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多月后，远在波兰的傅聪知道了父亲的遭遇，而此时国内又叫他回国。傅聪知道，如果自己回国，那么很可能要面对“儿子揭发老子，老子揭发儿子”的局面。要么就是深入生活参加活动，那样自己的手指头就废了，再也弹不好钢琴。于是，傅聪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从波兰出走到英国。波兰和我们同属一个阵营，英国则属于另一阵营。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大使馆还派人去阻止傅聪，但没拦住。
傅聪出走英国的事情，是上海作协委托周煦良告诉傅雷的。周煦良是傅雷的好友，但到傅雷家中后却始终开不了口，他不知道傅雷会不会直接崩溃。直到傅雷主动提到傅聪，他才把一份《参考消息》拿出来给傅雷看，上面印着一行触目惊心的字：傅聪出走英国。
傅雷一看到这行字，当时整个人就呆了，呆了很久很久，形同槁木。傅雷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自己倾注大量心血教育而成的儿子，为何竟然跑到了“敌国”？家与国，亲情伦理与国家伦理之间形成了紧张的对抗。整整两天两夜，傅雷不吃不喝米粒未进，就那样气若游丝地躺着。这是傅聪对傅雷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我们看《傅雷家书》也可以发现，从1958年到1959年，傅聪与父母之间的通信中断了一年多。直到1959年10月1日，朱梅馥才写信给傅聪道：接到此信，赶快写信来，只有你的信，是我同你爸爸唯一的安慰。据说，这还是夏衍帮忙将傅雷家的情况转达给*，他们才得以恢复通信。傅雷在信中这样告诫傅聪：
你既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好多话，妈妈已说了，我不想再重复……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为了身体，为了精神，为了艺术，为了国家的荣誉，你都不能不大大减少你的演出。为这件事，我从接信以来未能安睡，往往为此一夜数惊！
傅雷的意思很明确，艺术没有国界，但艺术家有祖国。在傅雷的教导之下，傅聪定下了自己的“三大原则”：不入英国国籍；不去台；不说不利于祖国的话，不做不利于祖国的事。结合傅雷在国内的遭遇以及傅聪在英国的处境，傅聪能定下这些原则是非常可贵的，而这离不开傅雷对傅聪的教育。
傅雷当时因为带着帽子，他的作品必须要改名才能出版，但傅雷宁愿没有收入、饿肚子也不愿改名，这倒不是为了名，而是因为改名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有错。不难看出，尽管生活在凄风苦雨之中，但傅雷仍是那位傲岸不屈的铮铮男儿！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给傅聪的信中，傅雷丝毫没有抱怨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丝毫没有发泄自己心中的抑郁和愤懑，他只是平静地跟儿子聊音乐聊艺术，告诫儿子“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首先要做人，才能做音乐家”。为了使傅聪能读到他的最新译著《艺术哲学》，傅雷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将书中对傅聪有帮助的部分端端正正地抄好，寄去了英国。
傅聪坚守着自己的“三大原则”，和英国姑娘弥拉（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之女）成婚了。弥拉*之后，傅雷和朱梅馥去城隍庙为母子祈福，正巧看到凌霄花开得非常茂盛，于是给还未出世的孙子取名为“凌霄”。傅雷渐渐老去了，身上的毛病也越来越多，很多时候连给傅聪写信的精力都没有。他曾这样对傅聪说道：
人老了当然要百病丛生，衰老只有早晚之别，决无不来之理，你千万别为我担忧。我素来对生死看得极淡，只是鞠躬尽瘁，活一天做一天工作，到有一天死神来叫我放下笔杆的时候才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