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我们不再提“小梅”的话题，他们开始讲自己这些年的遭遇。有的让人羡慕，比如春立这几年开半挂车，发了财见了世面。又或者，涛子这几年路不顺，干什么赔什么，最后媳妇也跟别人跑了。等等等。我也把我的遭遇说了，我这几年不上班后，就开始鬻文为生，不料写了几部颇受欢迎的小说，竟一炮而红，名利双收。大家都对我称赞，说我是文化人。其实我则很羡慕他们走南闯北，不羁的生活。
晚上七点，我们各自回家，同时约好了明天再聚。我在村里面的街道上独自行走的时候，一个小女孩在我背后喊我“叔叔好”，我回头看，居然是小梅的女儿。我内心一热，竟不自由主地从兜子里掏出了一百块钱给她当压岁钱。但她不要。她对我笑着摆摆手，说：
“叔叔，我妈妈说了，不能要别人的钱。”
说罢，她欢快地跑开了，留我在原地，五味杂陈。
说实话，我很想问问她，*妈好不好？可是我明知道自己办不到，这就像我明知道自己写的破烂文章没有一点“意义”一样。我看着那女孩离去，就像看着最后一丝希望破灭，我明明能够挽回，却无能为力。
我回到家后，把沮丧的心情隐藏，毕竟跨年之夜，合家欢乐，才是最重要的。
但我细心的妻子还是发现了我的异常，她抽空问我：
“老公，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我笑说“没有”，对她解释喝了点，有点头晕。
“那就不要喝酒了。”我妻子关心地对我说。
但晚上九点，春立又给我打来了电话，说让我去他家喝茶，我说有点累了，不想去了，春立就说：
“峰哥，你一定要来，来了给你个惊喜，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
我问他什么事，他只是笑，随后挂断了电话。
我不相信有什么“惊喜”会让我“后悔”，但还是感觉到这个“惊喜”也许和“小梅”有关。如果果真是她在的话，我没有去，岂不真的“后悔终生”？
但我又感觉她在，似乎不太可能。我们一伙都快四十岁的人了，虽说已过了“避嫌”的年龄，但我们还不至于在“辞岁夜”，把多年不见的女同学请来一起辞岁。
可是我的内心又很渴望我的猜测是错的，我虽然明白我即使见到小梅，也不会有什么“故事”发生。这就像我见到卖给别人的汽车，一种难以言喻的感情油然而生罢了。——也许这比喻不恰当，不过我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比喻了。
我还是给父母、媳妇说了一声，去了春立家。
在春立家，我并没有见到小梅——就连她女儿也没有见到——我想一定是春立怕我不来，故意“骗”我的。但当时人很多，我又不便当面问他，也就和他们有说有笑，抽烟喝茶聊天。
大概晚上十点左右，我借口回家，春立居然没有挽留我。他送我到门口，说了句“明天有空歇着”，就分别了。我在春立家门口还没有走出五百米，就遇到了小梅的女儿。
她扎着一条小辫，穿着过节的新衣服：粉色的羽绒服，黑色的牛仔裤，白色的运动鞋。她显然是在墙角等着我。我就笑着问她：
“小美女，你找我有事吗？”
她没有笑。她告诉我她叫“齐蕾”，我又说：
“齐蕾，你找我有事吗？”
这时她才笑了，但她的笑容很浅，就像涟漪即将消失的水纹。
“我想让你带我去唱歌。”她说。
我愣住了。她让我带她去“唱歌”，我想，我一个快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带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去唱歌，这合适吗？
再说，我和她不熟，她放心我吗？另外，在这辞旧迎新之夜，合家团聚，附近还有营业的歌厅吗？
齐蕾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她用带着方言的普通话说：
“叔叔，马路上有营业的歌厅。”
这么一来，我不知道怎么拒绝她了。但我还是说：
“*妈让你去那种地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