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惺(1574-1624),字伯敬,号退谷,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曾与谭元春共选《唐诗归》和《古诗归》,名扬一时,形成「竟陵派」,世称二人为「钟谭」。《名媛诗归》是他编纂的诸多诗歌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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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自己编撰的《名媛诗归》一书中,收录了约350位女诗人的1600首诗作,涵盖的女诗人上至远古时期,下至明代,「不论身份、地位、成就,凡有佳作,一律入选」,成为了「名媛首要是才学」一脉的先声。
这两种说法都被后来的清人所继承。
清代著名才子李渔写过一部戏剧《风筝误》,其中第十八出《艰配》,写到中状元的男主角成为达官贵人们的抢婚对象,主角与那些被形容为「婵娟」的女子们互相瞧看,把京城里有名望的女子都批评了一个遍:
「婵娟争觑我,我也觑婵娟,把帝里名媛赶一日批评徧。」
这里李渔采用的是「有名望的美女」这一定义。
而晚清女诗人沈善宝在《名媛诗话》中继承的则是钟惺一脉。
沈善宝(1808-1862),字湘佩,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一生游走南北,广结各方才媛,著有《鸿雪楼诗选初集》《鸿雪楼词》《名媛诗话》等书目,尤其通过《名媛诗话》的编撰,奠定了她在道咸年间女性文坛上的领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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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媛诗话》是一本反映清代才女们生平事迹以及文学创作情况的作品, 沈善宝在其中发扬了钟惺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名媛」的定义。
她认为,相貌、家世与背景都不应该是决定名媛与否的首要条件,最重要的条件是才学和品德。
沈善宝以这一标准为纲,不论出身名门或草野,只要是才德兼备的女性,便将其事迹与作品收录于诗话当中。
此后,随着《名媛诗话》广为流传,这一「才德兼备的女子便是名媛」的定义也被更多人接受,并成为了民国时期「名媛」一词含义的部分来源。
到了民国时期,「名媛」这一称谓可谓是站在流行的风口浪尖上,其含义也发生了二次转变。
来自晚清及西方的含义汇集一身,使其成为一个含义更为复杂的词。
在西方,「名媛」产生于工业革命时期。一些并非传统贵族,但从事金融贸易致富的新兴资产阶级,他们的妻女为了展现自己家庭的财富,提升家族地位,便时常穿着昂贵华丽的服装出入各类社交场合,结交贵族名流,意图跻身上流社会。
这些人本不具有像公爵夫人、公主一类的贵族称谓,但简单称呼为「女士」似乎又不恰当,便将她们统称为「名媛」。
民国的人吸收了这两种含义,将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有着先进理念、学识才情,同时还有不凡家世背景的女性称作名媛。
典型代表诸如张爱玲、林徽因、陆小曼等著名女性,在那时均是全国闻名的名媛,林徽因「太太的客厅」虽然被冰心所讽刺,却也反映了其在社交圈中的影响力。
陆小曼是民国时期的典型名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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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里有一点需要区分一下:民国时的名媛与交际花。
虽然从表面上看,名媛与交际花都是社交圈当中的活跃人物,但交际花大多只是精于社交,上至政要下至白丁她们可能都有交往,但没有显赫门第与知识才学作为支撑。
民国时期,画报上的交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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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名媛基本只和精英交往,才学水平高,家里或有权,或有钱,或虽然败落但曾经有钱有权有人脉的情况完全不同。
20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全球化以及女权主义的兴起,在背景与才学外,「名媛」又被赋予了更多特质。
作家程乃珊在《上海Lady》一书中,提出了「名媛」的三要素:出身、才学与社会影响力。
除了出身名门,才学出众,经常参与到精英社交场合外,名媛还应足够独立,无论作为企业家还是慈善家,要积极参与到回馈社会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