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烟桥长篇历史武侠小说《孤掌惊鸣记》(大东书局1925年版)）
1920年代中后期，历史题材片方兴未艾，但范烟桥的态度很谨慎。他对历史类作品的创作并不陌生，在苏期间就创作过长篇历史武侠小说《孤掌惊鸣记》(大东书局1925年版)，后继续创作《忠义大侠》、《江南豪侠》、《侠女奇男传》等几部小说，对历史题材片的叙事套路并不陌生，他对这些影片抱有很大希望，在当时不少“抱创造精神之艺术家”批评这些片子“优孟衣寇，无异见诸氍苏，抄袭陈腐，不能发挥新意，是电影界之退征”之时，这些片子不但不是“退步”，反而是一种贡献，“中国电影界渐趋于历史的途径，尚非退步，或者所贡献于社会，较诸以前为容易见功”。但他也冷静地指出，这类影片应避免堕入“神怪魔侠”的窠臼，注重武侠与社会、武侠影片之取材、真实性处理等，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刻画历史人物的独特精神，用类似小说白描的方式使人物栩栩如生于银幕之上，注重“描写个人的性情动作”，这才是电影最该做的事。没有这种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就是不称职的电影。他也承认，“今人描写今世”并非难事，但“以今人而描写古代”，让观众对之“恍然如见古人”，则“大是难事”，所以“历史片”的拍摄，更应“不仅于道具背景，求其合于古代精神，尤须于个人性情动作，描写尽力”，才有“真价值”，得“艺术上之最高地位”。这些片子还要担负起“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的使命，有一定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要向中国观众传递民族的文化与历史的经验。电影不但要善于从历史“说部”中找到有意思的故事，更要从中总结出“民族兴亡之症结”，不能只是满足于“情节离奇事实热闹”，这些观点代表着江苏文人对待电影创作的严肃态度。后来历史类武侠片发展成神怪稗史片，以致失去市场，走的正是与范烟桥观点相左的道路。
和其他江苏文人一样，范烟桥的这些观念通过报纸向外辐射传播，影响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创作，是中国早期电影发展中不可忽视的智识营养。
（范烟桥作词的电影《西厢记》歌曲《和诗》）
三、电影音乐创作
词作在中国电影音乐发生之初占据标志性的地位。在一些电影中，有些词作就是缩微的剧本，诗化的台词直接成为剧情的一部分、人物心灵表现的载体。弥漫在1920年代的文学性就这样潜行曲步地进入到中国电影音乐的肌体之中。
1920年代，诗歌与歌词的创作往往融为一体，“五四”以来，歌词的创作对新诗起到支持作用。江苏文人通过在报刊上发表诗、歌等传播行为延续“五四”以来新诗的发展，推动市民对通俗语言形态的整体接受，也为通俗语言进入音乐铺平道路。范烟桥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歌词创作缔造出一种别样的通俗文化形式，如“凡能饮水处，皆能歌柳词”一般，在周璇的金嗓子和大银幕、唱片机的推动下飘遍千山万水，不知打动多少人的心扉，成为海派文化醒目而柔情的坐标。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征途中，这一坐标极为重要，它使抽象的城市具象化，阔大的国族个人化，严肃的政治情感化，公共的舆论私密化，很多复杂的文化结构都与之建立，很多难言的民族情结都与之承接。
（“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
范烟桥擅写弹词，弹词既可当小说，又可作音乐，如《太平天国弹词》、《玉交柯弹词》、《家室飘摇记弹词》等，后在电影《无花果》中，他就尝试以弹词为主题歌，自己作词，请张辅华谱曲，为中国电影音乐留下一次以弹词为主题歌的成功的实验。他也擅作诗歌，著有《诗坛点将录》、《诗学入门》等。他还对昆曲有研究，郑逸梅说他“用长短句，协平仄韵，推陈出新，动听悦耳，经周璇运腔使调，遏云绕梁地唱着，不知吸引了多少影迷？”1920年代初，他就在报刊上发表过韵律感很强的歌词，如《知了歌》。
范烟桥是中国电影新类型片——歌唱片的推动者之一。在早期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次类型的转换和建构，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原来的类型片已较成熟，但并非已臻完善，像歌唱片就阙如。歌唱片并非中国独创，它与当时风靡上海的歌舞文化有关。歌舞文化最早从外国传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鼎盛，表现为歌舞厅的兴盛、歌舞表演的流行、歌舞明星的追捧等。随着上海市民收入的增长、闲暇的增多以及市民社会交往活动日益频繁，20年代中后期上海刮起一股跳舞热潮，舞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沪上。当时上海还曾请周瘦鹃为鹦鹉乐社举行的锦标赛颁奖。
（电影《西厢记》）
随着歌舞成为大众娱乐，电影人灵敏地嗅到其中蕴含的商机，开始将歌舞引入电影放映，成为放映前的必备穿插。歌舞与电影的融合既是这一时期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特征，又为后来的歌唱片这一新的类型片在中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当时好莱坞歌唱片非常之多，但如何依托中国文化建立民族歌唱片的新类型，对国内电影人而言是个未知数。最难之处在于觅寻合适的歌曲和演员。范烟桥和周璇乃是这二者的最好代表，被认为对早期类型歌唱片的确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范烟桥的歌词创作为歌唱片的确立奠定了扎实的词作基础，周璇则将这种词曲完美地演绎在电影中，电影人则适时地推动二者的合作，形成了新型的民族电影类型——歌唱片。据郑逸梅回忆：“时金嗓子周璇参与电影工作，在古装片《西厢记》中饰红娘一角，《拷红》中有一段唱词，即由烟桥编撰，娇喉宛转，大有付与雪儿，玉管为之迸裂之概。且灌了唱片，因此男女青年，都能哼着几句。”其中经周璇演唱，范烟桥创作的有《夜上海》、《月圆花好》、《花样的年华》、《黄叶舞秋风》、《钟山春》《星心相印》、《拷红》、《诉衷情》。这些经周璇唱过的歌曲领一时风气，大街小巷传唱不衰。
1940年，范烟桥改编了电影剧本《西厢记》、《秦淮世家》、《三笑》等，其中周璇主演的《西厢记》中，主题歌《拷红》、《月圆花好》由范烟桥根据古典小说名著《会真记》编剧并作词。跟一般电影作品和一般歌唱影片的插曲不同，这些主题歌承担着影片的叙事功能。这种以歌唱来展开相关故事情节，并潜入此时此地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及将大量陈述性的台词转变为类似歌剧宣叙调的形式，是一次古装歌唱片的成功探索。其中《拷红》一段是影片发展的重要环节。这段歌曲被对白分割成几个部分，但又将对白整合成一个统一体。整段场面都是夫人、红娘及两个丫鬟的全景。只有在快结束时才分别转换成红娘和夫人的两个特写，保持了舞台观众观看演出的视角，说明中国早期歌唱片开始更多地“依赖歌唱表情达意而且禀赋了更为深厚的民族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