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公德反对法国政府在华妥协政策，并于1928年3月获准辞职，并准备在月底前返国，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在离职前遇到了向警予案件，差点毁掉了他在中国长达31年的职业生涯。
在向警予一案中，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是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此人用“疯狗”来形容不为过；宁汉合流时，唐生智不满南京国民政府，支持汪精卫夺权，南京方面以桂系部队为主力发动西征。当时桂系第十一军军长正是胡宗铎，此人极具权力欲，曾要求将桂系第七军纳入麾下，占领武汉后，又向李宗仁自荐出任湖北省省主席一职；李宗仁以“现任军官不得从政”为由拒绝，不过仍委任他为武汉卫戍司令一职。
胡宗铎上任后仍觊觎省主席一职，为了增加政治筹码，他向南京政府建议，把北伐时期以清剿匪患为目的的“清乡”行动扩大为“清党”运动，大肆抓捕共产党员、破坏工农组织。当时武汉只有法、日两国租界，中苏两国革命党人大多数都集中于法租界，胡宗铎仗着军权在手，数次违规“越界”，引起了法国领事馆的不满。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消息传到武汉，把“清党”运动带向了高潮，由于国民政府宣布与苏联断交，胡宗铎下令取缔苏联领事馆，突袭法、日租界，抓捕中苏革命党人，其中便包括李汉俊和詹大悲。胡宗铎的暴行引起了陆公德的不满，他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释放在法租界内抓捕的政治犯，并约束胡宗铎。胡宗铎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公开指责法国当局包庇暴动份子，充当保护伞，双方矛盾上升为外交斗争。
截止到1928年3月，胡宗铎的“清党”行动共破坏共产党在武汉的重要机关近十处、滥捕滥*共产党员200余人，其中包括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刘健吾、 王景冰等人；胡宗铎声称，绝大多数的抓捕行动都在法租界内，他以此向南京政府邀功，并建议取缔法租界。
武汉当局咄咄逼人，法国方面为了维持在华利益的最低底线，不得不对胡公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3月20日，武汉卫戍司令部在征得法方同意后，突然袭击法租界三德里 96 号，事后经叛徒指认，该处是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大江报》编辑部，而化名“易夏氏”的女负责人正是向警予，此后向警予被暂时扣押在法租界巡捕房。
胡宗铎得知向警予身份后立即向法国领事馆提出引渡要求，并同时向南京政府建议，通过外交手段督促法方把向警予交给中方审判。陆公德没想到在自己即将离任前竟然又碰到这么个棘手的案子，考虑到前期胡宗铎在法租界的暴行，便拒绝引渡。然而令陆公德没想到的是，胡宗铎竟然开始散布法国领事馆收受中共贿赂的消息，再一次把法国领事馆推到了风口浪尖。
陆公德离职在即，即无心包庇中共党员也无心与国民党争斗，他致电武汉当局，称一方面仅凭新闻粘存簿和日记中的只言片语，不能证明向警予是中共党员，另一方面，希望该案由继任领事到任后再处理。
3月30日，陆公德离开武汉，然而自4月2日开始，武汉大小报刊开始刊登法国领事馆长期收受贿赂、包庇中共的消息，并向政府提议，收回汉口法租界和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胡公铎这一提议不久便得到广西、湖南、安徽等地政府及民主团体公开支援，武汉当局还主导成立了所谓的“收回汉口法租界后援会”，并通电中央，请政府收回法租界。
不得不说，胡公铎外交手段着实令人刮目相看，处处抢占先机、占领舆论的制高点，当矛盾上升至民族高度时，真相已经不重要了。陆公德走后，法租界新任领事吕尔庚很快到任，为了平复矛盾，法国领事馆很快做出裁决，除了不承认“收受贿赂”一项指责外，同意引渡向警予，同时声明“以后该租界如有共党一律引渡”，此声明无异于放弃了“政治犯不引渡”的原则。
为了保住颜面，法国方面在外交措辞中颇费心机，他们称“易夏氏”而不是向警予，称“刑事犯”而不是“政治犯”，就是为了保持“政治犯不引渡”的特权，维护舆论形象，避免租界被国民政府收回。法国方面服软后南京政府立即致电武汉当局，称：“汉口民众运动实由法领庇共所致，今法领已经就范, 民愤当可稍平”，令武汉当局规劝民众不得有“排外越规”之举。
向警予被引渡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打击日渐活跃的工农运动，特意在5月1日*害了向警予。此后随着北伐的胜利，法国等外国势力开始向国民政府修好，为了保持在华利益，不再坚持“政治犯不引渡”的原则，租地也失去了特殊的作用，中国革命在大城市中更难立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