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调性与作家对语词的选择、使用、配比，语句的长短节奏，作品的整体氛围相关。不同小说调性里，藏着作家对世界、情感及人世的不同理解。”日前，文学评论家张莉做客河北文学馆“读书荟”线上讲座，解读小说的调性及写作的可能性。
张莉是河北曲阳人，目前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担任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茅盾文学奖评委。今年她出版了《我亦逢场作戏人：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与你遥遥相望：2019年中国散文20家》《2019中国女性文学选》三部著作，由此引发了文坛关于小说的“调性”、新媒体与散文写作、当下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思考。
什么是小说独特的调性？张莉以蒲松龄《双灯》、汪曾祺《聊斋新义》对同一内容的不同写作方式，来阐明作家作品所呈现出的不同调性，揭示了小说调性之于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双灯》中狐仙与男人相欢半年后话别，把手而告曰：“今与君别矣。请送我数武，以表半载绸缪之意。”魏惊叩其故，女曰：“姻缘自有定数，何待说也。”《聊斋新义》中，汪曾祺选择白话重新讲述这个故事。情节几乎未作大调整，但在结尾处略做改动，关于离别，狐仙这样说：“我舍不得你，但是我得走。我们，和你们人不一样，不能凑合。”由此，一位高贵的执着于真爱的狐之形象呼之欲出。蒲松龄笔下，双灯忽明忽暗，意味着一种暧昧的男女情愫关系的起灭，而在汪曾祺那里，二人的合与分，都是出于女性的主动，来自于女性的敏感，融入女性对爱超凡脱俗的理解。汪曾祺寻找到了与作品内容相匹配的小说调性，他的写法更具现代光泽。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小说家的作品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调性。”张莉认为，当作家作品的调性被人熟知、认可就会掀起共情风暴，作品便可以跨越时代，得以广泛流传。
“百年新文学史上，最具迷人气质的作品是鲁迅的《故乡》，鲁迅借助《故乡》建立了自己的小说调性，简洁、凝练、精准、深刻，言有尽而意无穷。”张莉以贺知章《回乡偶书》与《故乡》做对比，凸显《故乡》独特的新异气质。她认为，《回乡偶书》写下的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对“逝者如斯”的慨叹。而《故乡》里有亲人、朋友在时光面前的分离，还有人心与人性在时光面前的深度磨损——时间不仅仅给予人白发，还给予人地位、阶级的差异。《故乡》里固然有鲁迅对于中国农村的深入思考，但最令人赞叹处还在于，他将自己对故乡人事的理解与认识用一种艺术的手法进行了近乎完美的转化。
在张莉看来，调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作家的成长，不断发生改变。她以铁凝1982年发表的作品《哦，香雪》以及2003年发表的《逃跑》为例，阐述了铁凝如何不断突破自己，获取新的创作源泉，创作风格从最初的清新纯美到冷峻自省，再到沉稳理性。
作为文学评论家，张莉发现，在强大的期刊趣味和代际标签下，如今的短篇小说文本的独特气质变得细弱。“在文学现场时间越长，就会觉得同质性的作品太多了，同样的生活，同样的情感，同样的语言方式，会令人心生厌倦。”张莉觉得这种相似是写作者互相传染，不由自主地寻找共同气息，以寻求一种安全感，但是，这种所谓的安全感或者抱团恰恰是艺术创作的天敌。“如果你渴望成为一个优秀作家，就要脱离安全感。优秀的小说创作不是追随既定范式，而是打破它，重新建立属于自己的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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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河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