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期间，梁漱溟同*交谈了八次，每次时间都在两小时以上，有两次甚至谈了通宵，两人谈话内容的焦点在于抗战胜利后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
梁漱溟坚持的救国方案是摈弃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指出改良道路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必须来一场彻底的阶级革命。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反复论说，最后，*意味深长地说： “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做结论，姑且存留下回分解吧。”
多年以后回想起那次争论，梁漱溟仍然大呼过瘾，他深深被*的风貌和气度所折服，从这次延安之行开始，梁漱溟和*维持了多年的友谊。
1950年1月，梁漱溟应*、*之邀，从重庆来到北京。*见到他立刻紧紧握手，还数次邀请他到家中做客。因为梁漱溟吃素餐，所以喜欢红烧肉的*也吩咐厨房做全素的饭食款待他。
为了让梁漱溟可以安心写作，*又安排梁漱溟先生住进颐和园内石舫附近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里，对他可谓是礼遇备至。
然而，没过几年，梁漱溟便和*发生了激烈争吵。
1953年，我国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下，主要建设资金都投在了重工业方面。
在全国政协会上，梁漱溟提出反对意见，指出政府忽略了农民问题，他引用一句话是“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认为共产党过去主要依靠农民，如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却忽视了农民。
梁漱溟的发言引起了*的不安，他的这种发言很容易引起农民对党政策的不满，于是*在讲话中反驳了梁漱溟的观点，认为梁漱溟反对总路线，属于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在讲话末尾，*强调：“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梁漱溟对讲话中认为自己反对总路线的说法相当不满，他在会场上递交了一封信给*，晚上*约他谈话，因为时间有限，谈话只进行了20分钟，但期间梁漱溟情绪激动，在言语间与*频频冲突。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为止，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事态。偏偏梁漱溟是个好强之人，他认为自己的观点无可挑剔，一定要拿出来让公众评议。
到了9月16日，梁漱溟登台发言，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他批评*误解了自己的意思。
9月17日，*作长篇发言，第一次点了梁漱溟的名字，其间*作了若干分量很重的插话，梁漱溟听到这些话后，深感自己因出言不慎已经造成很深的误会。
但是在倔犟好胜的个性支配下，梁漱溟不顾一切地要为自己辩解。*一讲完，他就要求发言，他对坐在主席台上的*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同时我也直言，我想看看*有无雅量。”
他还不顾与会者的劝阻，与*当场顶撞，坚持说自己要看看*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
*并没有被梁漱溟咄咄逼人的态度激怒，他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给你十分钟，讲一讲要点好不好？”梁漱溟答：“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哗然，许多人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慨，会场持续出现僵持局面。
后来，梁漱溟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但*特别指出，梁漱溟的问题属于思想问题而非政治问题，这句话让梁漱溟在随后的运动中平安度过。
虽然梁漱溟的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但他由于气愤闭门思过，一言不发，长子梁培宽的一番话却点醒了他。
梁培宽指出，*当众批评梁漱溟，并不是针对他个人，他是为了当前国家的大业，而没有其他。但梁漱溟在考虑问题时却只计较自身的得失，从没有站在国家建设的角度考虑。*是对事不对人，而梁漱溟却把矛头完全指向*本人，自认为*没有容人的雅量。
梁培宽可谓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梁漱溟的问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