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晓阳(绵阳)
说傅雷是一个学者，恐怕没有异议。他的卓越学识不仅表现在一部部学术专著上，也表现在一封封饱含深情的家书之中。读《傅雷家书》，他对儿子的挚爱让人感动，他渊博高深的学问让人如遇良师，如饮醇醪。
学问在傅雷心里位置很重。在1954年3月24日的信中，他写道：“我一生任何时期，闹恋爱最热烈的时候，也没有忘却对学问的忠诚。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爱情第二，这是我至此为止没有变过的原则。”
傅雷首先是以翻译家进入公众视野的，巴尔扎克小说是傅雷一生翻译的主要着力处，也是他对法国文学、对中国翻译界的最大贡献，在书信中他也谈得最多。在1961年6月26日的信中，他说：“几个月来做翻译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的准备工作，七百五十余页原文，共有一千一百余生字。发个狠每天温三百至四百生字，大有好处。……天资不足，只能用苦功补足。我虽到了这年纪，身体挺坏，这种苦功还是愿意下的。”天才如傅雷，仍然自称“天资不足”，下苦功夫弥补，而许多人没有什么天资，却不肯下功夫。孔子称自己不是“生而知之”，是“学而知之”。傅雷的学问也来自于苦学。
傅雷在1963年3月17日的信中再次说起他的翻译工作：“我的工作愈来愈吃力。初译稿每天译千字上下，第二次修改，一天也只能改三千余字，几等重译。而改来改去还是不满意。改稿誊清后还得改一次。”我们都知道傅雷的译文是经典，难以超越，特别是对巴尔扎克小说的译读，迄今难出其右。但不知他背后花的工夫如此之大，每译一书，不打磨成精品决不罢休。不似现代有些译者，为了稿费，匆匆译出，漏洞百出，错误百出，更谈不上“信、达、雅”了。
除了翻译之外，作为学者，傅雷的精湛学识还体现在文学、美术和音乐上，这些内容在《傅雷家书》中俯拾皆是。
我们先看傅雷的文学修养。只需读他在1954年7月27日信中谈李白和杜甫就可见一斑。他写道：“你说到李、杜的分别，的确如此。写实正如其他的宗派一样，有长处也有短处。短处就是雕琢太甚，缺少天然和灵动的韵致。但杜也有极浑成的诗，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那首，胸襟意境都与李白相仿佛。……杜甫有许多田园诗，虽然受渊明影响，但比较之下，似乎也‘隔’(王国维语)了一层。回过来说：写实可学，浪漫底克不可学;故杜可学，李不可学;国人谈诗的尊杜的多于尊李的，也是这个缘故。”李白、杜甫是唐诗的双子星座，历代研究者众，但傅雷能抓住他们各自的特点，以简洁明白之话道出，更显出他的功底。此封信还从苏轼、辛弃疾两位宋词巨擘谈到五代及宋代其他词人。
傅雷对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和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名著《人间词话》似乎情有独钟。在1954年12月27日的信中，他写道：“《世说新语》大可一读。日本人几百年来都把它当作枕中秘宝，我常常缅怀两晋六朝的文采风流，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人间词话》，青年们读得懂的太少了;肚里要不是先有上百首诗，几十首词，读此书也就无用。……我个人认为中国有史以来，《人间词话》是最好的文学批评。开发性灵，此书等于一把金钥匙。”
我们再看傅雷的美术修养。谈美术是傅雷的拿手好戏，他有《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等专著名世。他在1954年10月22日的信中谈绘画艺术论述很多，不乏真知灼见。在这信中傅雷评价他的学生吴尚宗参加华东美展的油画《洛神》：“面部既没有庄严沉静的表情(《观音》)，也没有出尘绝俗的世外之态(《洛神》)，而色彩又是既不强烈鲜明，也不深沉含蓄。……自己没有强烈的感情，如何教看的人被你的作品引起强烈的感情?自己胸中的境界倘若不美，人家看了你作品怎么会觉得美?”傅雷在这里道出了一个艺术真谛：先有思想，然后用艺术手段去呈现。欲感动别人，先感动自己。
对西方绘画颇有心得的傅雷并不崇洋媚外，他在1961年1月23日的信中对我国敦煌艺术推崇备至：“我认为敦煌壁画代表了地道的中国绘画精粹，除了部分显然受印度佛教艺术影响的之外，那些描绘日常生活片段的画，确实不同凡响：创作别出心裁，观察精细入微，手法大胆脱俗，而这些画都是由一代又一代不知名的画家绘成的(全部壁画的年代跨越五个世纪)。这些画家，比起大多数名留青史的文人画家来，其创作力与生命力，要强得多。真正的艺术是历久弥新的，因为这种艺术对每一时代的人都有感染力，而那些所谓的现代画家却大多数是些骗子狂徒，只会向附庸风雅的愚人榨取钱财而已。”傅雷的意思是，不知名的画家，没有约束，没有形成固守模式，更能展现个性与才能。
傅雷的文学、美术功底之深自不待言，他的音乐功底更是一般学者所不能及。他在1954年7月28日的信中从音乐的角度谈《长恨歌》与《琵琶行》，这是一个大艺术家、大学者、大智者才能抵达的境界。他写道：“白居易对音节与情绪的关系悟得很深。凡是转到伤感的地方，必定改用仄声韵。《琵琶行》中‘大弦嘈嘈’‘小弦切切’一段，好比staccato(断音)，像琵琶的声音极切;而‘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几句，等于一个长的pause(休止)。‘银瓶……水浆迸’两句，又是突然的attack(明确起音)，声势雄壮。至于《长恨歌》，那气息的超脱，写情的不落凡俗，处处不脱帝皇的nobleness(雍容气派)，更是千古奇笔。看的时候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分出段落看叙事的起伏转折;二是看情绪的忽悲忽喜，忽而沉潜，忽而飘逸;三是体会全诗音节与韵的变化。”白居易是一个精通音律的大诗人，《琵琶行》堪称文学与音乐的融合杰作，傅雷能从音乐的角度说出如此专业准确的见解，真是白居易的异代知音。
对欧洲音乐大师，傅雷谈得最多的是莫扎特和贝多芬。他推崇莫扎特的纯洁，在1955年3月27日的信中，傅雷写道：“我特别体会到，莫扎特的那种温柔妩媚，所以与浪漫派的温柔妩媚不同，就是在于他像天使一样的纯洁，毫无世俗的感伤或是靡靡的sweetness(甜腻)。”
傅雷对贝多芬的理解尤为深刻。在1961年2月7日的信中，他从欧洲文艺复兴讲到贝多芬乐曲的主题：“他的两个主题，一个往往代表意志，代表力，或者说代表一种自我扩张的个人主义(绝对不是自私自利的庸俗的个人主义或侵犯别人的自我扩张，想你不致误会);另外一个往往代表犷野的暴力，或者说是命运，或者说是神，都无不可。虽则贝多芬本人决不同意把命运与神混为一谈，但客观分析起来，两者实在是一个东西。斗争的结果总是意志得胜，人得胜。但胜利并不持久，所以每写一个曲子就得重新挣扎一次，斗争一次。”傅雷从乐曲中悟出贝多芬的双重性、人性的双重性，感受到贝多芬生命中的挣扎、内心的斗争，最后皈依、觉悟、解脱，不得不放弃，达到精神上的和平宁静。
作为学者，傅雷真正称得上是学贯中西。在1961年2月6日的信中，他天马行空，从音乐艺术谈到世界各地大自然优美风光，谈到中西文化的比较。他写道：“比起近代的西方人来，我们中华民族更接近古代的希腊人，因此更自然，更健康。我们的哲学、文学即使是悲观的部分也不是基督教式的一味投降，或者用现代语说，一味的‘失败主义’;而是人类一般对生老病死，春花秋月的慨叹，如古乐府及我们全部诗词中提到人生如朝露一类的作品：或者是愤激与反抗的表现，如老子的《道德经》。”
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傅雷往往信手拈来，在书信中娓娓道出，在交谈中汨汨流泻。其辞也通俗，其理也深刻，其识也高远。这就是《傅雷家书》独有的价值。
编辑：郭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