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尾壮观的“狗阵”一场戏，管虎和剧组拍了4天。
新京报：片尾有一个镜头，很多狗站在山坡上，特别壮观，导演是怎么让这么多狗老老实实站在那里？
管虎：那场戏差不多有400只狗。有训练师帮忙，分层拍摄的。先拿20只狗放准位置，保持它们的稳定性，10秒钟就够了，但有时候狗噌的一下就跑了。拍完20只，再换一批在不同位置，我记得那场戏拍了4天。
演员表演：彭于晏台词少，但表演难度大
在《狗阵》中，导演管虎做了很多留白，隐隐约约的不想把所有事情都交代得特别明确。片中，二郎母亲的遗像后面，其实有个二郎神。而二郎神杨戬带的狗，就是细狗。这就与片中二郎和那条黑狗形成了一个互文关系，是个小隐喻。二郎身上隐藏着一种狼性，等待着破阵而出。二郎和黑狗在各自的群体中都算边缘，二郎出狱后处于失语状态，与外界格格不入，而黑狗也因疑似带有“狂犬病毒”被驱赶，他们都是孤独的另类，两个孤独的灵魂互相帮扶，互相救赎。彭于晏饰演的二郎，片中台词极少，但表演难度很大。
新京报：彭于晏在片中台词很少，这种没有台词的表演会比有台词的表演更难吗？
管虎：会很难，对演员来说等于增加了一个叙事要求，剧作带来的故事推进力是一方面，表演还有一个故事推进力，他得推进故事，最重要他要用形体去表达爱恨情仇。确实我也得帮他，这难度特别大。还有跟狗之间的对手戏，对他的心理要求可能是他从业以来第一次要求这么高。
新京报：原剧本中二郎这个角色台词就是这么少吗？
管虎：原剧本二郎是哑巴，一句都不说。后来临拍之前觉得，一句都不说太有设计感了，还是觉得让他失语吧，他是不想说，而不是不能说。
二郎在影片结尾露出难得微笑。
新京报：片中二郎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什么表情，只有少数的几次笑，有什么寓意？
管虎：彭于晏身体比较挺拔，身材好，小镇里的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他一定要融入当地的气氛，同时身体里一定要有不同（气质），这个与众不同就是彭于晏带来的，我说分寸拿捏是很重要的，第一就是身形，第二就是笑容。因为出狱后，他跟谁都交流不了，但跟狗可以笑，弹琴的时候笑，结尾的笑也是有他自己的设计在里面。我们这次的最重要原则就是“不演戏”，就是要真实，所以他那些笑基本上是设计经过内化之后的自然流露。
新京报：贾樟柯在片中饰演队长耀叔，演得特别松弛自然，写剧本的时候就想好找他演了吗？
管虎：没有，是到了当地以后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哪个演员能演。最后我直接给他发一微信，他说行，挺帮助我的。他身上有一种特质，就是能够融入环境，跟表演没关系，他是人到那里待着，劲儿就足够。
新京报：你给贾导发微信的时候，也给别人发了吗？
管虎：没有，就他一个人，没有第二人选。贾导回得特别感人，就是愿意帮忙，他剧本也不问，故事也不问，还特地留了胡子来配合角色。
贾樟柯在片中饰演耀叔，为了贴近角色还特意留了胡子。
新京报：片中贾导说的是老家山西汾阳的方言吗？
管虎：对，他说的老家话，因为我跟所有人说，片中石油小镇上的人事实上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你看（客串出演）的张建亚导演说的是上海话，这没问题。
新京报：二郎和姐姐打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是梁静老师的吧？
管虎：你听出来了，是梁静，梁老师演出还是不错。姐姐的设定是去了大城市，比如说兰州或者上海这些地方，混得也不太好，看家里拆迁了才打电话问。
创作初衷：关注另外一种人群，另外一种人生
电影中，二郎入狱之前玩过摇滚乐，玩过摩托车，他身体里头有不知足的东西，他想要改变人生，但他出狱后重新回到社会，又要面临着生存困境，父亲的样子可能就是他自己未来的样子，一眼看到头的生活，面对社会茫然不知所措，管虎觉得，这种状态是挺让人悲悯的。这次，他将摄影机摆在了大城市之外的小镇，去关注另外一种人物，另外一种人生。
新京报：这次导演把视角对准了小镇上的小人物，创作初衷是怎么来的？
管虎：除了刚才说的跟狗的关系之外，西北的整个场景环境让我很迷恋。2008年是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一个时间段，全世界都在瞩目的时候，那会儿我正高高兴兴地和朋友们看着奥运开幕式，突然接到山东老家的电话，有位亲人去世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思考，在大城市以外，那些人的生活是什么一种状态。我们的摄影机有责任摆到那边，别老是拍北京上海了，关注一下那些人，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也算是责任，也算是摄影机的另一个角度应该给到的，我就一点点延伸出来，觉得还是要做这么一个故事。倒不是关注小人物，是关注另外一种人群，另外一种人生。
在管虎看来，虽然小镇逐渐走向衰落，但这里的生活还留有温度，它是有记录价值的。
新京报：为何将电影的取景地放在西北地区？
管虎：多年前我们就走上西北大地勘景，发现一些曾经繁荣却慢慢被“遗弃”的小镇。它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特别繁荣，是以卡车运输为代表的公路运输时期的中转枢纽，但是到了八九十年代火车运输网逐渐成熟，它就失去交通枢纽这个功能，所有人开始迁徙，小镇逐渐走向衰落。但即使在这个环境下，小镇所有的设施还是非常齐全，宾馆、饭店、银行、医院都有，就是没人，建筑却还有温度，见证着历史。这样的场景，它是有记录价值的，电影人有责任让更多的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所以我就想在这拍个电影。如果不把摄影机摆过去，我觉得是特大一个缺憾。
新京报记者 滕朝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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