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6日， 陈庆英与范德康在四川邛崃家中
陈庆英在四川邛崃
陈老师离开德令哈，进中央民族学院攻读硕士时，师从王尧先生研读敦煌吐蕃文书中的古藏文资料而写成的《斯坦因、伯希和敦煌汉文写卷中夹存的藏文写卷情况调查》《一份吐蕃驿递文书》和《土地面积丈量——试析吐蕃时期的土地制度》等文章，迄今仍有待学界突破。毕业后，他对《萨迦世系史》《汉藏史集》和《朗斯家族史》等重要的藏文史料做了翻译和研究，对元朝西藏地方制度有了开拓性的阐述和分析，著有《元朝帝师八思巴传》《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驿站》《夏鲁的元朝帝师法旨》《卫藏地区的萨迦派和元朝的关系》《元朝帝师制度及其历任帝师》《关于元代西藏的户籍清查》《元代朵思麻宣慰司的设置年代和名称》等论文和专著，均为研究元朝藏史的开拓之作。之后陈老师在青海社科院工作的十年间，和王辅仁先生合著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主编的《中国藏族部落》《藏族部落研究》都是研究安多藏布部落不可或缺的案头参考书。其间他还在塔尔寺藏文文献研究所全力以赴研究塔尔寺的历史文物和当地的碑文，编撰并出版了《塔尔寺藏文藏书目录》和《塔尔寺志略》等重要史料。
1990年4月，陈庆英（左二）随王尧（左四）一行学者访问日本大正大学
1993年，陈老师回到北京进入中国藏学研究所工作后，他的研究转向元明清西藏地方与中央朝廷的关系。他写的有关满蒙藏交往史的《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生平事迹探》《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实探讨》和对章嘉·若必多吉和乾隆皇帝的关系等系列论文构成了这一领域非常重要的研究取向，而他早些年整理的《五世达赖喇嘛年谱》开启了对历代达赖喇嘛的系列研究，其重要性经久不衰。他还承担了《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历史资料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历辈达赖喇嘛生平历史研究》和《西藏通史》等大型课题项目的总主编任务。其间，陈老师多年积累而著成的《达赖喇嘛转世及历史定制》成为研究活佛转世这一看似熟悉但是仍缺精深、系统研究的议题必读之作，曾被译为英文和意大利文出版。近年里，陈老师和王晓晶合著了《瑜伽师蒲南吉尔事迹考——从〈六世班禅传〉解读》《六世班禅灵柩回藏考》《六世班禅东行随从种痘考》等有关六世班禅的论文。
《达赖喇嘛转世及历史定制》意大利语版
此外，陈老师还把一系列重要的藏文史籍，如《红史》《汉藏史集》《萨迦世系史》《王统世系明鉴》《第三、第四和第五辈达赖喇嘛传》《章嘉·若必多杰传》等等译成了汉文。他的学术意识，对藏文史料孜孜不倦的研读和融会贯通的理解，使他得以在藏学很多领域得以开风气之先。在自己研究成果不断的同时，他还时时提醒学界，藏学领域确有许多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比如西夏王朝和元朝藏史之密切关系就是论题之一。他很早就向学界提出，西藏的吐蕃王朝和后弘期都有很多汉、藏文的记载，唯独分裂割据时期没有可靠资料可言，因而造成了藏史研究的一大空缺。为了填补这一空缺，他认为，除了了解角嘶罗王朝和古格王朝之外，仍需要深入研究西夏王朝，因为西夏是汉藏和蒙古、女真等北方民族夹杂的一个地区，可谓藏族和周边民族相互交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桥梁，不仅延续和融入了吐蕃王朝的文化、制度，也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和宗教文化。元朝的帝师制度就是从西夏延循而来的，而且了解西夏，会大大地有助于我们了解宋代的藏族史。（《西夏王朝与元代藏族历史——访著名藏学家陈庆英先生》，扎西龙主，《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22卷第4期，第1-4页。）
陈老师并不停留于过去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且时时关注藏学领域内的新走向。他在中国藏研中心创办30周年之际和央珍做的访谈中曾提到，自2000年以来，自己原有的学术自信 “无形中慢慢消失了，感觉到自己不懂的地方太多了，写文章、做讲座反倒觉得不那么有把握了，不那么敢下笔，不那么敢发挥了。” 这实为陈老师谦诚之辞，其实，他的论著，不管是1980年代有关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献，还是研究元朝萨迦派帝师和蒙藏关系的译著和专著，或是他细心辑成的塔尔寺珍藏的藏文典籍目录，或是最近二十年里编撰而成的大型项目和数十年里完成的重要的藏文史籍译著，其深远的学术价值和影响迄今不减，都是国际学界研究无法绕开的。陈老师言及近些年来的下笔之难，其实道出了西藏史研究进入的一个新阶段——如何结合其他领域来拓展研究取向和视角，如何把区域史和世界史结合起来研究藏史，已成为现今业内学者致力所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