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员是一级科名的拥有者，俗称秀才。获得生员的科名，除了说明拥有一定的学术成就之外，也是仕进之途的开始。生员隶属于本籍的地方学校，并受地方教官约束、也受地方有司提调。除了举荐、捐纳外，地方儒学并无出仕资格，但可以通过出贡成为国子监的生员而做官。生员不是官，但是四民之首，依制度规定而享受礼仪、司法、经济上的特权，也拥有利用身份攫取利益的特权。
在传统中国，读圣贤书的鄙视体力劳动，尊奉安贫乐道。但真正能忍受清贫的还是少数，毕竟要谋生。
训蒙处馆训蒙处馆是生员最多的谋生方式，亦称“舌耕”，非常形象地说明了生员就像农民一样，靠口头来获得收入。是早期的课外培训。
生员所处之馆根据讲授内容或年龄不同，分为蒙馆和经馆两种。蒙馆是蒙童记诵，老师称为蒙师。经馆治经学，专教应科举，老师称为举业师，或经师。
蒙童开蒙主要识字、习算，会写一些公文，以便可以进公门做胥吏。之后愿意科举，就要请经师，学习科举考试文章。家长一般不看重蒙师，看重经师。蒙师的选择很随意，经师则会反复挑选。
开馆，可以自己举办，也可以被聘任，自己举办自由，想招几个学生都可以；被聘则约束多，还要担心次年是否延聘。
开馆并不仅限于当地，有的名师跨省份开馆。明清时期，浙江余姚人到处做馆师，成为谋生的手段。
蒙师的收入大概一年在15两银子左右。《儒林外史》中的周进就是蒙师，因是一个童生，一年的束脩12两银子。经师的收入大都在30-50两之间，但多者超过100两。广西提学道从江西聘一个经师，束脩60两，礼聘6两，供给银10两，一年收入加起来76两。除了礼聘银之外，还有四时的节仪。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在京城的8口之家，一年花费大约50两。一般的城市或乡村大约30两左右。人口少的话花费也会少。
游幕在进仕无望的情况下，做幕僚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生员入幕，是受聘于私人，并不领取官方的俸禄，而是东家那里发束脩。徐渭曾做过胡宗宪的幕宾。
幕宾的特点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并不稳固。幕主需要幕宾办理业务，幕宾则需要束脩养家。对幕主来讲，通过写文章获得官职，但并不能办理具体的民事，也不愿处理大量的文牍工作，聘请幕宾成为必然。
束脩少则30多两，多则二三百两。工作职责则不仅仅是文案工作，还有咨询、参谋、治民事、帮闲。文案就是帮幕主代写各种公文，信函；帮闲就是陪主人玩，类似门客。当然不会只负责一种，而是多种职责于一身。
生员无进仕希望，又没有馆可做，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从医。
俗语云秀才学医，白菜做齑。也即是说修秀才学医，很容易。在学习的儒书中，有关阴阳消长，去疾养生等内容都有。于是有些生员没有其他出路，开始学医，以此作为生活来源。官场中流行养生之学，读医书之风盛行。“不为儒，则为医”，是明代十分流行的俗语。生员从医，可以继续穿儒生服，称“儒医”。学医并不是他们的主动选择，而是为生活所迫。
与处馆、入幕、从医相比，生员包揽词讼并不显得光彩。生员包揽词讼非常普遍。讼师，又叫讼棍、讼鬼，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到无赖的习气。
讼师也是专门职业，要熟悉本朝律法，擅长写规范性的状子，还要交通衙门。讼师多集中在城市，农村人有纠纷多由老人调节。苏州、常州等地形成了群体性的讼师。
朝廷对生员参与诉讼是排斥的，明太祖在学禁12条中专门有“生员事非干己之大者，毋轻诉于官”的规定。按明制，只有举人才有资格居间说事，生员是没有资格的。但生员能写能说会道，对官员的口碑影响很大，地方官对生员并不敢驱逐。有的生员无事可做时便经常上呈子，兴讼。事前有酒有肉，索取金钱，事后又有谢礼。
生员还有其他生存方式，如弃儒经商，但比较少；有的则靠手艺赚钱养家。《儒林外史》中的周进和连襟贩卖，做记账先生，都不好意思讲自己是个读书人；倪老爹是个秀才，靠修乐器谋生，因贫而卖了自己的孩子。
总体而言，秀才作为有初步功名的读书人，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有其他生存的方式，在一个严格限制身份的社会里只要头脑稍微活络一点，生活不是问题，穷秀才只是少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