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变后，赵宋皇室几乎被一窝端，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侥幸逃脱，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即位称帝，是为宋高宗。经此奇耻大辱，大宋臣民对宋高宗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击败金人，迎回二圣（宋徽宗、宋钦宗），中兴大宋。但是，当金人再次南下时，宋高宗一路南逃，最后被迫出海避难。在大宋军民的拼死抵抗下，金人暂退，宋高宗开始了自己求和苟安的皇帝生涯。纵观宋高宗一生，惧怕金人成了他的标志性符号，每当与金朝作战，总是畏首畏尾，掣肘诸将，为了达成与金朝的和议，更在绍兴十一年底，冤*了抗金名将岳飞，向金朝称臣纳贡。宋高宗虽然建立了南宋，使得大宋的统绪不绝，但其一心求和，屡屡错失中兴的良机，最终只能偏安一隅。所以，《宋史》编撰者在承认赵构为中兴之主的同时，也指出他的问题所在：
然当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师，内相李纲，外任宗泽，天下之事宜无不可为者。顾乃播迁穷僻，重以苗、刘群盗之乱，权宜立国，确虖艰哉。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甚而赵鼎、张浚相继窜斥，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也就是所谓的：
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
宋高宗赵构是南宋开国皇帝，宋徽宗赵佶第九子、宋钦宗赵桓之弟。
在以赵构伯母元祐太后（哲宗孟太后）名义发布的高宗继位诏书的原文里有一句核心内容：
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
无论的大宋军民还是赵构本人的心中，对高宗的定位都是汉光武帝刘秀或者晋文公重耳，结果他却变成了晋元帝司马睿或者晋惠公夷吾，甚至在很多方面比他们都还不如。
为与金国议和，宋高宗解除了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兵权，甚至制造岳飞冤狱，使抗战派对议和活动无法反对
不过，虽然在抗金大业上宋高宗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已经是人们的共识，但是，宋高宗在内政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却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首先，恢复统治秩序，重新建立决策系统；并对外戚、内侍加以限制。
北宋灭亡，朝廷中央决策系统随之被破坏殆尽。宋高宗即位后，着手逐步重建这一系统。宋高宗定期或不定期的登殿视朝听政，百官立班奏事，或举行不同范围官员参加的御前会议，宋高宗作出决断。建炎二年初，恢复百官“转对”制度。准许谏官随时至内“请对”。宰相和参知政事则每天或定期赴都堂办公，商议和处理军国大事。遇有比较重要而难以决断之事，宋高宗则命召集有关官员开会“集议”，然后“闻奏”。
南宋绍兴和议规定，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
这一阶段，宋高宗曾经作出了一些正确的战略性决策和行政性决策。随后，继续由宋高宗召开各种规模的御前会议，仍然执行官员“转对”制度，但因左相秦桧囊括军政大权，因而“转对”徒具形式。秦桧日赴都堂办公,处理全国军政事务，遇有要事再“进呈”宋高宗决断。各地奏报朝廷的公文，皆由秦桧处理。最后，宋高宗“复亲庶政,躬揽权纲”，委任两名宰相；实行二府长官先后上殿奏事制，并逐渐恢复二府的聚议制；整顿官员“转对”制等。建炎二年正月，宋高宗下诏“后族自今不许任侍从官，著为甲令”。绍兴元年三月，又提出“戚里不当管军”。明确规定不准外戚干预朝政和执掌兵权。同年四月，宋高宗重申不许内侍“妄言”朝政。这些措施都曾经取得一定的成效。
其次，颁布促进农业发展、恢复社会生产力的诸多政令。
绍兴十五年闰十一月，司农丞、主簿宋敦朴“面对”，建议宋高宗向知州和县令下达诏令，“以来春耕籍之后，出郊劝农，谕以天子亲耕，使四方晓然知陛下德意，仍自今每春行之”。宋高宗回答说：“农者天下之本。守令有劝农之名，无劝农之实，徒为文具，何益于事!”不过他还是下诏“从之”。说明宋高宗洞悉农业生产为国家的根本，并知晓地方官下乡劝农往往徒为具文，不过他仍然赞同宋敦朴的建议，坚持每年春天亲自籍田，给地方官作出表率。绍兴二十年六月，宋高宗下令立法，凡地方官劝农,“不得辄用妓乐，宴集宾客”。宋高宗也注意到各地开垦农田，发展生产。他最初下令淮南、京西安抚司和转运司“讲究两淮、荆襄，使无旷土以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