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49年初在和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协商时所说的话，所以其实在这个时期，我党对于是否要顺势解放香港就已经有了决定了。
即对香港要保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这一方针不变。
而今天的我们，在回望这段历史以及之后几十年香港发生的故事，便可以尝试着理解*这一战略抉择背后的深意。
其一，香港在外交上有着特殊的地位。香港虽然没有在1949年就成功回归祖国和人民的怀抱，但他与旧时代的殖民地已经有着本质的不同。
众所周知，我党的外交政策中有一条“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不承认列强与清政府以及国民政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
割让香港显然是这些条约中的一个部分，所以首先要解决香港的殖民地性质，而*采用的方法则是政治艺术和现实主义的结合。
我们在给英国人的照会中对于香港的政策形象化的说便是“暂时不动香港”，这是什么意思，即主动权是在我们手里的，我们愿意承认香港的地位，但是保留随时收回香港的政策。
既给了英国人面子，又宣告自己对香港的主权；既“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也表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与目标。
而这对于解决我们此时面临的外交困境也有很大的作用，在我们赢得胜利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企图通过不承认新中国政权来达到封锁我们的目的。
我们在香港则与英国人各让一步，来换取他们对我们的支持，虽然英国在之后并没有与我们直接建立外交关系，但他们承认了我们的政权。
并展开了长达数年的对话，我们与很多西方国家的外交事宜也是由英国人充当中间人来完成的。
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保留了随时收回的权利，那么英国人为了保证自己在华和在香港的权益，也必然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和行动配合我们。
双方必须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对方主权的前提下进行交往，所以不平等条约是一定要废除的，承认香港的特殊地位不等于承认其是英国人的殖民地。
这样一来便使英国人意识到，只有“在不损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与尊严”的前提下，才能和我们进行外事交往，这与一百年前腐败的清政府以及软弱的国民政府是完全不同的。
就这样，通过对港政策，*等老一代*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外交围困中撕开了一个缺口，也为共和国长期的外交环境打下了基础。
而第二个原因，便是从经济方面进行考虑了。香港在过去一百多年间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保持了市场繁荣，在金融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