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舟山岛西侧的岑港
虽然汪直本人被俘虏送往省城杭州，但随他一同返回的船队却还滞留在舟山。其中大部分人为长期追随徽王的本土倭寇，对于朝廷的背信弃义感到格外愤怒。余下部分则是来自日本平户岛的大友家使团，本想接着此行重开朝贡贸易。结果却莫名其妙的身处险境，被迫参与一场完全在意料之外的突发战斗。而且这两拨人都不愿轻易放弃汪直，便选择在舟山岛最西侧的岑港驻足。
公元1558年2月，胡宗宪决定对这批仅有500多人的倭寇下手。除早已部署在周遭区域的水师船队外，还不忘将已小有名气的俞大猷和戚继光都派往舟山。他们先前都已有过沿海反倭寇经验，并且因积累的功绩而获准统领私家班底。这主要是因为旧式的卫所体制趋于崩溃，迫使前线部队必须用更加耗钱的募兵制替代。至于所招募的兵源成分如何，则取决于将领所能拥有的政治或资金支持。比如成名较早的俞大猷，是成功搭上严嵩和总督胡宗宪的关系户。所以麾下经常有来自广西土司领的狼兵助阵，堪称本区域内的精锐之师。初来乍到的戚继光就无此幸运，只能从原先的卫所军户中招募人手。
抵达浙江之初 戚继光的权重低下且位置尴尬
于是在岑港之战的前期，大部分明朝部队都采取围而不打策略。纵使本方的总兵力已十倍于对方，也只是让缺乏根基的戚继光独自率军强攻。倭寇们则派少部分成员登船出海，余下大部分人登上附近的丘陵山地中躲藏，以居高临下的态势予以坚决还击。每当官军从唯一的小径突入其中，就会立即遭伏击者的群起攻之，最终以极其难看的方式溃败而逃。等到3月的降水量暴增，又以拦河筑坝的方式积蓄山洪，借着自然之力将对面发起的第二轮冲锋摧垮。
与此同时，先前离开的倭寇已渡海抵达浙江南部，分头攻打台州和温州两地的海防卫所。于是，位高权重的俞大猷被继续安排留在岑港进行监视，只让戚继光率领自己的嫡系赶往增援。等到后者将两地的警报解除，流窜的袭击船队已安然返回舟山。更多援军也从水路进抵岑港，使倭寇阵营的数量扩增到1000人规模。整场战役也就此进入对峙模式。
正前往战场的明军骑兵部队
事实上，除开必不可少的人事风波，技术缺陷也是限制明军攻坚能力的重要因素。首先是蒙元时代留下的配重投石机，已经在15世纪前期被遗忘和放弃。接着是金属冶炼与火药制造领域的裹足不前，让小型火铳无法进一步被提升为大型火炮。虽然16世纪初又有西洋的弗朗机炮传入，但大部分仿制品都被调往北方沿线。反而是作为输入口的东南沿海，长期没有得到应有推广。所以，1558年的明朝士兵就不得不像百年前的先辈那样，以非常原始的手段突击高地。
另一方面，倭寇阵中的浙东海商与日本浪人，同样不具备使用大型火器的能力。但借助长枪、木盾和大磅数的弓箭，足以守住有简单壕沟 胸墙拱卫的山坡。少数成员还先于明军用上了火绳枪，并有质量更好的倭刀充当近战利器。所以，他们往往能在崎岖地形的小规模交锋中获胜。只是架不住数量劣势，没可能在空旷的平原内取得大规模阵战胜利。加之日本自身的造船技术也比较滞后，无法提供各类胜过官军的战船，也就让倭寇更乐于到依山傍水的地方建立营寨。
倭寇经常在小规模交锋中击败明朝官军
不过，岑港之战的悬而未决，终究让全高权重的严嵩饱受非议，同时也连带着让身为总督的胡宗宪压力深重。于是勒令戚继光和俞大猷加精部署行动，让两位被革职留用将领用1个月时间结束战斗。原先没有被出动消耗的狼兵，也终于有机会在距家乡千里之外的海滨大展身手。因为自小生活在穷山恶水的广西山地，并且始终由本部落的土司头领指挥，这些番兵的战力远胜过普通卫所军户。他们经常以7人为基础单位，由其中的4人专职冲锋进攻，余下的3人负责收割人头记功。因为有成员阵亡就要全队受罚，所以在交锋中总是表现的特别勇猛且不愿轻易后退。
于是，先前还能死守山头的倭寇，便在大股狼兵的连续冲锋下渐渐不支。虽然他们继续以栅栏稳固营地防卫，并大量使用火器击*来犯之敌，却没法顶不住土司部队的不要命进攻。后者虽习惯用较原始的猎弩充当远程*伤手段，却还用大面积的盾牌抵达枪弹、箭矢，并以长柄的砍刀、枪矛和狼筅猛击对手。俞大猷和戚继光两人也争先率精锐家丁上阵，配合多路官军从几个方向上协同夹攻。虽付出了几倍于倭寇的伤亡代价，还是成功将对方留在河边的船只焚毁，位于后方营地也无法再坚守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