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县功地区地下党团革命组织活动情况
宝鸡县县功地区在一九五九年以前属陇县所辖。由于社会、地理环境等条件的限制，直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以后，这个地区才出现了地下进步组织。
当时，西府地下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北工委分别派王文华、王德洲（二人均系凤翔人）、葛世民（陇县下凉泉人，西北大学学生）、郑作舟（宝鸡县桥镇乡郑家山人，西北大学学生）等经常来县功联络并指导工作。
在他们的发动和影响下，县功地区先后有杨培基、王自强、肖明德、翟天佑、郭宗唐、王惠民、贾希贤、马步鉴、高居正、张宗文、刘建基、李怀智、陈纪平等人参加了革命组织。他们大都是县功一带各小学的教师。到一九四九年时，本地共有地下团员二十三名。后来，他们又和正在宝鸡中学上学的县功籍学生杨均、郭天明、王聚仓、王世中、强奋志等取得联系，从而使革命力量不断壮大。
当时，地下党组织之所以要将县功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原因有三：
一是县功地处千阳、陇县与宝鸡县的交界，又与凤翔党组织和游击队接近，便于指挥和联络工作，将来再和陇县温水党组织相互配合，可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对解放千、陇有利；
二是县功地区的文化、教育比较发达，青年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较多。如当时在陇县中学、宝鸡中学和凤翔师范上学的学生就有五十余人，另有从上述学校毕业后在地方供职的小学教师和职员几十人。他们容易接受革命思想，是发展地下党团组织的主要对象，也是进行革命工作的有利条件；
三是县功有重要的统战对象，即手握兵权，盘踞该地十多年的赵子杰。
县功地区的地下革命组织从出现到活动虽然不到四年时间，却为革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传播进步思想，宣传马列主义。
早在四十年代初，尚在凤翔师范上学的肖宗汉（原宝鸡县双白杨乡肖家什字人）就已是地下共产党员。他给杨培基等带回了一批马列和*的著作。杨传了自己认真学习外，还向身边一些知己进行宣传。后来参加革命组织的其他同志，也都通过一些途径，搞到一些进步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从而提高了对革命的认识，在以后的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扩大影响，1947年夏，葛世民、郑作舟、肖明德三人还利用暑假在陇县中学举办了暑期文化补习班，为在学生和其他有志青年中发展地下组织做了一定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2、发动群众和国民党地方贪官污吏做斗争。
解放前，陇县和县功地区的各级国民党政府官吏，一贯视该地区为一块肥肉，竞相揩油，多方搜刮。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曹汝昌（字继峰，陇县西大街人）任县功镇镇长。他和县政府互相勾结，样样长摊过派，大肆贪污中饱，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于是，地下革命组织便由杨培基、王自强策划，并派邢选科、翟天佑、李怀智三人出面活动，发动群众检举告发，草拟了曹汝昌的十大罪状。
与此同时，王自强、杨培基又由陇县教师集训班给邢、翟、李三人通报宝鸡公署专员张海如在陇县视察后返回宝鸡途经县功的具体日期。到了那天，刑等三人带着诉状，在县功镇西五里的陈家园子大路上拦住专员一行的马头，递上了控告曹汝昌的状子。张海如专员接状后未做处理，而将其交给了随行的陇县县长史恒信去查办。
当晚，专员一行歇宿于县功小学，史恒信就在该校大礼堂设立临时法庭对此案进行审理。可是，他既不审问被告，又不作调查，却一味袒护曹汝昌，而对刑、翟、李三人则大加训斥，说他们身为教师，不务正业，却煽动群众捣乱。曹汝昌也有恃无恐，强词夺理。刑选科等沉着应对，据理力争。最后，史恒信被驳得张口结舌，恼羞成怒，竟命人将邢选科等三人一绳捆绑，武装解送陇县军法处关押。
葛世民、郑作舟得知后，立即和杨培基、王自强商议营救。他们首先和陇县的国大代表赵作栋（陇县坪头人，时住西安）取得联系，和当地军政、教育界一些贤达人士在史恒信处疏通。经过他们从中斡旋，最后才由县功镇国民代表会议主席翟仁轩担保，将无辜入狱四十八天的邢选科、翟天佑、李怀智三人释放。
此次告状虽然未获得完全成功，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贪官污吏的嚣张气焰，在县功、新街两镇乃至整个陇县震动很大。不久，曹汝昌被调离县功。同时，为平息民愤，掩人耳目，又以曹汝昌的亲信、区队副郭**做了替罪羊，将其撤职查办。
3、积极筹措经费，建立秘密联络点。
起初，地下团组织的活动以县功中心小学（王自强任校长）为联络点。到了后来，原在该校任教的同志，有的调往他处（王自强已去陇县杜阳镇小学任校长），有的辞职或被解聘免职。所以，县功小学已不具备继续充当联络点的条件；加之随着革命活动的日益开展，经费越来越困难。于是，经过组织研究，决定一方面尽快开辟新的联络点，一方面开办一些商业。
他们的办法是：由杨培基、王自强、翟天佑三人（其家均系农业大户）各拿出八石（每石合十斗，每斗37斤）小麦，在县功镇中街开办一所粮店，起名为“义成粮店”（寓共产主义事业必定成功之意），公开业务是经商贸易，实际则是为地下组织活动提供立足之点和必要的经费来源。
经过积极筹备，“义成粮店”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 ）农历正月十六日开业，由杨培基任经理（杨当时任县功第二国民小学校长，不常住店），翟天佑任副经理，主持店内事务。由于“义成粮店”是为适应革命工作需要而开办，不图发财，到1949年解放前夕停业时，八千多斤小麦本金所剩无己。虽然如此，它却使革命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对支援前线以及配合解放大军建立地方新政权都起了积极作用。
4、实施策反计划，组织武装起义。
当时，革命组织在县功地区的主要策反对象是赵子杰。赵子杰早年为地方常备团团长，有兵员二百多人（1949年春，赵子杰又被晋升为千山守备区指挥官）。因为县功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赵子杰在这一带根深蒂固，西府地下党决定做赵子杰的统战工作，并先后派刘天章（麟游人，陇县解放后首任县长）、葛世民、王德洲同志多次来县功，与王自强等人配合，千方百计争取赵子杰反正，但是，终因赵鼠目寸光、顽固不化而作罢。
统战赵子杰的工作失败后，县功地下革命组织又设想争取县功镇镇长强克成（曹汝昌被驱逐后，镇长一职经群众公举由本地人强克成担任）。强克成为人正直，思想比较进步。为便于做他的工作，组织决定先把翟天佑打进镇公所当文书。
翟到职后对强克成观察了一段时间，便在一天晚上与强秘密谈话，劝其带领镇公所自卫班的人员武装捣毁警察派出所和缉私队，收缴其枪支，再从县功黑虎山北上，和凤翔方面游击队负责人郑培（真名亢少平）接头。强因为在此以前，对县功地下革命组织的活动已有所了解。所以当翟天佑与他谈话时他既不觉得意外，也不感到恐惧。只是当时驻扎县功的是赵子杰的保安团，戒备甚严，而赵子杰又与他家的世代冤仇，强恐怕举事后家属遭到灾难，所以没有同意，只对翟天佑说：“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你们的工作要咋办就咋办，我不干涉，请你们放心我强克成就是了。 ”
不料，1949年4月，强克成便被国民党陇县县长王会文以支前不力不由下令撤职。不久，翟天佑的文书职务也被新任镇长周镐荣解除。这样，策反计划便告夭折。
5、准备组建游击队。
策反工作遇挫后，上级党组织决定在县功地区自行组建游击队武装，并派王德洲同志来县功转达组织意图，要县功二小校长杨培基给负责组建游击队的王文华同志保留一名教师缺额，以作掩护。为了便于隐蔽和活动，当时决定把游击队的大本营设在县功的西山地区。杨培基接受任务后，立即照办。可此后不久，因为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在县功地区组建游击队已无必要。所以，上级要主动放弃了原来的计划。
6、配合解放大军接收地方政权，支援前线。
在西安解放、扶眉战役即告结束时，葛世民、郑作舟就从西安给在凤翔师范上学的肖明德和县功的王自强、杨培基同志写信，向他们通报了当时的整个革命形势及宝鸡、陇县一带即将解放的消息，并要他们做好一切准备，迎接解放大军过境，配合接收地方政权，支援前线。
后来，1949年7月14日，宝鸡、县功解放后，郑作舟又专程从西安回到凤翔，再同肖明德等一起来到县功，在“义成粮店”与王自强、杨培基接头，要杨培基赶上郑家的骡子去千阳县华岩寺接陇县县委宣传部长王伟章来县功与杨培基一起主持县功、新街两区的政权接收工作（千、陇两县县委、县政府在1949年7月上旬由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宣布成立，并颁发了印章。随之，两县领导在户县史家堡会议后即绕过宝鸡，抄北路经凤翔到了千阳县华岩寺）。王自强、陈继平、邢选科协助首任县功区委*李存元、区长郭富锁接收县功镇公所；高居正、王惠民、邢选科、强毓芳则协助新街区首任区委*陈守智接收新街镇公所。
接收工作部署完毕，王自强、杨培基便集中了县功自愿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三十余人，除留给县功、新街两区的一般干部外，全部由王伟章带领上了陇县，安排在县区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邢选科、王兴华等六名同志在关山战役结束的当天，即被分配去固关镇天成乡搞政权接收。与此同时，王世中等同志又奉命去汉中、四川，支援解放陕南及大西南的工作。
宝鸡与县功解放的第二天，彭德怀司令员就住在县功中心小学，当时的情景，许多人至今还记忆犹新。
彭德怀在凤翔灵山
本文由邢选科、杨培基、翟天佑、王惠民口述，强克享笔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