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广华 李 航（四川）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隐藏在四川广元深山之中的中国人民银行造币厂——国营东河印制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印钞厂、战备厂,是全国唯一集印钞、钞票纸生产、贵金属提炼、供水发电、印刷机械研发制造为一体的多专业、多门类的大型综合企业，也是中国最权威、最大面值及最大印钞量的印钞机构联合体。当时，北京、上海、沈阳印钞厂的纸张从分、角、元以及后续的50元、100元的纸张都由这家企业供应。
东河印制公司旧址
自建厂以来，东河印制公司累计印制人民币钞券7个品种、援外钞券7个品种、国库券3个品种，计138.213亿张，制造印钞、造币及社会通用设备178台；提炼金281.24吨、银450.85吨、铜37.08吨，生产工业金4.82吨、工业银670.68吨、银饼块80.29吨；发电9.072亿千瓦时，供水5404.86万吨，供热298.16万百万千焦，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生产流通、商品交换、人民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
再续红色印制基因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纸币的国家，而中国最早出现纸币的地方则是身处内陆的成都。据考证，在北宋时期成都地区就出现了纸币——“交子”。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地区印钞最早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
1934年11月，为了打破敌人的“川陕会剿”，实施“川陕甘计划”，红四方面军主力西移，15个团计数万红军集结于四川旺苍地区。川陕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首脑机关，中共川陕省委、川陕苏维埃政府，红四方面军所属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总医院和红军大学等陆续迁入旺苍。旺苍从而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当时，红四方面军造币厂由通江县迁至旺苍县黄洋乡烂槽沟，郑义斋兼造币厂厂长，刘杞任副厂长，有工人80余名、印钞机10多台。该厂在4个月内就赶造了银元2万多块、铜元1万多块，以及大量的纸币和布币，对于苏区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物价、促进贸易、冲破经济封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位于通江的红四方面军造币厂旧址
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4月，方面军后方机关等撤离时，红四方面军造币厂的工人们将机器设备沉入东河，随大部队北上长征，在四川地区的印钞工作随之停止。
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际形势剧变，我国周边形势也逐渐紧张，经济工作中的备战问题被摆上了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为了确保战时之需以及市场、社会的稳定，又鉴于印钞造币的重要性和机密性，在北京、上海、沈阳印钞厂之外，新建造币厂迫在眉睫。依据*的“靠山、分散、隐蔽”和“依山傍水扎大营”的原则，旺苍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淳朴的民风，再一次进入党中央的视野。
1965年秋天，一支由国家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派出的勘查队，从陕西南郑县（今汉中市南郑区）悄然翻越横跨川陕两省的米仓山，进入四川北部山区。最终，勘查队选定了地处米仓山南麓、东河边上的四川旺苍县孙家坝作为企业地址，经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会审后上报国务院获批开建东河印制公司。此后，该项目被列入国家第三个五年计划、西南地区重点建设工程、攻坚战项目工程。机缘巧合的是，东河印制公司的厂址与原来的红四方面军造币厂旧址相距仅8公里。
1966年5月4日，随着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景云一声令下，绵延数公里的工地上，顿时人声鼎沸，机器轰鸣。东河印制公司建设工程开始破土动工，建设者们在此开山铺路，平沟建厂。为争取时间，工程采取了边设计、边施工，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交叉进行的方式，公司所属的热电厂、造纸厂、熔炼厂、印刷厂以及医院、学校、球场、俱乐部等附属设施，也在东河之畔的“三沟两坝”同时开建。
1966年东河印制公司五O二厂平整地基开始施工
孙家坝虽名为“坝”，但平坦不过三分地，当地人常用“晴天一把刀，雨天一团糟”来描述这里的自然环境，加之当时物资供应困难重重，建设者们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大家发扬当年的红军造币精神，不畏艰辛、迎难而上，披星辰迎夕阳，住干打垒啃干粮，用东河砂造机器，舀东河水造钞纸，肩扛手推修公路，翻山越岭架电线。“为国造币”的自豪感洋溢在每个建设者心中。
东河印制公司是相对封闭和独立的，自己发电、自己造纸，自己印刷，自己熔炼，而且严格保密。解放军派出4个排的兵力负责警卫、安全工作。原东河印制公司老工人孙先行曾回忆：“我是1966年，也就是东河印制公司进入大规模基本建设时期作为合同工被招进去的。我刚进去的时候是搞基建。公司总部原来就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毛河坝，所以搞基建那会儿非常苦，我们是靠‘绑竹子搭牛毛毡’在这毛河坝住下来建的公司。后来被分配到公司总部从事水电工工作。这里管理很严，即使是非生产单位，管理制度也非常严，职工不得打听公司下属各厂的生产情况，进出公司要向门卫出示出入证。我刚参加工作时每月工资27元、粮25斤，隔段时间还能领到一套崭新的劳动布工作服。至于公司所属各分厂到底生产什么我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