在新疆时一起学习飞行的老同学夏伯勋同志说明来意后，老夏立即领我去见了苏联部队飞行团团长巴什盖维奇。一阵寒暄后，我当即说明我是奉命来见习米格—15训练活动的。巴什盖维奇听后问我是不是要亲自升空，体验一下飞行的感觉。我回答说:“谢谢，不用，我只需在地面观察就可以明白。”
接下来我在虹桥机场共观察了5天米格—15的飞行训练。它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外观非常漂亮，呈银白色，瘦机身。让我感兴趣的是它属于后掠翼、下反角，高尾翼、前三点、视界宽，比拉式驱逐机美观还好飞。当时，我想:这东西真是驱逐机中的精英，太可爱了。如果我要指挥100多架这样的驱逐机，敌人的轰炸机再也不要想能冲进我的防线！
经过几天的观察，我觉得米格—15在性能上除了升空快、速度大以外，训练方法并不是很特殊，可以很快被掌握。8月2日，我动身返回济南，立即向刘司令员作了报告，准备立即接掌米格—15。我上来就开门见山地说:“司令员，我已回航校了。”可刘司令员却回答说:“少安毋躁，继续抓紧航校的飞行训练，等通知。”
直到8月14日，刘司令员来电话命令我正式“离开第五航校，到北京接受任务”。经过这几天的休整，我的精神头又恢复了。15日，我在校党委常委会上说明了情况，并把工作移交给副校长吴元任同志，并同同志们一一道别。当晚，校政委王绍渊同志送我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接受组建“大西洋部队”的任务8月16日，我在北京见到了刘司令员。一见面，刘司令员就亲切地问我:“怎么样？我兑现了诺言，你该高兴了吧？”我说:“谢谢司令员对我的信任！”刘司令员马上又“考验”我说:“你觉得喷气式的米格比活塞式的‘拉乌其卡’先进吧？”我说:“米格—15的外观很美，性能很好，但不理想的是载油量少，续航时间太短，不带副油箱在中空只能飞45分钟，活动半径不过200公里，太不经济，大规模作战时起降太频繁。”刘司令员说:“米格—15是防空截击机，按拦截线警报起飞，为了升空快，载油少，重量轻，留空时间和作战半径当然就短了。”接着，刘司令员向我传达了中央军委的部署，大意是:为了防备帝国主义将朝鲜战争之火烧进中国东北，军委决定在东北地区成立边防军，保卫东北的安全。目前，边防军的步兵部队已在调集，同时要求组建边防军的特种兵，如炮兵、装甲兵、航空兵等。关于航空兵，最初计划要求成立1个轰炸团、2个冲击团、6个驱逐团，合起来成立3个空军旅。但是，考虑到在短时间里训练不出那么多的航空人员，后来决定先成立1个驱逐旅，担任防空。最后，刘司令员说到我的任务:“这个驱逐旅的番号已经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三驱逐旅’，代号为‘大西洋部队’，下辖3个喷气式米格—15飞行团，由你当旅长，军委已经批准。”
在确认我充分领悟了命令后，刘司令员开始谈现阶段我的具体工作:“可是，你这个旅长，什么都没有，旅团机构、干部、飞行员、机械员、飞机、机场、营房等等，全都没有，当前就是一朵光杆牡丹。因为机构尚未确定来源，空地勤人员尚未毕业，机场和营房目前住着苏联部队，飞机还在苏联部队手中，所以你还要打一阵子‘光棍’。你要把困难估计得足一点，很可能比去年冬季开办航校还要艰苦。不过，你已有筹办两个新摊子的经验，会有办法克服困难的。
七，空军第一师首任师长方子翼回忆中美空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奔赴朝鲜战场。当时*指示中国空军要“边打边建，边打边练，在战斗中锻炼成长”。
1950年10月，方子翼任空军第四师师长。12月4日，刘亚楼向空军第4师正式下达命令：以大队为单位轮番进驻安东（今丹东）。就这样，中国空军肩负着使命，登上朝鲜空战舞台。
1951年1月29日，美远东空军16架F-84战斗轰炸机企图封锁、袭击安州火车站和清川江大桥。
敌军的行踪被志愿军空军前方雷达站及时发现，空4师师长方子翼立即下令，第10团28大队起飞迎敌！
当时，美军飞行员能应付多种复杂气候条件，实战经验十分丰富。而新中国空军组建时间不长，只有两支部队能勉强上阵，作战飞机少，飞行员的平均飞行时间不足100小时。
李汉率机群升高到3000米，飞临新安州上空时，方子翼即发出“在左前方30公里处发现敌机正在向清川江铁桥发起攻击”的通报，令机群出击作战。
编队飞过定州后，发现16架美军的F-84型飞机正向目标攻击，李汉率队击落1架美机，后在追击过程中，李汉又击伤1架美机。这次战斗首开人民空军击落美机的纪录。
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曾感叹：“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抗美援朝战争中，方子翼指挥的空四师创造了首次参加空战、首次击伤美机、首次击落美机、首次击落F-86型飞机、首创近距离歼敌、首创夜战胜利和击毙美国空中英雄戴维斯的纪录，涌现出“一级战斗英雄”张积慧等一批享誉全军全国的英模人物，*批示嘉勉“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
朝鲜空战中，志愿军空军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自己被击落231架，被击伤151架，战果与损失基本相当。新组建的人民空军，同美国空军打成平手，着实不易。
2010年4月30日，本刊记者就朝鲜空战，在空军总医院高干病房采访空1师（原空4师）首任师长方子翼，这位93岁的老人，1.78米的高个，腰板挺直，雄姿英武，风采不减当年。说起朝鲜空战，正捋着袖子输液的老人两眼放光，谈兴不减。
“空1师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和空军领导干部，如李汉、张积慧、李永泰、邹炎、耀先等，光将军就有20多个。”对昔日的战友和部下，方子翼一一道来，如数家珍。
空4师因战功卓著，在1956年改编为空1师，成为人民空军响当当的第1师，方子翼本人在1955年获少将军衔，文革中却被“四人帮”诬为叛徒。说到伤心处，老人的眼角有些湿润。
抗日战争期间，方子翼被派往新疆航空队学习飞行；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老航校主管飞行训练；建国后参与组建人民空军，先后5次率部参加朝鲜空战。
他的娓娓口述，将我们带回烽火连天、碧血长空的朝鲜战场。
从华东到东北：空军第一师的建军之路
空军第4师，前身是混成第4旅，1950年6月19日在南京成立，最初是准备配合陆军和海军解放东南沿海岛屿和台湾的。但是混4旅成立第6天，邻国朝鲜就爆发了内战。为了加强东北地区的防空力量，军委命令混4旅移防东北，改编为空军第4师，驻在辽阳。
先从组建混4旅说起，我还记得是5月中旬，我在航校的飞行课目刚刚飞完，进京开会。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当面对我说：“好好休息一下，我有重要任务给你。”“情况是这样的，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失败，凭借空海军优势，对华东沿海大城市，特别是上海市及交通线进行轰炸破坏，引起人民恐慌。为了华东的海防和空防问题，军委已请苏联派一个混合防空部进驻上海，帮助防空。但是，长期依靠外来力量不是长久之计，军委决定在华东地区成立一支空军部队，担任东南沿海的空防和海防任务。目前，各航校速成班的学员行将毕业，准备以这批毕业学员为主，接收苏联部队的装备，成立一支空军部队。”
刘司令将这支部队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4混成旅，下辖四个不同机种、不同性质的战斗团，让我任11团团长。11团为护航战斗团，开始驻南京明故宫机场，后转大校场机场，7月份又移驻上海江湾机场，接收苏联空军的活塞式拉-11战斗机。
混4旅是解放军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我当时还挺纳闷，怎么不叫第一旅而叫第四旅呢？后来听混4旅政委李世安说，这是刘亚楼的“版权”：叫“第一”容易产生老子天下第一的骄傲情绪，空军部队从军到营的第一番号全都空缺，今后哪支部队打得好，就把第一的荣誉授给谁（编者注：另有一种说法，刘亚楼有意仿照*创建工农红军时定名红4军的做法，也从第4军开始）。这是个好主意，我一听，心中豪情陡然而生，暗暗发誓要打出中国空军第一旅！
1950年10月27日午夜，空军首长急电：“奉军委命令，驻沪的第4混成旅旅部暨第10驱逐团于10月底移防东北辽阳，改编为第4驱逐旅，请方子翼接电后立即赴辽阳接应4旅，并任旅长。”
我接电后，下半夜无眠。次日上午即去见东北空司段苏权司令，问是什么情况这么紧急？段说情况非常急促，据说是志愿军要空军派飞机掩护作战，而苏联空军部队不准飞过鸭绿江，军委便将华东的混4旅旅部及第10团调到东北，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支援志愿军作战。
10月31日，混4旅机关及部队进驻辽阳，即接空军电示，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4驱逐旅”，建制由3团制改为2团制。自11月起，为了统一部队番号和便于保密，又将飞行部队番号中的机种名称取消，并将旅改为师。据此，空4旅改为空4师，下辖第10团、第12团两个团及其供应大队，全师2000余人。
11月25日，在沈阳专家招待所，由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监督，我和苏联空军28师师长阿列柳亨签字接收苏联空军28师的装备：
喷气式米格-15驱逐机：60架
活塞式雅克-12通信机：2架
指挥雷达п-3：1台
对空指挥电台：3部
至此，空4师改编组建完毕，待命出征。
入朝作战，刘亚楼面授机宜
1950年12月4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来电，正式给空4师下达了作战命令，令全师以大队为单位轮番进驻安东（今丹东）浪头基地，进行实战锻炼，并指定从10团28大队开始。
电报说：“我10团28大队在准备工作完成后，可立即进驻安东进行实战锻炼，并由方子翼师长到安东直接领导”。“这次参战的目的主要是取得空战经验。每次战斗出动以2架最多4架飞机为单位，在敌情不太严重的情况下随友军参加空战；每个飞行员少则参加2次多则参加4次空战即可；一个大队参战完毕后即转回辽阳休整，换另一个大队前去。”
接电后，师党委常委进行了研究和分工：师长方子翼去安东领导实战锻炼；师政委李世安在辽阳基地领导师的全面工作；副师长袁彬在辽阳领导全师的飞行训练；参谋长王香雄负责组织作战指挥及机务、通信、供应等保障工作。
分工完毕，我召集各团团长和28大队的干部作了传达布置，并组织一个精*指挥班子去安东开设指挥所。
我在得知鞍山的苏联友军已于12月上旬进驻安东基地后，便于12月14日动身去安东开设前指。途经沈阳时，特地晋见司令员刘亚楼，请求指示。刘司令特别嘱咐说：“方子翼啊，你要记住，人民空军初建，训练很不成熟，毫无作战经验，你的部队打头阵，首次作战，你作为闯关的指挥员，责任重大，胜负成败全靠你了，你要特别小心谨慎。”
刘司令给我面授五条机宜：
第一，为了慎重稳妥，我给你一个紧箍咒，在初期阶段，只允许你派一个双机或4机出去的指挥权限，前4机不落地不得出动后4机；何时能指挥8机作战，要听我的命令(编者注： 1951年1月17日，方子翼获得8机出动指挥权；1951年秋，取得指挥全权，全师60架飞机，可以一次出动)。
第二，作为指挥员，指挥决心一定要根据实情决定，胆大心细果断，不要优柔寡断，不要盲目蛮干；敌情和天气合适则果断出动，不宜则坚决不出动。
第三，要同友军搞好关系，以期得到他们尽心尽力的带领和掩护。
第四，你不要怕麻烦，每天战斗结束后，第一件事就是发电报给我，报告当日战况，我的复电于次日5时准时到达你手。
第五，到安东后，立即同友军协商一个实战锻炼计划送我批准。
12月15日，我来到安东友军前指，见到的友军指挥员是苏联空军第50师师长巴什盖维奇（以下简称巴师长），他带领第29团于12月上旬进驻安东。巴什盖维奇此前曾在上海虹桥机场帮助我混4旅改装米格-15飞机。熟人见面，格外亲热。寒暄之后，我们立即研究28大队的实战锻炼计划。计划分为地面教育和空中实施两个部分。
地面教育3天：主要是了解敌人的机种性能及其作战任务、活动规律、战斗动作、惯用的战术、协同动作等等，请友军派人讲解。
空中实施3-4天：先在无敌情的情况下，试飞战区航行，熟悉战区地形，练习出航和返航以及战斗动作；然后在敌情不太严重的情况下，由友军带领或掩护进行空战锻炼。
这个计划送到沈阳后，刘司令立即批准了。
为了便于向巴师长学习对空指挥，我们将两个师指挥所设在一起，从浪头镇搬到机场北头西侧山坡的木板棚里。这个木板棚面积不到15平方米，泥土地，木板墙，四面透风。指挥所里只设一张标图桌，桌上铺设中文和俄文两块地图，外加两个对空台和5部电话机。我和巴师长就站在标图桌两边，拿着话筒各自指挥部队作战。
这就是中国空军的第一个战地指挥所。我们第一次空战的胜利就是在这个简易指挥所里运筹取得的。
中美空战第一仗：李汉击落一架F-84
第10团28大队的10名飞行员（分别是李汉、李宪钢、赵明、张洪清、孙悦昆、宋亚民、褚福田、吴奇、赵志才、魏梦云），奉命于1950年12月21日，驾着10架米格-15战斗机，飞赴安东浪头基地，进行实战锻炼。
刘亚楼曾对我说过，“我建设空军是准备过三关的，第一关是自己办航校，培养航空技术人员；第二关是自己建部队，培养空中战斗员；第三关是打空战，在空中消灭敌人。”前两关，我都顺利闯过来了，现在率28大队实战锻炼，担负着过第三关的任务。
28大队随友军29团的部队混合编组，但是一连5天战斗出动，每当敌我相距30公里时，友军的前后编队都加速向敌机方向冲去，将我们28大队的编队丢在后面，等友军打完了仗，我们连敌机的影子都未见到。显然，友军有意不尽心带领，这样下去，100年也打不上空战。
飞行员们要求单干，我也想试着自力更生。1951年1月1日，我将情况报告刘司令。刘司令次日复电，要我再向巴师长恳谈一次，希望他尽心带领，起码让28大队打上一仗，否则，只有自力更生，独立单干。不过，刘司令交待，一定要在敌少我多的优势条件（我4-8机对敌2-4机）下，力争每个飞行员都打上一两次空战。
当天，我和巴师长恳谈。巴师长答应尽量满足我的要求，但又解释说，空战不比陆战，既无后方又无阵地，敌机可以从前后左右上下进入，如果中国同志受到严重损失，我们不好交代。他还比方说：“一个大人领着一个小孩走路，途中遇到歹徒拦截，这个大人一只手牵着孩子，一只手同歹徒打斗，肯定打不过，与其这样，不如把孩子放下，两只手战斗，岂不容易取胜？”友军飞行员也有顾虑，一怕承担中国朋友损失的责任；二怕中国新手把他们当敌机打；三怕中国人抢功。
话说到这个份上，情况不容我再踌躇犹豫。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为了突破现状，我决心脱离友军，自己单干。有可能吃点亏，受点损失，只要不吃大亏，不受严重损失就行。
决心下定后，我和28大队大队长李汉研究了一个方案：在形式上，我们与友军仍按协同计划值班、出战；但是，空中编队当听到我通报敌我相距30公里及其关系位置时，便一面向敌机方向严密搜索，一面取500-1000米的正高度差，区分好攻击和掩护梯队，飞向敌机，发现敌机后冲下去打一个攻击即行退出，不恋战。就这样一仗一仗打，定能取得经验，学会空战。
定下了方案，我特意向巴师长借了一功率较大的短波电台做对空台，解决了空地联络问题，我决心就这样干了。
1951年1月5日，第一次执行该方案。当天上午，出动到鸭绿江南的龟城地区作战。友军起飞8机，28大队起飞6机，编队过江后，距龟城30公里时，我和巴师长同时向空中编队通报：“敌机在我机左前方30公里，高度2000米。”友军编队加速向前冲去，李汉也率队加速前冲。敌机发现我机后迅速逃入黄海去了，友我双方均未接敌。但28大队真实地摆出了打的阵势，等于实战了一次，大家非常高兴。
当时，志愿军第三次战役把美军赶到三八线以南，驻汉城周围的美国空军撤至大邱和日本去了，敌机到清川江以北的活动锐减，友军拟从安东撤出一部分回鞍山休整。空军首长来电指示：敌机活动减少，友军准备后撤，但我们不要后撤。因为前方实战锻炼比后方训练逼真得多，首长指示第10团的29、30大队于1月17日进驻安东基地，进行实战锻炼。
1951年1月21日，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空战。上午，雷达发现在平壤西面有数批敌机沿铁路线北上，巴师长令其29团出动8机截击，我亦令28大队李汉率8机迎敌。李汉为了争取在友军前面发现敌机，高度不足3000米就出航过江。编队接近安州时就发现敌机在攻击清川江桥，遂即迂回到敌机后面，在距敌400米处，用固定光环瞄准，三炮齐发，将美国空军的一架战斗轰炸机F-84击落。回来判读射击胶卷时，苏军29团的大队长们都说这架敌机被击落了，但该团的射击主任硬说是击伤。他是权威，只好按他的结论，判为击伤。
实际上，这架敌机确实被击落了。美国出版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写道：“1951年1月21日，16架米格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积极，打破惯例飞到很南的地区，在这次空战中，米格击落了一架F-84。”
空军首长对初战胜利非常重视，来电说：“这次空战的胜利，证明年轻的中国人民空军是能够作战的，是有战斗力的。这是志愿军空军继续取得更大胜利的开端。”
“米格走廊”：“共军飞行员占了几乎是绝对的统治地位”
初战胜利，28大队士气高涨，在1月23日、29日又接连打了两次大胜仗。
23日打了一次出色的反封锁、反轰炸的大空战。当日晨，美国空军出动20多架F-80掩护10多架F-84偷袭新义州地区的机场，友军和28大队都出动反击。28大队起飞时，有10多架F-80战斗机窜到浪头机场上空封锁跑道，压制起飞。飞行员们毫无畏惧，强行起飞，坚决反击。编队尚未集合就将敌机击退，乘胜追击到新义州上空，与友军一起同数十架敌机展开激烈空战。空战打了半个小时，虽未击落敌机，自己也未受损，取得了反封锁和大规模空战的经验。
美国空军对这次空战反应非常强烈。第5航空队说：“这是一次规模最大的喷气飞机的大空战。”《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说：“1月23日空中活动的这个高潮过去以后，远东空军希望能够在朝鲜西北部所保持的air superiority（空中优势，即制空权）的程度日益减弱了，第5航空队在一般情况下避免在朝鲜西北部进行空战。”“共军的飞行员在清川江与鸭绿江之间地区占了几乎是绝对的统治地位。”第5航空队把这个地区称为“米格走廊”。这个具有特定涵义的称谓，在朝鲜战争期间一直被沿用。
29日下午，雷达发现在新安州、清川江桥地区有敌机活动，我令28大队出动打击。李汉率8机起飞，编队飞过定州后，发现敌机在攻击地面目标。李汉率队利用阳光荫蔽接敌，迅速发起攻击，击落F-84一架，在追击敌机时，李汉又击伤F-84一架。一个空战新手在一次空战中连续取得击落击伤敌机的战果，真是难能可贵。
10天单独打三仗，28大队击落击伤敌机三架，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实现了他们自己“坚决打好第一仗”的誓言，揭开了空战之谜，完成了刘亚楼司令员建设空军过第三关的任务。29、30大队虽然多次出动，但因敌机活动减少而未与敌空战。1950年2月2日，第10团奉命转回辽阳基地休整。
击毙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
空军参战，*的设想主要是锻炼队伍。他曾经说过，新兵种初次参战，不必等到完全准备充分；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两年零8个月的抗美援朝作战中，空4师先后5次轮战，击落敌机64架，击伤24架，其中70%是美军最新式战斗机F-86歼击机。我们损失也不少，起码有二三十架。但成绩斐然，超过了军委领导的出兵预期。1951年10月2日，*在看了空4师战报后，欣然命笔嘉勉：“空四师奋勇作战，可喜可慰！”据说他后来还将“一鸣则已，不必惊人”，改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的嘉勉，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战斗意志。第二年，我们第四次赴安东参战时，只在战斗机上飞行100来小时的张积慧，击落了美国空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
乔治·阿·戴维斯时任美国空军第334中队中队长，少校军衔，有着3000小时以上的飞行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参加战斗飞行266次，战功卓著。1951年8月来朝后，在朝鲜战场屡屡得手，先后执行过60次战斗任务，击落过11架歼击机，3架轰炸机，是朝战中战绩最高的“王牌飞行员”。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称其为“百战不倦的戴维斯”。
1952年初，美国空军在“绞*战”失败后，从1月份开始实施所谓的“饱和轰炸”。恰在此时，志愿军空军调集大量新部队（如6、12、15、17师）同时进驻安东，进行实战锻炼。空军首长命令4师再赴安东作战，掩护交通运输线和带领新部队作战，空4师遂于1952年1月16日第四次进驻安东作战。
2月10日天刚亮，雷达发现在平壤西北有10多批近100架敌机在铁路线上活动。友军出动4个团的兵力，飞到南市、龟城以北地区，被F-86截住空战。接着空联司（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首长令4师两个团出动到军隅里地区打战斗轰炸机。7点30分，4师两个团共起飞36架飞机，由10团团长阮济舟带队，10团18架飞机编成蛇形队在前，12团18架飞机在后，组成师编队。10团编队飞到大馆洞地区被F-86阻击机群截住空战；12团编队与10团编队失去目视联系，飞到龟城地区也被F-86阻击机群截住空战。12团3大队大队长张积慧与团编队失散，在追赶编队中于博川上空与敌空战。
当时，敌机迎面扑来，最前面两架迅速右转，企图偷袭我机。张积慧即令僚机随其右转，转到70-80度时，突然向左反扣，咬住了敌机。敌机随后做出俯冲增速和跃升等动作，企图摆脱，张积慧紧随其后，瞄准敌长机射击，三炮（37毫米炮一门，23毫米炮两门）齐发，击中敌长机，当即起火坠落。随后，张积慧又将另一架敌机击落。僚机在掩护张积慧击落戴维斯后，也被敌方击落，飞行员单子玉牺牲。而张积慧本人，在准备退出战斗返航时，遭遇敌增援机群，飞机被击中，张积慧跳伞逃生，被志愿军第50军149师收容。在大机群空战中，照相胶卷判读是确定飞行员战绩的重要依据。张积慧自报击落了敌机，可自己也被击落，没有射击胶卷证明，证据不足，后来确定是谁击落了戴维斯时，颇费了一番功夫。
这一仗，敌我损失相当，打得不理想，得不偿失。几天来，我们都在检讨原因。2月15日，空军首长向空联司和空4师发电说：“据《参考消息》载美国合众社华盛顿2月12日报道的消息，美国空军第5航空队的空中英雄戴维斯于2月10日在朝鲜北部上空被击落，请用一切手段迅速查明，戴维斯是被我空4师击落，还是苏联友军击落，还是高炮部队击落。”次日，空联司打来电话说，经核查，10日上午友军部队未到清川江地区，只有12团的少数飞机在清川江地区作战，请即派人去现场调查。
我接到指示后，即于2月16日18日连派两个调查小组实地调查。结果，他们在博川郡青龙面三光里山坡上找到了戴维斯的飞机残骸，机型F-86E，机号307，戴维斯的尸体尚在飞机座舱里，身上尚有飞行头盔、血型牌、飞行护照、左轮手枪等。同时，还在500米外找到了张积慧的飞机残骸。我们和空联司一致确认：戴维斯为张积慧所击毙。
但是美国人厚着脸皮，一直不承认戴维斯是被我志愿军空军击落的，他们认为如此优秀的白人顶尖英雄只可能被白人击落，所以一定是苏联人*。苏联空军也一直将击毙戴维斯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直到2001年，退役的前苏联空军将领撰文证实了张积慧的战绩，美国空军这才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戴维斯被击毙，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国会要员为这一惨败大发雷霆。2月13日，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发表特别声明，哀叹戴维斯之死“是一个悲惨的失败”，“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给在朝美国喷气飞机飞行员们带来一片暗淡的气氛”。威兰事后还回忆说：
那段时间，对远东空军来说是一个灾难重重的日子，我们就像是在黑暗之中，迷失了方向。中国空军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谜，他们好像一个晚上便学会了一切，飞行员只要很少的时间，就能够空战，他们好像在冥冥之中似有神助，对于我们来说很多事情不可思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