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密尔从语言的角度分析了不同民族在民主和自由方面存在的对话障碍:
如果民族间的语言不同则会产生感情上的分离:语言的同质性是民主政治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公民只有在同一语言环境中，才可以就民主和自由议题进行对话。
当语言、性格、感情、习惯都不相同的民族被置于同一政府之下,则不会产生那种足以支持融合的民族感情,反而产生更多相互的猜忌和攻讦。
政府不仅无力促进各民族的共荣，而是在彼此的政治摩擦中纵横捭阖、极尽政治之事，在抗衡与斗争中坐收渔利。这样的民族关系下，自由的发展将无从谈起。
“在奥地利帝国，当波西米亚人准备参与镇压维也纳人的自由时，当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渴望镇压匈牙利人时，并且当所有人都联合起来让意大利受到他们共同的暴君的奴役时，一种自由的宪法由怎么能够在这个帝国确立起来?”
密尔将民族的自决权利诉诸于一个民族争取自由的斗争。“当民族作为获取自由的手段时它是可欲的。可以将它作为充足的理由，用来同情意大利人重构意大利的努力，同情波森(Posen，波兰城市之一)人成为波兰一部分的努力。”。
显然，密尔对于意大利支离破碎的政治进程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波兰的历史遭遇充满了同情与声援。民族压迫的悲剧也使密尔看到了民族自决的正当性。
因此，密尔把民族间的压迫当作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重新获得自己的独立地位，是一个民族获得自由的先决条件，如果这个民族被混合于其他民族将成这项原则的例外情况。
但是，密尔的自决条件论也构成了一些民族自决的反动论，例如密尔在同情爱尔兰民族的情况下，仍然认为爱尔兰在英帝国的统治下是更有利的，因为英国被认为足以为爱尔兰提供自由制度的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