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通海夷道”这条航线上，与中国贸易往来最密切的有大食人、波斯人、印度人和南洋人。特别是大食人，与中国交往最频繁，仅在唐玄宗开元(714-741年)至唐穆宗长庆(821-824年)间，曾14次来朝。
中印关系，除了贸易之外，僧侣交往甚为频繁。其时，印度高僧跋日罗菩提等诸大师均是取海道到广州。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当时中去印度求法高僧有60人，半数取海道往返，多集中于广州。在扶胥港的南海神庙，自然会吸引众多僧人。高僧搭乘商船，往返于中印之间，给“海上丝绸之路”增添了新的色彩，这不但进一步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发展，而且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
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以佛逝国最密切，其国王经常派遺使臣和商人前来广州。除了《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广州通往东南亚、西亚以至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外，唐朝也有广州通朝鲜和日本的航线，由广州进口的部分货物又转运到朝鲜、日本出售。
如唐宣宗大中十年(856年)，船主李英觉、陈大信曾率领一艘商舶，装载天竺贝多柱杖、广州斑籐柱杖和玻璃器皿等物到日本贸易。日本商船也有到广州来进行贸易的。不过，当时中国对百济(朝鲜)、日本进行贸易的主要港口是扬州、明州和山东半岛的登州与莱州，广州对朝鲜、日本的贸易不占主要地位。
隋唐时期中国航海技术的发展，是促使“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已有相当水平，“船”在“海上丝绸之路”已颇负盛名。
隋朝的造船业已有相当规模，杨素曾组织工匠制造乘坐七八百士兵、高百余尺、有五层楼的“五牙”大舰。唐朝造船业更向前发展一步，制造的海舶大者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此时还出现了轮船，即在船旁装置两个大木轮，用脚踏动以加快航速。大型船舶设置水密舱壁也始于唐代，它有助于航行安全。隋唐时期，船上除设置有楫、桨、帆、橹等工具外，还有掌握航向用的尾舵，停泊定位用的爪锚。由于中国造船技术先进，使当时的中国商船已能远航波斯湾。
隋唐时期，在“海上丝绸之路”航行的外国船，主要有波斯舶、昆仑舶、昆仑乘舶、西南舶、西域舶、蛮舶、婆罗门舶、师子国舶等，其中以师子国舶较大。大食、波斯的船较小，如若到广州，先沿波斯湾南下到师子国，再转乘中国大船到广州，有时中国船从广州出发，只到师子国止，因此，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转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