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个消息，年近古稀的褚时健老泪纵横，他拉着马军的手说：“姑娘死了，姑娘死了，死在河南，自*了！”
“如果早点听女儿的话退休，女儿就不会有今天。”
那一年中秋节，褚时健一个人蜷缩在办公室，盖着一条毯子看电视，不胜悲凉。
1996年12月底，褚时健被带走，2年后，云南省检察院以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正式对褚时健提起诉讼。
经过联合调查取证，褚时健被控和红塔集团其他几个领导，以私分形式贪污公款355.1061万美元，褚时健得款174 万美元。在当时，这属于巨贪了。
褚时健对检察院预审人员这样坦白：
“1995年7 月份，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想，新总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 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按照当时的量刑，褚时健涉案金额属于死刑，但事情很快出现反转。
七、
1998年北京两会上，10多位企业界和学界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喊冤”，呼吁“枪下留人”。
不少专家认为，褚时健是有功之臣，他累计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元，解决了云南很多人的就业问题。
甚至有舆论称，褚时健错就错在“早生了几年”。
庭审时，褚时健方律师的辩护词也很出名：
褚当了17年厂长，红塔集团共创造利税800亿元，企业每创造1亿元，褚时健才收入1000元。这位为民族工业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国企领导，一年的收入竟不如歌星登台唱一首歌！
褚时健在玉溪干了18年，全部收入加奖金80多万元，相当于他为国家贡献17万元，自己才得到1元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