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像虫子在活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是自由的———
在萧红这带着孩子气稚嫩的语调中，很多人看到的是一个自由、安宁、充满活力和希望的童真世界。而我从她这近乎喃喃自语当中，看到的却是那个悲戚女人孤寂灵魂的自我救赎。是那个误入凡间30年的精灵，在那狭小的公寓，颤颤巍巍地拖着病体，写下这样的美好，和这个给她伤害的世界作最后的告别。
正如她在《呼兰河传》结尾处写道：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不知道其他愿意花时间了解萧红的人对她的感觉是不是跟我一样复杂。
童年的倔强与反叛
故乡，是所有中国人心中难解的情结。回忆起来也总是包含着几分酸楚，那是浪迹天涯的疲惫和委屈。可对于萧红来说则不尽然，自从她躲在运菜的车里逃离那个囚禁她的院子，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因为爱她的人已经逝去，留在她记忆力的故乡是寒冷的、孤寂的。
萧红的出身并不差，是呼兰县城一个比较富裕的地主家庭。可是，这个家庭除了给她比较富足的童年之外，并没有给到她渴望的亲情。其生母姜氏性情暴躁，脾气不太正常，对萧红并没什么关爱之情。父亲张庭举就是一个贪婪又虚伪的人，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无论是对仆人、还是自己的儿女、甚至是萧红的祖父都吝啬而无情。在萧红祖母去世的时候，还差点一脚把她踢到灶口火堆里，要知道，那时候的萧红还是一个几岁的孩子。
早早去世的祖母对她也不太好，为了让三岁的孙女不再用手指捅窗户纸，她竟然用针狠扎孙女的指尖。萧红九岁的时候，生母去世，父亲续弦，继母对待萧红更加无情且不动声色。
作者不止一次在小说里表示出她对这个无情的家庭的反叛。祖母用针刺了她之后，她写道：
从此，我就记住了，我不喜欢她。即便是吃了祖母分给我的猪腰，还是不喜欢她。
祖母一骂祖父，她拉着祖父就走，孩子气的倔强表露无遗。
整个家庭也只有祖父让她念念不忘，祖父就是萧红整个童年记忆里唯一的一丝阳光。只有在祖父的庇护下、只有在祖父的园子里，她才能获得一个孩子应该得到的自由和快乐。
祖父在园子里一天，萧红也跟着祖父在园子里呆一天；祖父戴大草帽，萧红就戴小草帽；祖父拔草，萧红也拔草………玩累了，就把草帽遮在脸上，睡着了。
马斯洛认为，爱、是人类最基本的精神需要，如果没有爱，人就会感到孤独，感到在遭受抛弃、遭受拒绝。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情绪体验，内化到他们的心理结构中，就会形成一种认知反应模式，由此影响到艺术家的个性发展和创作活动。
童年时期缺少父母关爱的她性格倔强，后来颠沛流离的生活和所托非人的遭遇让萧红的内心充满对爱的渴望。这种渴望表现在她的写作上，就是不自觉地选择了以孩子气的姿态来讲述她的故事。故事的笔调是明朗的，精神是自由的，充满了爱与和谐。她把祖父残留的一丝美好溢于笔下，这样便有了园子里的花飞蝶舞，才有了故乡的生机无限。
喃喃自语的心灵救赎
小说是获得精神审美体验的载体，并且小说的写作具有情感的创造性。一般来说，作家都会希望通过小说中抒发的情感来慰藉自身心灵，由此让心灵得到救赎。
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便是如此。祖父的园子里，承载着自由、欢乐、童真的蝴蝶、黄瓜、虫子、鸟儿已然是她生命中触摸不到的灯塔。可她却依然不停地追寻着这座灯塔，因为这座灯塔是她在身心流浪时最后的温暖，是她渴望爱的灵魂最后的归宿。
未婚夫因为懦弱，抛弃了她；萧军也没有给她想要的生活；丈夫端木更非良人。短短三十一年的人生，苦难重重。尤其是临终前一段时间，生活的贫苦、身体的折磨、童年的梦魇，让她在无数次梦回故乡。因为那里有祖父的疼爱，后花园里的黄瓜、蝴蝶和鸟儿。这些就是阴霾里的阳光，闪着熠熠光辉，这光辉逐渐增大，阴霾却渐渐缩小，暖的更暖，冷的更冷。她笔下的园子越温暖，越有生机，她的心越孤独！她多么渴望亲人的关怀与家人的呵护——
最后： 1935年11月，鲁迅为萧红的《生死场》写完了序言。之后萧红又提出请求，希望得到鲁迅先生的亲笔签名准备制成锌版。先生在同年11月16日复信说:
“我不太希罕亲笔签名制版之类，觉得这有些孩子气，不过悄吟太太既然热心于此，就写了附上，写得太大，制版时可以缩小的。这位太太，到上海以后，好像体格高了一点，两条辫子也长了一点了，然而孩子气不改，真是无可奈何。”
孩子气的萧红与才女萧红两种气质相互交融，在她的身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气质，她的语言也因为这特殊的气质而蕴含着别样的美感。
不管怎样， 这个有灵气、有才情的女人就像误入凡尘的精灵，在这个世间兜一圈，又回到了她念念不忘的园子里，那里有蝴蝶，有鸟儿，还有疼爱她的祖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