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珠峰测量队的队员们整装待发
面对极限，任秀波超越了自己。在极度缺氧和暴风雪中，任秀波一步一步走到了海拔7790米的2号登山营地。
当其他登山队员因为极度疲劳都躺在帐篷里休息时，任秀波却在帐篷外，冒着暴风雪，喘着粗气，在没有任何供氧设备的情况下，架起重力仪，测出重力值，并用GPS接收机测量了该点的三维坐标。
从此，共和国测绘史上诞生了新的高度——7790米。这也是世界测绘史上新的高度。
几天后，记者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见到了任秀波。他说：“我尽了国测一大队队员的本分”。
本分！很简单的一个词。
对国测一大队的队员来说，这个词，意味着当你面对极限、面对艰辛、面对困难、面对危险的时候，绝不退缩。这个词，还意味着必须要习惯在天地之间的任何地方工作，不管这个地方是冰雪荒山，还是黄沙大漠，是高山峡谷，还是海岛礁盘，是水乡泽国，还是戈壁草原……
在地温高达60多摄氏度的新疆火焰山中，大地如蒸笼，一天喝20斤的水，队员们依然感觉焦渴难忍，头晕眼花；
在寒冬中的北疆阿勒泰山区，最冷时温度达零下45摄氏度，队员们操作仪器，为了保持观测精度，却不能戴手套；
在阿尔金山里，黑蚊子云雾般地围着人和牲口叮。一匹白马转瞬间叮满蚊子，成了黑马，黑马在地上打个滚，死蚊子的血又把黑马染成红马；
在中国海拔最低的吐鲁番艾丁湖，海拔负154米，温高风大，测绘队的一头骆驼被大风刮跑，追了近100公里才找到；
在远离祖国2万公里的南极冰原，为了填补我国南极测绘的空白，队员们为了几个数字，在大雪中坚守4天4夜；
在可可西里，泥泞的沼泽充满危险，一辆车一天陷了30多次，挖了30多次，一整天只走了3公里；
在藏北无人区，因为缺氧，队员头疼欲裂。为了止疼，队员把头卡在钢架床的床头钢管之间，这样卡住，外面一疼，里面的疼就不觉得了……
有一年，一组8名队员在塔克拉玛干南缘作业。每天观测时，毒蚊子成群结队如轰炸机般在队员头顶盘旋。一次，累极的队员们在红柳滩夜宿，刚一着地便睡熟了，等到天亮爬起，每个人浑身上下被蚊子叮满了红包，痒得钻心。一个队员拿干树皮往身上一擦，鲜血直流。等到完成任务从戈壁深处走出来时，大家的脸庞都小了一圈。平均每个人瘦了11斤。
有人说，那一段测绘成果是用88斤新鲜的血肉换来的。
“我们*工作，是天和地之间的大活”，一位老队员说：“再说细点，就是四句话：坚守在荒天野地，生活是幕天席地，工作中战天斗地，为祖国经天纬地。”
其实还应该补上一句，他们的坚守感天动地。
02
生与死 苦和笑
“父亲，我没有见过你，听说当年你是渴死的，今天我来看你，给你送点水。”
——吴永安
在国测一大队队史室的墙壁上，我看到了一份触目惊心的名单。这是从1954年到1989年，牺牲在野外岗位上的测绘队员，有46人。
牺牲者中，有的渴死、冻死、病死，有的坠下悬崖，有的掉入雪窟，有的遭遇雷击……
他们大多英年早逝，有的死得很壮烈，有的死得很平淡，但他们都牺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他们的遗骨留在了西部大地偏远的测区，其中大多数连墓碑也没能留下。
在北京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一楼大厅里，放着一台老式的测绘仪器，它有个名字，叫“宋泽盛仪器”。这台仪器背后，有一个让人动容的故事。
在北疆阿尔泰山脉深处，有一座山名叫尖山，陡峭险峻，怪石嶙峋。1959年7月一个黄昏，国测一大队作业组长宋泽盛，带领几名队员，连续工作了两个通宵，终于完成了尖山山顶的测绘任务。
崎岖山路宛如一条羊肠，紧缠在山腰上，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太疲惫了，一名队员在下撤途中，一不小心，背上沉重的经纬仪撞上了峭壁，立刻重心不稳，连人带仪器向悬崖边滑去。
走在后面的宋泽盛一个箭步冲上去，用双手托住下滑的队友，使出全身力气将队友往上推。队友和仪器安全了。宋泽盛的身体却失去平衡，他脚下的碎石不断地滑落。当队友们伸出援手时，宋泽盛的指尖从他们手前滑过，大家眼睁睁看着他坠落到几十米深的山崖下。
宋泽盛牺牲后，大家把这台仪器以他的名字命名，争相使用，以此来表达对他的怀念和敬仰。
牺牲者当中，有一个人是被土匪*害的，他的故事至今让人揪心不已。
1963年7月，在甘肃南部的腊子口大山中，钟亮其遭五六个土匪围堵绑架。土匪逼问测量组驻地，严刑逼供中，钟亮其眼被打瞎，身中数刀。为了小组安全，他宁死不屈，只字不吐，惨遭土匪*害。一个星期后，队员们在白龙江边的沙滩上，发现了钟亮其遍体鳞伤的尸体。几个月后，这些土匪被抓获，世人才知道了钟亮其牺牲的经过。
钟亮其是烈士的后代，家中的独生子，牺牲时还不到30岁。
国测一大队年过70的老一代的测绘队员，在接受采访时，都会提到一个名字——吴昭璞。说起他，没有人不掉泪。
1960年4月底，31岁的技术员吴昭璞带领一个水准测量小组来到新疆南湖戈壁。
红褐色的沙石一望无际，烈日当空，一具具骆驼的庞大白骨分外扎眼。天上，没有一片云；地上，没有一滴水。气温超过40摄氏度，地上的沙石更热得烫脚。
一天早晨，意外发生了：装满清水的水桶漏了。桶空了，断水了，离这里最近的水源地在200公里外。
在藏北高原，每天要经过很多这样的冰湖
茫茫戈壁，这意味着什么，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沉默中，吴昭璞做出决定，他把仅有的水囊递给一位年轻队员：“必须马上撤离，你们两人一组，认好路线轻装外撤，我留下看守仪器资料，等着你们带水回来。”
“这样不行，你太危险……”有队友想争辩，被吴昭璞制止，“大家早一分钟走出戈壁，就多一分生存的希望。”
队友们依依不舍地走了。他们竭尽全力，3天后回来了。
等他们找到吴昭璞时，被眼前悲壮的情景震撼——
帐篷里所有的牙膏吃光了，所有的墨水喝干了。吴昭璞口含黄沙，十指深深插进沙土。身高1米7的吴昭璞，已干缩到不足4尺；原本英俊帅气的小伙儿，武汉测绘学院的高材生，如今静静地躺在戈壁滩头。
他的手表，还在滴滴答答地走着。
他的身后，资料整理得整整齐齐；他沾满汗渍的衣服，严严实实地盖在测绘仪器上。
他最后告别为之奋斗的测绘事业时，是多么恋恋不舍。
这一天正好是5月1日，是劳动者的节日。
队友们心如刀绞。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3斤红毛线。
这是几周前，他在鄯善县城买的。当时就要进戈壁了，遇到集市，吴昭璞想给远在湖南农村老家的妻子和还没出生的孩子买点东西。看到这个红毛线，他很喜欢，就问了价钱。可是店主一看他的打扮，“远看像讨饭的，近看像逃难的”，就不客气地回了一句：“你买不起就别问。”
吴昭璞没有动气，他只是回了一句，“你有多少毛线，我全买了。”
带着3斤红毛线，吴昭璞进了戈壁，再也没有出来。后来，这3斤红毛线，被队友寄回了他的湖南老家。
多年以后，吴昭璞的遗腹子吴永安长大了，他来到位于西安的国测一大队。当年吴昭璞的队友，一看到永安身上穿的那件鲜红的毛衣，眼泪就忍不住掉了下来。
他们都认识，这件毛衣上的毛线就是当年那3斤红毛线。这毛线的颜色，他们刻骨铭心。
吴永安后来也成了一名国测一大队的测绘队员。他第一次去野外出任务，就申请去了父亲牺牲的南湖戈壁。
在戈壁外的荒滩上，永安没有找到父亲的墓。由于道路变迁，当时又没能立碑，当年埋葬父亲遗骨的地方已经成为乱坟岗。只知道是这一片，不知道是哪一个。
永安买了两个几十公斤的大塑料桶，满满装上水。他抱着水，撒到了乱坟岗上。“父亲，我没有见过你，听说当年你是渴死的，今天我来看你，给你送点水。”
在46名牺牲者当中，宋泽盛、钟亮其、吴昭璞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名字至今被人传诵。还有十几名队员，连名字也没能留下来。只知道他曾经牺牲，却不知道他姓甚名谁。
社会在发展，测绘也在进步。条件在改善，装备在更新，观念在提升，自1989年至今的20年里，国测一大队极少发生队员牺牲的情况。
但是，有些东西是改不了的，而且永远也无法改变。
队员们在秦岭野外进行技术训练
那些高山、荒原、大漠、戈壁……恶劣的自然环境，一代代的测绘队员，都无法逃避，必须去面对。
还是在吴昭璞牺牲的南湖戈壁，时间是30多年后，中队长张全德带领着张朝晖等10名年轻的测绘队员，在这里工作了42天。
一杯早上倒的开水，晚上回来还是热的；带去的巧克力，很快都成了巧克力酱；连木箱也受不了这种干燥炎热，不断地开裂，铺床的竹排也一根根地折断。
刚出锅的馒头，很快就能干透，一口咬下去，把牙齿能硌出血，咬过的馒头往白纸上一按，就是一枚鲜红的印章。只好用水冲着吃，每咽一口如同往食道里塞锯末。
整整42天，队员们都成了黄风怪。所有抬杠的话都说完了，笑话也说完了，经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发呆。
大漠戈壁中的生命不容易，活着的东西都让人尊敬。有一次，大风刮进来一只蜥蜴。可能太热了，蜥蜴总是三条腿着地，还不停换腿。队员刘建是转业军人，他看着蜥蜴换腿，竟感觉像是在给他敬礼。他站直了，“啪”，也对着蜥蜴，回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就连苍蝇这种小昆虫，队员们也觉得是个伴，不忍心伤害。
就在作业即将结束前2天，张朝晖病倒了。因为蔬菜断了很久，他出现了严重的缺钾症状，肌肉麻痹，走路总摔跤，碗端不起来，后来连说话都困难。
队友们决定连夜把他送出去。开了一夜的车，中队长张全德抱着张朝晖，怕他昏迷太久，就高声吼起秦腔。
张朝晖至今还清晰地记着那段秦腔声，大嗓门，不着调，但是每次想起来，心里暖和。
长时间跟野外队员在一起，就会发现他们的一些秘密：每个队员都会抽烟，因为孤独和寂寞；很多人也要用卫生巾，因为长期在高原，几乎人人都有轻重不同的痔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