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关于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就律诗的形式而言，黛玉对香菱讲解道:“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的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这是有关章法、句法的泛泛之论。有没有特殊情况呢？有。黛玉接着说:“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同理，押韵也不必拘泥于“一三五不，二四六分明”的“规矩”，“只要词句新奇为上”。然而，一旦涉及诗作的内容，那么，关于形式的讲究便退而居其次了。
黛玉就此论述道:“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作‘不以词害意’。”真是画龙点睛，一语中的！这里，既讲到了关于诗歌的一般要求（即所谓“法度”），也讲到了具体处理上的特殊原则（所谓“自然”），尤其强调了“立意”“意趣”的重要性。近代著名学者黄侃说过:“作文之术，诚非一二言能尽，然挈其纲维，不外命意与修辞者而已。”“意立，而辞从之以生；辞具，而意缘之以显。二者相依，不可或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形式是内容的载体，要为内容服务，并力求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这里所表达的见解，既与中国古老的“法无定法”“法外有法”的辩证思想相符合，也与我们所遵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相沟通。应该说，曹雪芹表露出来的这些观点，还是符合诗歌创作规律的。
在诗歌鉴赏方面，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关于诗作高下深浅的判定。《红楼梦》有一可贵之处，即敢于向权威挑战。曹雪芹就曾通过探春之口，说朱熹的文章是“虚比浮词”。在本回书里，他又借黛玉之口，批评香菱深爱的陆游诗句“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是“浅近”之作。揣摩作者的意思，大概也不是贬低、否定陆游其人其作，而是就诗论诗，认为这两句诗只是刻意追求了形式上的对仗工稳，“立意”却不太“新”、“意趣”也不够“真”，犯了“以词害意”的大忌吧？
正像杜牧所说的，“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遣词，辞不能成意”，形式的完美并不能补救和掩饰“意趣”的苍白。杨绳武说得好:“大抵文章之道，未论妍媸，先别高下。果其根柢盘深，气骨厚重，笔力坚刚，虽有未醇，无伤大雅。若骨少而肉多，词丰而意弱，力量既薄，根柢亦浮，纵完好可观，不登上乘”这些话似可作为曹雪芹对陆游名句略发微词的理论注脚。那么，他认为怎样的诗才是意真旨遥的“上乘”之作呢？当然就是黛玉向香菱推荐的王维、杜甫、李白等人的优美华章了。那么，王维等人的诗何以不是“浅近”之作？它们好在哪里？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点:好诗贵在含蓄，具有味外之旨韵外之致；欣赏好诗，就要善于在那“似”与“不似”、“有理”与“无理”之间去领略真趣。作者的这—“诗美学观点，集中体现在香菱对黛玉的一番话里。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