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认为，国家边境口岸是仇外心理的集中地。两种机制汇聚在一起产生了这种模式。首先，当民族国家受到压力时，边境口岸使跨国差异变得突出，在国际力量和社会弱势阶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间产生一种可感知的联系。其次，边境口岸象征着国际威胁，吸引了激进运动的积极民族主义动员，他们把外来民族视为国际恶魔。在这种独特的空间景观中，外来民族成为失去社会地位的个人中更广泛社会问题的替罪羊。我通过对纳粹时代前魏玛德国反犹太主义的地方性变化的研究来阐述我的观点。对犹太人祸害的统计分析和对当地反犹太主义报告的深入探讨，揭示了魏玛共和国的多元化是如何在生活在国家边缘的中下阶层成员中开始侵蚀的。在此过程中，我提请注意仇外心理的空间来源，并证明国家之间的边界激活了国家内部的边界，为多元主义和国家形成之间的复杂关系带来了新的启示。
作者简介:
Robert Brau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
编译来源:
Braun, Robert. “Bloodlines: National Border Crossings and Antisemitism in Weimar German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87.2 (2022): 202–236.
本文作者（从左往右）：Robert Braun
本文主要观点
关于仇外心理的大量工作已经确定了怨恨的政治和经济来源。前者强调了选举威胁和运动领袖煽动的重要性，而后者则关注在社会经济动荡时期，正在失去地位的弱势社会阶层如何将外来者作为替罪羊。本文将这两个分支结合在一起，通过显示经济衰退、弱势社会群体的存在或社会运动的政治煽动是否汇聚在一起产生对外来者的恐惧，以国家内部的相对位置为条件，对仇外心理进行了空间背景化的解释。
本文发现，国家边境口岸，连接两个民族国家的空间位置，激活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共同为种族恐惧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温床。首先，当民族差异因附近的边境口岸而变得突出时，失去社会地位的群体更有可能将其衰落归咎于国际因素。其次，边境地区的不相称性吸引了激进的排外运动，他们希望保护国家免受外来威胁。第一个过程在脆弱的社会群体中产生了自下而上的对国际替罪羊的需求，而后者则通过将国际行为者视为万恶之源，自上而下地满足这些需求。
在讨论这个项目的潜在优势和贡献之前，我想简要地强调它的一个关键弱点。尽管文章令人信服地表明，反犹太主义的恶棍和事件聚集在边境口岸附近，并开始解读这些集群背后的社会经济动态，但它并没有真正解释后者的动态如何能够首先塑造儿童故事的内容。追踪这一过程的研究目前正在进行中。尽管有这样的弱点，这项研究发现了空间、阶级和政治动员之间的特定互动，对研究民族冲突、反犹太主义和德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在一般层面上，本文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工作，通过证明国家之间的边界激活国家内部的边界，将群体间的动态置于更广泛的裂变结构中（Braun 2019，2020）。现有的研究通常着眼于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彼此的怨恨，但本文认为内部群体内部的交叉点（即基督教外邦人之间的国界）本身就可以通过塑造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和产生种族动员而激活对第三群体（即犹太人）的仇恨。
这些发现也为关于民族主义和种族冲突兴起的宏观社会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微观基础。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产生了沿民族路线的政治排斥的加剧（Wimmer 2002, 2012）。我认为这种转变在不同民族之间的边境地区尤为强烈。具体说明这种转变如何在地方层面上具体化的机制表明，受挑战民族的边缘地区的认知和动员过程对于塑造政治中心可能采取的民族排斥形式非常重要。
转载时间：2022年9月19日
责任编辑：致远星
主审编辑：李致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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