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某局存放着这样一份档案：
案别，上吊；
傅雷，男58岁，上海南汇人，作家；
朱梅馥（傅雷之妻），女53岁，上海南汇人，家务；
发现：1966年9月3日……
根据保姆周菊娣的回忆，前一天晚上吃晚饭时，女主人朱梅馥曾交代她明天小菜少买一点，并让她早点休息。他们神色非常平静，没有丝毫异常，没想到第二天自己一打开房门，就发现他们双双离开了人世。去世前的他们，不仅从容写好了遗嘱，还特意在地板上垫了一床棉被，为了不使踢倒凳子的声音吵到邻居……
当然，周菊娣永远不会忘记，几天之前她曾听见傅雷曾在书房内大吼：音乐学院可能要来砸，要砸让他们砸，最多大不了两条命。她更不会忘记，在临终前的几天里傅雷遭受了怎样的屈辱。
从8月底到傅雷夫妇逝世的那几天里，一波又一波上海音乐学院的人冲入傅雷家中，翻箱倒柜拼命找傅雷的“罪证”。他们找到了傅雷给傅聪写的信，却发现字里行间尽是对国家、对民族的赤子之心。但狂热的他们并没有就此作罢，而是揪着两件他人寄存在傅雷家中的“罪证”，罚跪、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傅雷。
傅雷是伟大的翻译家，曾翻译大量的法语文学作品，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的著作。他所翻译的《高老头》、《约翰克里斯多夫》，可谓是影响了数代中国人的经典之作。按照当时的情形，应当是文学院、中文系的人来找傅雷麻烦，可为什么是音乐学院的人呢？
这是因为傅聪是一位音乐家，而且是加入了英国国籍的音乐家。傅聪，就是《傅雷家书》中的那位“孩子”。事实上，只有了解傅雷之死背后的故事，才能真正读懂《傅雷家书》，才能真正理解傅雷对孩子的爱和教育、傅雷伟岸的人格以及傅雷对国家的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