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西方叙事文学的源头是史诗，而中国叙事文学最直接的源头是史传（有学者认为神话、寓言等也是源头，故此处称“最直接”），这导致了东西方叙事文学不同的发展方向，即西方优先发展虚构型叙事文学，而中国优先发展纪实型叙事文学。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出现了早期的虚构型小说，其体例带有明显的史传色彩。如《搜神记》第一卷上称神农下至曹魏，沿用的明显是史传的框架结构，而其所叙述的故事亦如传记般呈点状分布，最终表现为“串珠型”结构。
此时存在一个有趣的问题，虚构型小说为何脱胎于纪实型史传？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回答，因为先秦两汉时的史传也并非完全的纪实型历史叙事，而是一种虚实结合、有着丰富叙事技巧的文学叙事。这种同时包含历史叙事及文学叙事的史传写法，最早可追溯到《左传》。
一、为何说《左传》兼有文学叙事和历史叙事？《左传》是为注解《春秋》而作的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一般认为作者是左丘明。《春秋》是当时周朝与各诸侯国史书的通称，在孔子修订鲁国的《春秋》之后，《春秋》一般专指鲁国的《春秋》，下文亦采取这种说法。《春秋》和《左传》的关系有以下三种：有经有传，有经无传，无经有传；本文意图通过对比《春秋》和《左传》的关系，指出《左传》是中国文学叙事的起点，故而只讨论有经有传的部分。
《春秋》为经，是纯粹的历史叙事，如《隐公元年》为：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短短六十多字，叙述了隐公元年一整年所发生的事情，如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郑伯在鄢地打败了共叔段、鲁国与宋国结盟。
为什么说《春秋》是纯粹的历史叙事呢，因为它只有故事而无情节，如“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故事，它交代了郑伯在鄢地打败了共叔段这个历史事件，但却不叙述任何情节。有无情节是区分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核心因素，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为情节和故事做出过如下定义：故事和情节都是关于一个个事件的叙述，只是情节强调事件间的因果关系。
因此，“国王死了，然后王后也死了”是故事，而“国王死了，王后因伤心而死”是情节。同理，《春秋》中的“郑伯克段于鄢”是故事，而《左传》中叙述的则是情节。
《左传》先交代了庄公因难产而遭嫌弃的出生：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继而写明了庄公对共叔段放任的态度：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最后才写时机成熟之时郑伯克段于鄢：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相比《春秋》中简略的叙述，《左传》写明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也塑造出了姜氏、庄公和共叔段几人的人物形象，所以它是一种兼带文学叙事的历史叙事。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左传》在注解《春秋》的时候，其丰富性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虚构性。当然，这些虚构往往是一些不改变历史事件主体的无法证明亦无法证伪的虚构。如左传·宣公二年》中有这么一段：
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这是鉏麑在槐树下自*前的一段感言，除了当事人之外恐怕再也没有人知道了，这样死无对证之事，《左传》的作者如何能知道的这么清楚？钱钟书即在《管锥编》中调侃道：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与此类似的还有《僖公二十四年》所载：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遂隐而死。对于介之推与其母的对话，作者不可能知道的这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