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和妻子在书房
傅雷对妻子的贡献也是由衷感激，他在给儿子傅聪的家书中说，“我经常和*妈谈天说地，对人生、政治、艺术、各种问题发表各种感想，往往使我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出一个小小的头绪来。单就这一点来说，*妈对我确是大有帮助。”
在傅家做了11年的保姆周秀娣回忆道：傅先生和傅太太都是好人，她生病了，傅先生拿医药费给她，让她去看病，她若不肯，傅先生就发脾气；傅太太温柔文雅，十几年来没发过脾气，总是笑嘻嘻的。
傅雷被划为“右派”
1949年5月，中共在上海建立政权，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傅雷感到不适应，尽管还是埋头翻译，其心境已经难以沉静。1950年6月，傅雷向画家黄宾虹吐露心声：
“蛰伏沪渎忽忽又已半载，苟全生命，乏善足陈，方今诸子百家皆遭罢黜，笔墨生涯更易致祸，懔懔危悚，不知何以自处。”
傅雷竭力想跟上时代的变化，1954年1955年，他看到国家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他看了许多反映解放战争、革命战争时期的小说，觉得深受感动和感染。1957年3月，傅雷以特邀代表身份赴京，参加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会后，他盛赞*讲话，并为在国外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手抄《*对<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大会讲话》，还兴致勃勃地说：“此次会议，是党内会议，党外人士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
5月1日，《人民日报》撰文鼓励“大鸣大放”；一周后，傅雷发表了文章《大家砌的墙大家拆》，对少数党员提出尖锐的批评。
面对“反右”运动汹涌兴起，傅雷在六七月间连续发表三篇揭发批判“右派”的文章。傅雷在《文汇报》发文《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猛烈抨击报社总编也是自己的好朋友徐铸成：“……直到近十天来报上陆续揭发，我才知道他是有阴谋的，有集团的，以民间报纸花色繁多为名，遂行他办成一张反社会主义报纸的策略，为资产阶级复辟打先锋。”
历史真会玩笑，政治风云突变，傅雷还是被指为“亲美反苏的急先锋”、“上海‘中间路线’的代言人。8月22起，上海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批判傅雷，《大家砌的墙大家拆》成为他“反党”的罪证之一。上海市作协开了十次批斗傅雷的大会，傅雷做了三次检讨……
1958年初，上海作协党组*周而复与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想保全傅雷“过关”，石西民找傅雷谈话了，暗示他检讨不妨将调子再定高点，以便过关。
石西民部长
傅雷毕竟是傅雷，他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什么都重要。”
“反右”大风浪过去了，傅雷夫妇总算逃脱了一劫，他们正暗自庆幸，没有想“反右”补课开始了，1958年4月30日下午，傅雷在批判会上被宣告为“右派”。
那天深夜，朱梅馥焦急不安，最后终算等到傅雷回来了，他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从此，傅雷深居简出，翻译了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可是，他的译著被延迟出版或拒绝出版，有的出版社要他以笔名出版，被傅雷拒绝了。傅雷和巴金一样，是全国文化界仅有的几个靠稿费生活的自由职业者，没有单位，没有工资，傅雷陷入了极度窘迫的境地。个性刚烈的傅雷，为五斗米折腰，被迫给上级领导写信求助，措辞卑微……
1961年9月底，傅雷摘去戴了3年零5个月的“右派”帽子，有人要他对党表示感谢。
“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傅雷淡淡地说。
由于心境不好和疾病缠身，翻译工作进度奇缓，直至1964年年8月，傅雷才译毕巴尔扎克的《幻灭》三部曲。1965年11月，傅雷眼疾稍好，就第4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小说《猫儿打球号》，这是傅雷翻译的最后一部书稿。
“文革”后，周而复向傅雷的儿子傅敏透露：当年，一位中共中央主要负责“反右”的领导来沪，示意上海“右派”太少。为了增加名额，中共上海市委*柯庆施命令将傅雷划成“右派”……
柯庆施
一个政治的波浪打过来，就把一个人的一生和一个家庭的幸福全毁了。
傅雷和妻子在黑夜中愤而弃世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966年8月30日下午，区房管局选择队先上门抄家，闹到晚上7点多钟才离开；11点多钟，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闯进来，领头者是儿子傅聪的琴友李名强。
“傅雷，你的问题很严重！”李名强一改过去的毕恭毕敬，进门就大声喝斥道。
“你混蛋！”傅雷当场回击。
抄家在狂热地进行中。忽然，红卫兵在布满灰尘的阁楼上看到一只箱子，敲掉锁发觉箱子里有一枚模糊不清的镜子，背面嵌着蒋介石的画像；在一本旧画报里，翻到印着的一张宋美龄照片。
红卫兵一阵兴奋的狂呼！
傅雷夫妇大为震惊，这是亲戚解放前寄存在他家的东西，傅雷家几十年都没有翻过看过，闯祸了！
“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震天动地的口号响起。
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被勒令跪着。
9月2日上午，傅雷夫妇被强行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高帽子。四周是黑压压的人群。
1966年9月3日上午9时45分，保姆周菊娣还不见傅雷夫妇起床，就走近傅雷夫妇卧室敲门，没有回答，她推开门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于是赶忙跑到派出所。户籍警左安民赶到现场，看见傅雷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先生穿的是汗衫、短裤，夫人穿的是睡衣。地上铺了一床棉被，显然是为了防止踢倒凳子发出声音惊醒邻居。一旁，一盏很暗的灯还亮着幽暗的光。
书桌上有一个包裹，里面装着钱和一封写给朱梅馥胞兄朱人秀的遗书。
傅雷遗书
遗书写道：“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遗书委托朱人秀代付9月份房租55.29元；将600元存单给保姆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将现钞53.30元作为火葬费……
下午4点多，一辆收尸车驶入上海江苏路傅雷信宅前，傅雷夫妇被抬上了车，送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检验，尔后被送往西宝兴路万国殡仪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