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珠峰测量队冲顶分队的队员们
对于在野外的测绘队员来说，什么是幸福？
每天早上起来，能用热水洗把脸，吃个热饭；出测回来，能及时喝上一杯热水，这就是幸福。
今年刚加入一大队的王涛第一次来西藏，他把感受写成一首诗，第一句是：“以前总对生活要求太高，现在只要给我四面墙，房顶不要都行。”
长时间在野外，没有发钱的机会，更没有花钱的机会。每当发工资的时候，测绘队员都会感到幸福，因为半年到10个月的工资会一次性发给他们。
当然，最大的幸福还是能顺利完成测量任务，辛苦没有白搭，汗水没有白流，心血没有白费。
虽然很苦，但是测量队员们早已习惯了苦中作乐，苦中找乐，苦中品乐。
队员王文胜的感受很有代表性：“我们工作虽然有点苦，但是我们见证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壮美风景，这些经历谁能有。”
同样重要的是，跑野外锻炼人的性格，让男人肩膀更宽，心胸更开阔。
“在城里勾心斗角，未必是幸福；在野外战天斗地，未必不是幸福。”
03
先与后 变和守
凡是苦活、累活、重活、危险的活，干部先，队员后，老队员先，新队员后。
——国测一大队不成文的军规
不了解国测一大队的人，总是好奇一件事：为什么活再苦、再累、再重、再危险、再艰难，这支队伍都拿得下来，而且出色地完成？
跟随他们在青藏高原走了100多天，记者发现了这个“秘密”——这支队伍有一种独特的、代代相传的团队气质。
这种团队气质始于干部，又影响到每个队员，逐渐演变成国测一大队的内在气场和工作哲学。内在气场的核心也是干部，工作哲学则体现在先与后、变和守两对关系上。
凡是苦活、累活、重活、危险的活，干部先，队员后，老队员先，新队员后，这是国测一大队不成文的军规。军规虽然从来不成文，但已经自然而然地融入进每个人的血液。必须遵守，没有例外。
干部上了，队员们不自觉地，会跟着干部上。当队员逐渐也变成干部，就会有新的队员，也跟着他上。
张朝晖至今还记得1986年黄河支流上的一个情景：小组在甘肃刘家峡水库作业，要越过黄河一条较大的支流，才能到测量点上。组长是40多岁的赵景昂，他二话不说，把衣服脱下来，跳进河里，要游泳过去。可水很急，他一下被冲走了十几米。爬回岸上后，他让大家把皮带接起来。他拉着皮带先游过了河，然后从附近老乡家借了两个梯子回来。他把梯子搭起来，跳进水中，举起梯子，让大家从梯子上爬过了河。
这是真正的人梯，张朝晖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画面。
王文胜也忘不了第一次进藏作业的情景。中队在珠峰大本营开会，分配测量任务。最难的一个测量点叫三七点，海拔超过6000米，要穿越绒布冰川，还要在点上坚守好几天，非常艰苦和危险。
会开得很短，中队长刘志良也不善言辞。他说：“谁是党员，哦，王忠良是，那好，你和我，咱们俩上三七点。”
“以前以为这是电影里的镜头，但是它就在我身边，很简单，很平常”，王文胜说：“一大队的人都朴实，没什么大话，但是真干活，也真出活。”
在国测一大队，不管你什么职务，什么学历，只要有活来了，所有人都一起上，没有人例外。
2005年珠峰复测，一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冲在一线。大队长岳建利担任珠峰高程测量现场总指挥，在珠峰大本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队员们轮流乘车去百公里以外的定日县洗澡、打电话，岳建利却一直坚守岗位，寸步未离。
海拔5700米的珠峰交会测量
2005年5月13日，记者跟踪采访珠峰复测行动时，在从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撤往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的途中，遇到了国测一大队副大队长陈永军。
他告诉记者，在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登顶测量要用的觇标上的冰锥断了，情况紧急。预计两三天后队员就要冲顶了，马上要用觇标，陈永军决定自己连夜把冰锥送上去。
在深夜里攀登到海拔6500米，相当危险。其实，陈永军可以让更年轻、体力更好的队员承担这个任务，但是他宁可自己受苦。“我是副队长，这是我的本分。”
陈永军靠着顽强的毅力，9个多小时徒步16公里，深夜12点，把冰锥及时送到了前进营地，保障了珠峰冲顶顺利实施。
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时代，在国测一大队的工作哲学中，变与守的平衡始终是队领导最关注的。
一方面，国测一大队坚持变：跟踪世界最新的科技手段，更新科技装备，改革管理机制，同时大力提倡和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
比如这几年的西部测图工程，国家测绘局要求零伤亡，每一部车的位置北京指挥部都知道，必要时可以弃车，保人是第一位的。
另一方面，国测一大队坚持守：团队气质不能变，协作精神不能变，严谨作风不能变……
“这就好比水准测量”，国测一大队党委*刘键说，1975年他刚进队，当时一个水准小组一年只能测200公里；现在科技水平提高了，一年能测1000公里。
但是有两点，一是水准测量方法没变，依然要靠步行完成，依然是仪器前后每距35米架一个标尺，一个点测完再步行70米到下一个点；二是全国12万公里长的基本水准线没变，不论科技水平如何提高，这些路都是不能省的，还得靠队员徒步，而且必须是往返。
“既然方法没变，路没变，那很多东西也不能变。”
04
大与小 国和家
“我们测绘队员好比候鸟，绿叶发的时候出征，树叶黄的时候归来。”
——岳建利
有的英雄在枪林弹雨中造就，有的英雄在波谲云诡中磨炼，有的英雄只是默默用双脚丈量着中华大地。
你问国测一大队的队员，你爱测绘吗？十有八九都会用陕西方言告诉你：“有啥爱不爱的，干活就是咧！”
这是他们的可爱之处，不会说大话，更不会唱高调。但是国家任务来了，他们却没二话，不讲条件，不讲困难，不讲代价，拿着包就出发。
测绘队员张述周的妻子史玉萍感慨地说：“国测一大队的人怎么都跟中了魔一样，国家一有任务，老婆孩子就不管了，说走就走。”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心里其实都有一杆秤，分得清什么大，什么小，什么重，什么轻，谁也不说，谁都知道。
一大队的人平时都很平凡，但是一有国家任务，特别是带有艰苦性、危险性的工作时，没有人会退缩。如果换做某些地方的队伍，可能会因为太难太苦，钱又不多，选择不干。但是，在一大队的字典里，没有退缩这个词，从上到下，都是好汉。
中队长尚小琪，孩子刚出生第一年，他外业工作10个月；孩子2岁这一年，他外业工作8个月；孩子3岁这一年，他外业工作7个半月……妻子摔伤骨折，他也没回来，受伤的妻子还得自己照顾年幼的孩子。
“我也想回去，但是不能”，尚小琪说，野外作业是一个集体工作，每个人都是集体的一分子。
有队员出外业时曾遇到父亲去世，这样的事，如果提出来，肯定让他走。但是他没有提，因为他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人走了，小组就会停摆，任务就可能完不成了。
“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工作第一，任何个人和家庭的任何事情，都要等到工作完成之后，再想办法补救。”这是国测一大队第二个不成文的军规。
这个看似不近人情的军规，大家都会遵守。因为每个队员深知：测绘工作的性质决定，外业有时间要求，有费用限制，不能耽搁，要完成只能牺牲家庭，没有第二个选择。
“我也想有第二个选择，但是没有。”这是国测一大队队员经常给家人说的一句话。
当国和家出现矛盾的时候，唯一的选择就是：国大家小。
“有时真觉得苦，有时也觉得愧对家人”，一名队员说，“但是卫星升空、神舟飞天、新建工厂和新修铁路都离不开我们，我们去过的地方很快会有新的建设，人们使用的地图上有着我们的心血，想到这些，我就找到了人生的价值。这工作，国家需要，人民需要，我们干这个工作，不丢人，有意思。”
的确，测绘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但测绘者的身影又都隐在暗处。“走在龙头，位在龙尾”，就是对测绘工作的形象比喻。很多耳熟能详的工程其实都离不开国测一大队的支持：青藏公路，西气东输，磁悬浮，天津港，珠港澳大桥，杭州湾大桥……但是谈论起这些工程，却很少有人提起国测一大队。
“还有人把测绘队员称为‘幸福使者’”，国家测绘局副局长宋超智说，因为测绘队员一来，这个地方就要搞建设了；有了建设，当地的老百姓生活会变好，还不幸福吗？但测绘的性质决定，测绘队员注定是一个给人幸福的先行者，而不是幸福的最先品尝者。
测绘队员在野外很寂寞。
寂寞确实很痛苦，比寂寞更痛苦的是对亲人的思念。出外业时，测绘队员的电脑背景，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家人的照片。
几乎所有队员，都爱听这首歌，也怕听这首歌——《故乡的云》。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飘泊；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
听这首歌，会想家，想家里的人；但听着听着，“歌词就像刀子，扎进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每个测绘队员，几乎都毫无例外，心里有同一种创伤——对家庭的感谢和歉疚。
“我们测绘队员好比候鸟，绿叶发的时候出征，树叶黄的时候归来。”岳建利说，队员们一般春天离开家，在每年腊月中下旬才能赶回来。
“没有怨言是不可能的，不吵架也是不可能的”，家属史玉萍说，但是每次丈夫回来，都忙着干这干那，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接送孩子……一个大男人，几乎什么家务都做，那种殷勤和关怀，又让自己感动。
其实，国测一大队的队员都是如此，他们对家庭的责任感很强。
作为一个测绘队员，他们的时间乃至生命都被硬生生的分割成两半。一小半给了自己的小家，一大半给了祖国这个大家。
他们对此没有选择，有的只是热爱。两个家同样热爱。
每年开春，他们都会经历同样一场煎熬，离开温暖的小家，投身到祖国的大家中。
当他们在荒原旷野和荒山野岭上默默竖起测量杆的时候，也同时树起了自己的精神标杆和人生标杆。
有的英雄在枪林弹雨中造就，有的英雄在波谲云诡中磨炼，有的英雄只是默默用双脚丈量着中华大地。
(来源:人民日报人民文旅微信公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