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中国风生水起的六大巨头，除了索尼和松下，其余四家日本家电几乎都已经由中国企业运营。
曾经投资中国的35000家日本企业，正在陆续关闭。
在日本帝国征信公司的数据中，2020年2月至2022年6月期间，关闭中国据点的日企家数合计达2292家，而开设据点等新进驻企业数为1352家。退出企业数量远超进入企业。截止2022年6月，进驻中国的日企12706家，数量为十年来最低。
除了在华企业的没落，强硬的企业*也在日本青黄不接。
1999年，日产汽车濒临“死亡”，他们最后押注的是法国的卡洛斯·戈恩；2004年日航危机爆发的时候，72岁的稻盛和夫临危受命，成为被寄予厚望的拯救者。
随着日企第一代企业家们的故去，能为中国企业打开认知窗口的日本“完美企业家”，已经不复存在。新的日企*们，在乔布斯、贝佐斯、马斯克这些硅谷翘楚的光芒下，沦为泛泛之辈。
在日本的传统制造企业中，褪去了曾经的榜样光环后，自身的弊病也开始被逐渐放大。
索尼原CEO出井伸之在他的《人生的经营》一书中指出，“日本无法从制造神话中摆脱出来，日本企业无法很好地与IT技术融合，陷入‘创新陷阱’。而且，日企还存在着‘官僚依存症’这一大问题。”
出井伸之将日本错失互联网的原因，归结为日企对传统商业模式的顽固。
在80年代，日本的计算机市场就开始采用垂直一体化的生产方式，整个供应链条，恨不得全由自己包揽，但是随着行业的迭代速度以及市场的扩大，日本厂商的垂直一体化无法与国外的水平分工生产方式相抗衡，例如后来苹果的全球分工。因此，日本厂商逐渐失去了市场份额。
在中国过去一直承揽的生产制造环节，便宜的劳动力让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价格得以下降，这也让那些仍旧在日本制造基地进行生产的厂商输在了成本竞争当中。
同样的逻辑体现在日本的新能源汽车领域。日本在2013年通过《日本再复兴战略》确立的氢能源车地位，正在纯电汽车的围剿下陷入尴尬。
氢能源脆弱的供应链让日企始终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而在纯电领域，通过产品端对消费者的补贴，以及投资上游所产生的一大批“能打”的供应链公司，已经让纯电系拥有了牢固的闭环。
日本氢能源车在2050年的全面普及计划，如今看来，显得缥缈而没有依据。
面对日本人的低*和对这个时代的悲观，稻盛和夫提出的议题是“人为什么要活着”。对于这位已经皈依佛门的老人而言，你很难用现实商战中残酷的细节去追问“活着”所能给出的更多解决方案。
苟延残喘的活着，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日企祖传的“年功序列”制度，营造出这些企业摸鱼、养老的通病。
以工作年限来划分的薪资和晋升制度，即使一些员工能独当一面，发挥着顶梁柱的作用，在“平等”的年功序列制度下，薪酬和评价也不会有破格的体现。另外，员工可以在一个企业熬一辈子的情况，安稳的就业环境也在遏制冒险的创新创业行为，即使安倍晋三任期推行了前无古人的负利率政策，都没能将日本经济体中慵懒的投资*盘活。
甚至更多的投资被投放到了海外的市场，因为日本几乎没有标的。
孙正义通过游说中东王室募集到的千亿美元基金，被疯狂注入到了中国的互联网项目中，其中很大原因，是因为早年阿里巴巴促成了软银的功成名就，这让他押注的目标又定位在了字节、滴滴、贝壳、饿了么、Keep等一系列中国互联网项目上。
日企从过去的信仰输出，变迁为财务输出，美国和中国两个最活跃的投融资市场，才是二十一世纪的经济信仰。
如果说美国在80年代通过《广场协议》的持续发酵，最终结束了日企在本国的喧宾夺主，那么在中国，你很难说日企的印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消失的。
然而，在2023年，随着日本黄金年代大师们集体的散场，日企在中国的影响，似乎也终于结束漫长的暧昧，成为了一帘幽梦。
参考资料：
野口悠纪雄，《战后日本经济史》
铃木敏文，《零售的哲学》
钛媒体，《稻盛和夫在中国》
中国经济周刊，《索尼前CEO出井伸之：日本输给了中国》
小Lin说，《日本经济泡沫》
远川汽车评论，《氢能源车，一次日本式的失败冒险》
车云网，《丰田章一郎的美国工厂》
价值研究所，《日系家电，跌落神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