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伴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发展而渐趋巩固的学术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合流，使学院的地位日益上升、巩固，并最终占据了行会的上风:几乎所有重要的的巴黎艺术家都集中起来并接受学院的指导。
当然，凭借意识形态确立的权威并不意味着同样可以凭借意识形态解决艺术自身的问题，对此，学院有着充分的考虑。其中一项对此后法国绘画，尤其是沙龙绘画影响极为深远的举措就是一项大奖的设立。
如今学院的方式则是手本，即由官方速记员做记录后将这种辩论的记录汇编发表。对于自己，勒布伦开创性地坚持要有脚本他为路易十四所做的宜言式作品就配上了安德烈·费利比安所撰写的一篇长篇论文和说明并将这种方式一直坚持下来。
这种话语性绘画方式的支配性地位，实质上是经君主一一柯尔倍尔一勒布伦的独裁作风进入学院而得以实现的并直接导致了法国绘画在此后200年时间里的出类拔萃。不同于行会森严的门规和对艺术作品的垄断，学院还提供了一种具有绅士风度的制度即“对艺术、学识、责任和友善的爱”。
而且，为了改变以前艺术家在君主或王室保护人直接干预下工作的局面，现在学院力图将其变为由国家赞助的间接方式并希望凭借保持一系列标准的方式来代替以前那种听凭赞助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对作品方方面面进行直接干涉的方式。
尽管这种愿望的实现并不容易，学院还是希望通过建立制度，以保护艺术家在创作时的相对自由度。以使画家从行会、教会与宫廷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从手工业中产生一种自由职业。
但制度的逐步完善并不能保证展览的顺利举行。实际上，1737年之前的这大半个世纪里，从每两次展览之间的间隔长短、展览开幕的时间、展期长短这些方面来看，展览并不是很有规律性的。
哈贝马斯指出，在路易十四执政期间，这样的展览至多只举行过10次并且在17世纪的末期，还发生了普桑派鲁本斯派之争这件大事对勒布伦过分话语化图像的最主要攻击来自皮埃尔·米尼亚尔在勒布伦时代，他不甘屈居其后而一直没有加入学院，但柯尔倍尔1683年的去世导致了勒布乏画家性，一是画面单调乏味又脚涩难懂。当时鲁本斯派的首领罗杰·德·皮尔斯还加上了一条教条主义的指控。
笛卡儿(Descartes认为:“智告诉我们，图形存在于对象中:只有一种含糊的感情告诉我们图形是有色的”。勒布伦接受了笛卡儿的思想，认为图形是逻辑上更高层次的范畴“假如某物的优点越大，就越不依赖别的外在于它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