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早期的著名电影人李祖永和朱石麟）
抗战结束后，香港电影业开始复苏，由于内战期间上海时局动荡，国内的著名电影人如张善琨、李祖永、朱石麟等，演员如周璇、严俊和白光等纷纷南下。1940年代末，大中华电影公司创办。他们向范烟桥抛来了橄榄枝。范烟桥与香港公司的合作同样离不开明星公司的老板张石川。张石川南下后为刚成立的大中华电影公司拍摄电影，说服何兆璋选择范烟桥。1942年，日伪统一管理上海电影事业，组成“中华联合制片公司”，金星公司、国华公司均被网罗其中，范不肯为其工作。1944年，范烟桥放弃电影工作，重拾教鞭，到正养中学教书，后该中学并入东吴大学，改为附属中学，他随附中迁回苏州，继续教授国文，同时在东吴大学教授“小说学”，从此不再回上海。这说明范烟桥“文如其人”——文采与骨气兼备，才气与正气同存，才有了如此丰富的电影作品问世。1944年，范烟桥编剧《红楼梦》，由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周璇在片中饰演林黛玉。1945年，范烟桥编剧《凤凰于飞》，由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出品。1947年，范烟桥所撰电影剧本《陌上花开》经洪深、吴仞之修改，由香港大中华影业公司摄制，易名《长相思》，何兆璋导演。
虽然进入电影公司的时间较晚，范烟桥交出的答卷却十分出色。他与明星公司合作的作品甚多，堪称明星公司中的“明星”职员。电影是“作品”与“商品”的统一，范烟桥的改编充分尊重观众心理，努力实现电影商业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可称为推动中国早期电影发展的一大功臣。
（《申报》主编周瘦鹃）
二、电影观念
范烟桥很晚才去上海，之前一直定居苏州。1922年他迁居苏州，与赵眠云组织文学团体“星社”，还和文友一起创办过“青社”“云社”等，1930年完成20余万字的《中国小说史》，并在苏州世界书局设编译所，任局外编辑。他人在苏州，心系上海，与上海小说圈联系密切，与苏、沪、锡报界文人交往频繁。当时严独鹤主编的《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与《红》杂志，周瘦鹃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及《半月》杂志，毕倚虹主编的《时报》副刊“小时报”，江红蕉主编的《新申报》副刊“小申报”，另外还有《小说丛报》、《小说世界》、《紫罗兰》、《游戏杂志》、《星期》、《红玫瑰》、《家庭》等报刊，都先后邀约范烟桥写短篇小说、随笔、弹词等，这使未进上海的他反而在上海拥有大量读者，遂得电影界重视。
在苏州期间，范烟桥就在苏州、上海等地的报章间发表了很多与电影有关的文字，表达了他的电影观念。他很看重电影的剧情，像《白蛇传》、《忠孝节义》、《立地成佛》等片，被他认作“三等以下之东西”，“于艺术上可以说不知所云。”他指的“艺术”就是剧情。从剧情出发审视电影的好坏是他所属的江苏文人的集体情结。作家身份使他们很自然地会采用这种将剧情与电影艺术等同的视角。1926年，范烟桥去济南主编《新鲁日报》副刊“新语”，他在小广寒影院观看《雪里鸳鸯》，觉得它的“情节殊弗合于逻辑，其间漏洞不一而足。惟冰天雪海之光景，与寒带人物之生活状态，为我国影片中所罕见”，值得看的只有布景或风光了。他的这种观念切中肯綮，指出了中国电影的软肋。剧情不好，观众就不会买账，中国电影自然不会有更大的市场。为说明这个道理，范烟桥用评弹艺术来作比，认为苏州说书流行的基础是选择了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故事”，“有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印象”，人们才会来消费。他得出的结论是，电影也应找到这样一个大众流行的“好看”的故事，这也为后来的中国电影实践所证明。
（当时备受欢迎的外国电影《卡门》）
范烟桥对剧情的重视可看出他对中国电影的忧思与关注。当时他身处上海，却关注各地的电影发展情况，如他在济南工作期间，观影之余不忘关注影院建设，对济南影院做了调查，称“在此数年间，浙南已占北方甚重要之地位……有电影之开映，亦有三处，一为小广寒电影院，一为青年会，一为日本人俱乐部……青年会时作时辍，与苏州……小广寒之建筑极简陋，座位只四百余，因经理者为俄侨而隶军籍，故每日入籍军人之列席者，恒占三分之一以上”。他认为要引入优秀的中国电影来吸引观众，不能用烂片、次片来糊弄观众，不然就会影响营业，“济南一般高智识者，从此不肯踏进电影院矣。盖经理者无向上之心，影片之内容，一蟹不如一蟹，几使观众不信中国更有较好之影片，则中国电影前途不将受一重大之打击乎。故上海之影片公司，宜于此点加以补救，勿视济南为无足重视也”。在如何提高济南小广寒电影院效益的问题上，范烟桥大胆提出意见，认为应加强放映时效，降低电影租赁金，以此来打开济南市场，“小广寒亦映外国之名片，惟时间总较上海迟半年……纯乎为赁金问题。故上海影片公司欲以其佳作向济南发展，其先应稍具牺牲精神，否则必为所拒”。他尚未进入电影界，就对发展电影业持如此有见地的观点，可见他对中国电影一贯的关注与重视。他提倡振兴国产影片，曾不无伤心地提到，看国外片成风，是国内电影业的一个让人难过的现状，“我在上海常听得人说，到夏令配克去，到卡尔登去，到百星去，总而言之，都是倾向于外国电影……因此凡是映中国电影的电影院，价值很低，看的人还是很少……只让外国电影大出其风头，譬如《卡门》、《人体》两种……差不多没有看过这两种电影的，不能得到老上海的资格”。
范烟桥浸淫苏州文化日久，深知苏州作为上海的后花园应尽快拓展电影放映市场。1920年代初，他就对苏州电影的放映情况做过初步调查，所以他对苏州电影市场拓展的若干建议极富见地，后来的事实证明，苏州很快成为受上海电影文化影响最大、最快的城市之一，也是沪外电影市场拓展的主阵地之一。他认为中国电影的市场除上海外还有周边很多中小城市，苏州就是上海电影的后花园，“倘然把各地看电影的人数统计起来，我们苏州的位置决不在三名以后的，除掉上海中间有一个原因。那些摄外景的，为了距离较近的关系，总是喜欢到苏州来。平均每一个月总有一两家影片公司要到苏州来工作的。倘然到了春二三月……说不定有两三家，不约而同，不期而遇的。因了这一点，苏州人格外高兴，听见这部影片里有天平山、灵岩山、留园、西园的背景，一定要去瞧瞧，指点旧游之地，更觉得亲切有味啊。”当然，他也清醒地指出苏州电影的不足：“苏州人缺乏闯劲”，“很满足上海的新影片，公演以后，总是先到苏州来开映……苏州人在上海的电影界工作的，也不在少数，可是苏州地方却不能产生一个影片公司，我觉得苏州人不肯尝试……就是连电影的批评，也很消沉……偶然有几个人有些眼光，却没有发表的机会”，他提出要将电影放映的阵地扩大到像苏州这样的上海周边中小城市，那里有很多观众喜欢看电影，但苦于看不到最新的或最好的电影，“苏州附近的城市需要国产影片的热忱，不减于苏州。上海几家影片公司，可以组织一个巡行团，办一架小机，拣几种有价值的影片，向苏州附近的城市去开映。一来可以鼓起人们的电影好感，二来于公司的宣传，也有裨益”。他还特别表扬苏州青年会放映的电影迎合观众口味，专放“热闹而有美感”的影片，令“妇女界格外踊跃”。范烟桥对苏州市场的关注与宣传无疑为后来苏州成为沪外电影重要市场做了观念上的铺垫。
（国产电影《盘丝洞》）
范烟桥不但注重电影放映，而且注重电影接受，他对观众十分关注，在济南也好，在苏州也罢，去影院始终把观众研究放在突出位置，他说济南的观众有两种，“一为眷属，一为妓女……妇女较男子为高兴……良以济南适合于妇女之消遣者甚少”。他将济南的观众分为“高智识和低智识”，高智识观众喜欢看有名的大片，而低智识观众则没有什么要求，“济南高智识人对于上海脍炙人口诸名片，亦颇有一睹为快之意，惜乎迢迢数千里，不能厌其眼欲耳”。正如范烟桥认为的那样，尽管受众的个性千差万别，但在一定的社会阶层中，由于受众在性别、年龄、地区、民族、职业、工资收入、宗教信仰、文化程度等方面相同或相近，会形成不同的社会类型。他对观众的分类颇有新意，比如他把观众分为“欢迎国产影片的”和“欢迎舶来品”的，前者喜欢“热闹而有美感的”影片，如《新人的家庭》、《空谷兰》、《盘丝洞》一类的影片，后者主要是外片的拥趸。他还专门拎出“妇女”这类观众，指出她们群集，把电影院作为交际场合，“扶老携幼一大群到来，就在电影场里会亲。今天我请客，明天少不得你也要还答……有了电影场，可以借此约会”。这群观众的观看习惯是怎样的呢？范烟桥的回答是，相比剧情，她们更关注着装，“总认电影女明星的装束是十分时髦而新奇的，不能到上海去实地调查，就借此参考参考”。他看出了电影对社会流行文化的一种熏陶与润化作用，这种观察与分析符合电影创作应据不同类别的受众有针对性地传播讯息的规律，这对剧情制作提出更高要求，即不但要制作出质量高的剧本，而且要针对不同受众制作出不同的剧本来，这种分众化制作电影内容的编剧理念无疑是一种进步。
范烟桥还认识到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的基本社会功能——“社会遗产传承”。某种程度上，电影承担着将前人的经验、智慧、知识加以记录、积累、保存并传给后代的功能。这种“传承”主要是通过合理的剧情安排，让观众感受灵魂的震撼与思想的触动。当时观众非常喜欢明星，追星现象较突出，这是中国电影工业发展的正常与必然现象，范烟桥就指出，明星是吸引观众的重要手段，但这种盲目追星的心理应得到纠正，他举一例来说明：“一天，在某电影院看《卡门》，只听见两起大鼓掌，一起是在游牧人脱却布裤、卡门偷看的当儿，是狂易周遍的接吻。一天，有一个朋友来问我，徐琴芳见过没有。我说，见过好几回了。他说，我今天特地花了四毛钱去看他。我说：电影如何？他说：《红蝴蝶》来过三回了，还有什么好看？”他借此例向电影界提出一个新问：观众只关注明星，而忽视电影剧情，“电影的真正价值，绝少愿问”，“不免有些色情狂。这色情狂如何去慰藉而排遣呢，中国电影界要不担负这慰藉排遣的责任呢，不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