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贤：中国逐步迈向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融合的高质量经济
学思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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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经济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经济现象，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必将成为经济理论的重要成果之一。然而，时至今日，国内外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及作用的论断，大多数仍囿于亚当·斯密 240 多年前的《国富论》定调中。因此，从亚当·斯密理论的源头和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成功经验中找出其突破点，就显得格外重要。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构建和发展中也进入了新的境界。与时代同步伐，与国家共发展，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中提出的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永葆生机活力的源泉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经济，它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作出论证与判断。
为此，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经济。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斯密和凯恩斯理论的不足，资源配置不仅与“资源稀缺”相联系，而且与“资源生成”密不可分。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资源生成”与“资源稀缺”成为资源配置中的一对孪生儿，在理论发展和经济建设中发挥着不同作用。其次，以深圳改革开放 40 年的腾飞发展为例，可以看到政府在“资源生成”领域大有作为，也是“深圳奇迹”、“深圳速度”和深圳改革开放成功的密码之一。从其运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生成”领域，通过“政府推动、企业参与、市场运作”机制，深刻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层次表现为公有制与商品生产的相容，第二层次表现为公有制与混合经济的相容，第三层次表现为公有制企业参与竞争与市场规则的相容，第四层次表现为“有为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与“有效市场”运行的有机相融。第三，城市存在三类资源，政府存在双重属性，市场存在双重竞争主体，现代市场经济与成熟有为政府存在九种模式组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逐步迈向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融合的高质量经济。这些已被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证实。
对“资源生成”领域的理论分析
（一）亚当·斯密第三本书的内容会是什么？
亚当·斯密的学术思想，既来自于当时正处于英国工业蓬勃发展上升时期的时代影响，又来自于重农学派特别是魁奈和杜尔哥以及后来的休谟贸易与货币理论的经济学术影响，更来自于其在格拉斯哥大学时期导师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的哲学思想影响。弗朗西斯·哈奇森提出的“人们可以通过发现对人类有益的行为来认识从理论上来说什么是好的”的哲理，深深左右着亚当·斯密对社会个人的（有益的）行为，对市场企业的（有益的）行为，甚至在后来试图分析的对国家政府的（有益的）行为的探索中。
亚当·斯密的第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共分为七部分。同情心是《道德情操论》的关键词，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着个人的社会行为，促成自我心与同情心的有机融合，构划成人性论的基本内涵。亚当·斯密在此书中第一次展现了他导师弗兰西斯·哈奇森传授的“人们可以通过发现对人类有益的行为来认识从理论上来说什么是好的”的哲理。
亚当·斯密的第二本著作《国富论》共分为五部分（亚当·斯密，1972)。在该著作中，价格、供求、竞争机制，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着商品生产者企业的社会行为，促成利己性与利他性的有机融合，构划着自由经济的基本内涵。他把《道德情操论》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概念范畴运用到了《国富论》市场经济自行调节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理论，再一次展现了他导师弗朗西斯·哈奇森传授的“人们可以通过发现对人类有益的行为来认识从理论上来说什么是好的”的哲理。
正是由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拟定的是经济自由主义，于是就有了经济自由社会里的政府职能——它主要集中在《国富论》第五篇第一章中，涉及到国防开支、司法开支、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开支，包括教育开支等等。这里概括了政府的三种职能——保护国家、维护公正与秩序、提供公共物品。其中，他把提供公共物品，例如道路、桥梁、运河和海港，作为资本家私人经营无利可图的工程，需要由政府去保证，从而政府起着“守夜人”的作用。这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五篇涉及到并被后来人概括提炼出来的“小政府”角色。
亚当·斯密 1759 年完成了第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1776 年完成了第二本著作《国富论》之后，从伦敦转回到了他父亲生前工作过的海关，对当时被认为财富的真正源泉之地，并作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益高度集中的进出口贸易要地一边观察一边思考，期望能够写出关于“政府与法律”方面的第三本著作。但很遗憾的是，1790 年他与世长辞了，并且所有手稿资料被销毁了。
那么，亚当·斯密第三本著作的内容会是什么呢？这又需要回到他导师弗朗西斯·哈奇森传授的哲理中来：“人们可以通过发现对人类有益的行为来认识从理论上来说什么是好的”。《道德情操论》通过分析社会个人的自我心与同情心，构划出人性论的基本内涵和人的道德行为特征；《国富论》通过分析市场企业的利己性与利他性，构划出自由经济的基本内涵和企业的商业行为特征。那么，他的第三本著作聚焦于“政府与法律”，是否也通过分析国家的局部利益与全球利益，从而构划出国家经济的基本职能和政府（法律）的管理行为特征呢？对于个人道德行为，亚当·斯密揭示出“一只看不见的手”是自我心与同情心的融合引导着人们的道德情操；对于企业商业行为，亚当·斯密揭示出“一只看不见的手”是利己性与利他性的融合引导着企业的商品、价格、供求和竞争机制。那么，对于政府的管理行为，亚当·斯密要揭示的这只“看得见的手”又是什么呢？亚当·斯密的学术思想与他导师的传授哲理结合起来分析，似乎亚当·斯密是在研究“行为科学”，或者在通过研究“行为科学”、“行为经济学”来揭示个人人性、企业市场和国家管理的。很可惜他的三步棋却只留给了世人两部巨著。
但至少可以说，如果亚当·斯密有幸完成了第三本巨著，他对政府职能和管理行为的分析绝对不会仅仅停留在《国富论》第五篇第一章的三点描述上。除了对保护国家、维护公正与秩序之外，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也绝对不会停留在或局限在只有道路、桥梁、运河和海港等四种类型的基础设施而且是由资本家私人经营无利可图的工程这一概念范畴上。然而，令人遗憾的是，200 多年后的今天，各类经济学仍然把政府的职能和管理行为滞留在亚当·斯密《国富论》当年的描述上。
（二）凯恩斯经济学的贡献与缺陷
1936 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现，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了归纳和整合，使经济学的发展在 20 世纪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凯恩斯在“亦学亦政”的特殊经历中找到了一国促进经济增长的新领域：不是重商主义的“对外贸易”，不是重农学派的“农业和畜牧业”，不是亚当·斯密的“商品物质生产部门”和“产业经济”，而是公共工程、公共物品、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他提出，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首先主体或国家在此领域干预经济或促进经济增长的首先主体是政府。他认为，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运用的主要措施是财政政策手段而非货币政策手段。基于这些判断，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就开始跳出了商品、价格分析的限制，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运用商品价格形成→围绕物质生产部门和产业经济→始终坚持企业为自由经济的主体→共同遵循市场规律而推动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借助国家投资公共工程和公共物品→围绕基础设施投入或城市经济拓展，认为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首先主体是政府→政府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地推动着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上来说，凯恩斯及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确实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了商品、价格分析的限制，这是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极为成功且能独树一帜之处。
但是，随着凯恩斯理论及其相关政策的深化与推动，慢慢也发现诸多的不足或困惑。第一，在基本的或基础的经济学理论当中，凯恩斯并没有严格区分公共工程公共物品与物质商品的本质区别，而是有意无意地把公共工程、公共物品装进了商品物质和价格分析的框架之中。第二，没有严格区分和界定基础设施、城市经济与物质生产、产业经济的不同点。其实，凯恩斯最早提出政府干预的动源是解决失业、促进增长问题，政府干预的措施是基础设施投资、公共工程公共物品投资，政府干预的政策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干预的领域是基础设施，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它属于城市经济范畴。而此范畴，又恰恰是亚当·斯密时代还没重大发展，还没深化涉及的范畴。160年后的凯恩斯时代，虽然把此类公共工程公共物品定义为在私人投资者和国家之间的半自治区域，但凯恩斯并没有旗帜鲜明地提出这不属于产业经济而属城市经济范畴。城市经济不同于产业经济，它属一个新的经济领域，一种新的资源生成。把城市经济与产业经济混为一谈，会带来经济学和市场经济理论的一系列矛盾及混乱。第三，凯恩斯没有严格区分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城市经济的参与主体和产业经济参与主体的区别。产业经济商品生产主体就是企业，而城市经济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主体首先肯定的是政府，但它同时又包含私人投资者，还包含投资者联盟。但由于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把城市经济的政府参与、政府干预与产业经济的企业主体混淆一谈，就出现了经济学说中政府与企业在产业经济或在市场经济中同分一杯羹的问题，由此就有了所谓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维护者，或者说所谓市场经济的捍卫者站出来拼命反对所谓的“政府干预”等等一系列理论的问题和实际的争论。第四，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也没有进一步明确市场规则是否只局限在产业经济商品生产中，还是包括在城市经济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公共工程和公共产品中，从而明确参与主体之一的政府在公共工程公共产品的投资中是否也应遵循市场规则？当然，更深入地去分析政府参与了基础设施投资，政府参与了城市经济公共工程公共产品领域的投入，与其他区域政府、与私人投资者、与投资者联盟是否也具有竞争关系？政府在产业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与在城市经济开拓中的角色到底如何区分、如何界定？等等。凯恩斯及其凯恩斯主义在找到了一国促进经济增长的新领域之后，就急急忙忙地去着手研究和推动这一领域及其相关政策的措施与实效问题，把首先需要澄清的相关基础经济理论问题搁置一旁，从而形成了其理论在假设前提与基础分析上混淆和模糊不清，产生了“模糊区域”，导致了后人争论不休，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百现。
（三）资源配置中有个“资源生成”领域
1．“资源稀缺”与“资源生成”是资源配置中的一对孪生儿
为什么凯恩斯及其之后的凯恩斯主义未能在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学范畴上去解释和解决上述问题？这还要从其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说起。亚当·斯密《国富论》在论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时，首先提出了两个假设，即经济活动的利己性和资源稀缺。商品经济的主观为己客观为他人的利己性与利他性有机融合，成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形成商品、价格、供求、竞争，并最终形成市场规则。资源稀缺促使在经济调控目标的选择上无不服从一个原则，即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经济的良性发展。对于前者“看不见的手”及市场法则，早已经成为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圣经”；对于后者“资源配置”及“稀缺法则”，无论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流派，也都把“稀缺法则”作为了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本文不否认资源配置的重要性，不否认资源配置与资源稀缺的必然联系，也不否认资源稀缺法则已经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问题在于，研究资源配置时一定要讨论、思考、发掘“资源生成”的问题。亚当·斯密 1776 年发表《国富论》，当时英国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此时，亚当·斯密所说的或所涉及到的资源配置，均是指或只是指与商品生产、交换、消费相联系的产业资源人、财、物的配置，而非其他。1776年前后，当时英国的城市基础设施还相当落后，还只是仅仅停留在简单的道路、桥梁、运河和港口等设施上，应该没有或根本不存在一百多年后凯恩斯时代运用基础设施投资以缓解国家大量失业和经济萧条的作用和重要性。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硬件投资系列项目，而且有软件投资系列项目，更还有智能城市开发与建设过程中的系列工程，它们作为促进一国经济增长新的领域、新的资源，以及新的资源生成，即城市资源。这是有别于产业的资源，有别于产业资源的性质和产业资源的配置，在促进经济增长中从另一路径发挥着积极作用。资源生成与资源稀缺，应该是经济学资源配置中的一对孪生儿，是经济学资源配置理论紧密结合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2． 资源生成——生成性资源
“城市资源”与“资源生成”，在经济学理论上对解开“凯恩斯一方面找到了一国促进经济增长的新领域，另一方面又囿于产业经济的思维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而带来的矛盾起到了关键作用。资源生成——城市资源，在性质、主体、作用上不同于亚当·斯密当年研究的产业资源，在经济领域和在经济学理论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资源生成不是计划设定的产物，而是原已存在或随着时代进程客观需要存在，并随着一个由静态进入动态，从而转化为生成性和生产性的产物。资源生成必须具备动态性、经济性、生产性等三大特性。比如，一座山体，矗立在那里，是静态的自然资源，开发起来，进入动态，即生成生产要素，是重要的经济资源。随着时代进程客观需要存在和发展的城市基础设施，比如硬件的、软件的、智能城市过程中开发建设的，也符合资源生成的范畴特性，它是继产业资源之后又一生成性资源——城市资源。当然以后也许还有与此类似的太空资源，在其保持静止状态时，属自然资源。在其得以开发利用时，则生成生产要素，成为重要而宝贵的经济资源。对这类资源的生成、开发和利用，国家政府能首先不起重要的主体之一而发挥作用吗？经济学界还能囿于传统的商品产业经济原理来解释与推动吗？显然不能。其实，城市资源的生成、开发与利用，政府在其中扮演着不同于产业经济发展中的角色。
广义的“城市资源”包括“产业资源”、“民生资源”和“基础设施”或“公用工程”资源；狭义的“城市资源”，即指城市基础设施，其不仅包括公路、铁路、机场、通讯、水电煤气等硬件公共设施，而且包括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软件公共设施，并且伴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程，还包括智能城市的系列开发和建设，等等。硬件公共设施多指六大系统工程性基础设施，即能源供应系统、供水排水系统、交通运输系统、邮电通讯系统、环保环卫系统、防卫防灾安全系统。软件公共设施主要是指行政管理、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商业服务、金融保险、社会福利等社会性基础设施。随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城乡基础设施还包括了乡村生产性基础设施，乡村生活性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乡村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四大类，也包括逐步开发和建设的智能城市系列工程等。它们从经济学意义上作为新的“资源生成”，具有基础性、非贸易性和准公共物品性能，成为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新领域和创新经济学理论的新路径。
深圳政府的实践经验
深圳是在实践中发展成长的现代市场机制，其着眼点不仅仅在产业经济的发展提升上，而且在城市经济的资源配置、区域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上。深圳“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鲜明特征构筑起现代市场经济的完整体系，引领着中国和世界经济实践的发展和经济学理论的提升。
（一）“深圳奇迹”揭示出政府在“资源生成”领域大有作为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从一个偏僻荒凉的小渔村，发展成为活力四射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1979年，深圳的GDP仅 1. 97 亿元，人均 GDP 为 606 元。至2017年，深圳GDP达到 2. 24万亿元，人均 GDP 达到了18. 31 万元，约2. 71 万美元。当年亚洲四小龙以10% 左右速度腾飞了20年，已令世人称奇，而深圳GDP以年均23% 的增速飞翔了近40 年，更是创造了世界罕见的“深圳速度”、“深圳奇迹”。
为什么深圳的发展速度举世罕见？深圳曾经只是一个小渔村，是“省尾国角”，仅有“猪仔街”、“鱼仔街”两条小巷和一条 200 米长的小街。如今，这座城市已经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 万人，道路里程超过 6000 公里，100 米以上摩天大楼近 1000 栋，实现 100% 城市化。当年“水草寮棚”的小渔村，成为比肩北上广“一线城市”的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和创新力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创造了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奇迹。
深圳创造奇迹的“速度密码”也许有多个，但深圳特区在开放之初就集中力量推动城市基础设施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应该是深圳奇迹的重要原因。1979 年率先建设蛇口工业区，1980年开始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发罗湖和上步城区，建设蛇口、赤湾、东角头、妈湾等港口，建设深圳大学、图书馆等八大文化设施，制定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与相关配套设施。在对外开放方面，也是首先利用外资兴建赤湾港、蛇口港、东角头码头、蛇口油库、市话工程、沙角B电厂、华侨城、大亚湾核电站等一批基础设施。在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也是以基本建设作为突破口，最典型的就是蛇口顺岸式码头建设初期的“4 分钱奖金”，一举在全国率先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使每人每天只能运泥20至30车的速度，一下提升至每人每天能运 80 至 90 车的工作效率和“三天一层楼”的建设速度。“政府推动、企业参与、市场运作”机制在“资源生成”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
从2018年1月深圳市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2017年深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完成5147. 3 亿元，近3年分别迈上3000亿元、4000亿元和5000 亿元台阶。投资增速达23. 8% ，高出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 16. 6 个和 10. 3 个百分点。从投资结构来看，深圳工业投资完成 915. 9 亿元，同比增长 27. 5% ，民间投资完成 2679. 3 亿元，同比增长 22. 5% 。发挥引导带动作用的政府投资规模迈上新台阶，市区两级共完成政府投资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深圳政府认为，2017 年深圳基础设施及重点区域的投资规模十分亮眼，首先得益于开工建设的轨道交通四期 12 号、13 号、14 号线等 5 条线路，以及同步推进的三期及三期调整的12 个在建项目。2017 年全市基础设施投资完成 1163. 5 亿元，同比增长 29. 2%，其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增速加快；此外，全市 17 个重点区域投资完成1463 亿元（不包括盐田河临港产业带），同比增长 48. 5%，完成年度计划的 104. 3% 。
2018 年，深圳固定资产投资将再增长 20% ，突破 6000 亿元，达到 6443 亿元。它包括：高标准完成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加快特区一体化进程；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大提速；打造一流智慧城市；推动城市更新。这意味着深圳将连续三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都超过 20% ! 2018 年上半年，深圳固定资产投资表现突出，在一批重大项目建设的带动下，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约 2545 亿元，同比增长 22% 。深圳的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与全市有效投资快速增长、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密不可分。深圳市以重大项目充当引擎，促进民间投资持续活跃，是当前其固定资产投资的显著特征，也是其快速增长的根本动力。
比投资总量和增速更引人注目的，是深圳的投资结构和效益。2018 年初，深圳召开的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暨重大项目建设工作会议提出，2018 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增长 20% ，总量突破6000 亿元。同时，深圳特别强调推动固定资产投资高质量发展，关键要在优化投资结构上下功夫，即聚焦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建设，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聚焦加快特区一体化进程，聚焦民生领域短板，聚焦基础设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完善投融资体制机制。深圳把扩大投资规模和提高投资的有效性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以投资结构优化来扩大有效供给，从而更好地实现了城市提质与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的协调发展。
“深圳速度”、“深圳奇迹”和深圳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首先借助于城市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生成”领域，运用“政府推动、企业参与、市场运作”机制，深刻地揭示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层次，表现为公有制与商品生产的相容；第二层次，表现为公有制与混合经济的相容；第三层次，表现为公有制企业参与竞争，与市场规则的相容；第四层次，表现为公有经济优长与市场经济优长的相容。公有经济优长集中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有性及对“资源生成”领域（既指城市经济又包括太空经济和深海经济等）的开拓性和宏观调控性上，它体现为“有为政府”的作用表现；市场经济优长集中表现在市场供求的竞争性、价值规律调节的效率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上，它实质体现为“有效市场”的作用状况。深圳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实质就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融合共同发挥作用的示范。
（二）城市存在三类资源
回望深圳，可以清晰地看到，深圳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是其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社会民生同生同长、协同繁荣的40年。在这里，还可以进一步看到，深圳政府经济职能的发挥，其已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对深圳区域资源的一种调配、一种管理、一种政策，即深圳政府对区域现实存在的各类资源进行了经济学分类、优化配置和政策配套。深圳对城市存在三类资源进行了科学运用。
1． 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资源——在市场经济中称为可经营性资源。它以深圳的产业资源为主。在产业经济中发挥主体作用的是企业。深圳政府对此类资源调配的政策原则主要是“搞活”，即规划引导、扶持调节、监督管理。
2． 与社会民生相对应的资源——在市场经济中称为非经营性资源。它以深圳的社会公益、公共产品为主。在提供社会公益、公共产品中发挥主体作用的是政府。深圳政府对此类资源调配的政策原则主要是“保障”，即对社会保障进行基本托底、公正公平、有效提升。
3． 与城市建设相对应的资源——在市场经济中称为准经营性资源。它以深圳的城市资源（狭义的）为主。之所以称这类资源为准经营性资源，是因为这一部分在传统经济学中还属于“模糊板块”，即在传统经济学中，它可归类为政府与企业的“交叉领域”———即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既可由企业来承担、也可由政府来完成的经济发展社会民生事业。本文要研究的“资源生成”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要深化的经济学理论分析，就是这一城市的“准经营性资源”。
从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功实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对于“可经营性资源”——产业经济，政府应遵循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尽可能地通过资本化的手段、措施和办法，把其交给企业、交给社会、交给国内外各类投资者，政府则按照“规划、引导；扶持、调节；监督、管理”的原则去配套政策。其二，对于“非经营性资源”——民生经济，政府则应责无旁贷地、全面地承担起此类资源的提供、调配和管理事务，按照“公平公正、基本托底、有效提升”的原则去配套政策。其三，对于“准经营性资源”——（狭义的）城市经济，政府则应根据财政状况、市场需求和社会民众可接受的程度等因素来确定其是按可经营性资源来开发调配还是按公益性事业来运行管理。
“准经营性资源”的市场化，即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开发与建设，需要解决投资载体和投资资金运营的问题。
对于“投资载体”——深圳改革开放之初大力吸引外资，1987年颁布鼓励民营企业暂行规定，随后出台深圳城市总体发展规划与措施，其把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放到了市场体系中去开发、运营和管理。一方面，深圳政府利用政府独资、合资、合作、股份制甚至国有民营等方式去投资开发建设项目；另一方面，深圳政府根据市场供给、社会需求和城市发展的客观变化不断优化城市结构，从而防范了那种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只为社会提供无偿服务型、共享型的公共产品；只投入、不收益；只建设、不经营；只注重社会性，而忽视经济性；只注重公益性，而忽视效益性；从而造成城市资源的大量损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复浪费，城市经济管理的低层次、低水平和无序性运转”等问题，避免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对于“资金运营”——深圳是资本市场发育最早的区域之一，其运用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包含的手段有：发行债券或可转换债券；发行股票；设立项目基金或借助于海内外基金投资项目；以项目为实体买壳上市；项目资产证券化；项目并购组合，捆绑经营；租赁；抵押；置换；拍卖；等等。深圳政府也通过收费权、定价权类似 BOT、TOT 等方式的特许经营权进行资本运营，也采用“3P”方式作股权载体，或运用“PPC”方式（ port-park-city）作为开发模式，不断打造出一个个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物流、金融和产业相融合的经济园区，既解决了建设资金瓶颈的制约，又发挥了公共财政“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深圳“政府推动、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开发、运营和管理模式，揭示出：(1）区域政府是城市经济的参与者主体之一；(2）在这一领域的投资、开发、运营、管理中，政府应该或者说必须依靠市场规则，按市场规律办事；(3）政府同时又应在此领域发挥出宏观引导、调节和监督的作用。因此，对“准经营性资源”即城市基础设施的开发和建设，政府应按此原则来配套政策。
（三）政府存在双重属性
1．“微观”属性。深圳政府对“可经营性资源”即产业经济的规划、引导、扶持和对“准经营性资源”即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运营与参与，使其成为本区域经济社会微观利益主体的集中代理，并运用理念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等方式，与其他区域展开竞争，以获取本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此时，深圳政府扮演着“准微观”的角色。一方面，深圳政府与企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目的、发展方式、管制因素和评价标准；另一方面，深圳政府又与企业都属一定范畴的资源调配者，都在一定范畴内有效创新，竞争机制成为政府区域发展和企业市场发展的原动力，它们的经济行为都必须以遵循市场规则为前提而展开——此时的深圳政府区域管辖权转为了区域经营权，政府以区域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进行资源调配，重点主要集中在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招商、开发、投资、运营和管理上。深圳政府的政策行为除了受到政治约束外同时受到经济约束，政府的“有为”能提升本区域的竞争优势并率先实现本区域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因此，政府兼具一定的“微观”属性。
2．“宏观”属性。深圳政府对“可经营性资源”即产业经济的调节、监督、管理和对“非经营性资源”即公共产品或公益事业的基本托底、公平公正、有效提升，使其作为本区域经济社会的国家代表，通过规划、投资、消费和价格、税收、法律等手段调控经济和通过社会基本保障、公共服务等方式促进社会稳定。此时，深圳政府扮演着“准宏观”的角色，即深圳政府运用授予的公共性和强制力，推动本区域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城市职能和社会职能等的实施。就经济发展、城市建设而言，深圳政府积极研究和制定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促进本区域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平衡；制定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有效调节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既保持本区域经济总量增长、结构不断平衡、城市有效提升，又维护本区域市场规则、秩序，调控物价上涨、控制失业率，促进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在实际运行中，深圳政府的“准宏观”角色又重点体现在其对财政收支活动的行为上。深圳政府利用财政税收收入、转移支付、股权收入和其他收入，维持自身运转和履行各项职能；深圳政府利用财政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形成包括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以及工、交、商、农部门事业费等构成的社会消费性支出和政府投资，包括基础设施投资、科技研究发展投资、向急需发展的产业的政策性金融投资等构成的财政投资性支出，以及主要由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补贴支出等组成的转移性支出。社会消费性支出和财政投资性支出作为政府购买性支出，直接影响社会资源和各类要素的调配，其规模和结构大致体现出深圳政府直接介入资源调配的力度和范围，反映出深圳政府在一定时期直接调节社会资源的能力以及对社会经济等的影响程度；转移性支出则间接影响着社会资源和各类要素的调配，并辅助社会公平政策的实施。
3．“双重属性”的辩证统一。深圳政府的“双重属性”有其自身的内在体现。一是深圳政府的制度供给，包括政府的政策供给和法规供给等，以保障各类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得以公平公正的有效实施。二是深圳政府的经济调节，包括政府对产业发展的扶助和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等，以有效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现代化发展。可以说，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正是这种深圳政府的“双重属性”，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体系或传统市场理论的缺陷，书写了现代经济学体系和现代市场理论的新篇章。现代市场理论告诉我们：企业是产业经济中的市场主要竞争主体，政府是城市经济中的市场主要竞争主体；现代经济学体系也已揭示，不仅有以企业为研究对象的微观经济学和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宏观经济学，还应该有以区域政府为研究对象的中观经济学。
可见，深圳政府用最小成本以求获取最好经济发展、最优城市建设和最佳社会稳定，其存在双重属性。
（四）市场存在双重竞争主体
1． 深圳政府参与竞争具有外在可能性。深圳政府对本区域管理形成的公共性主要集中体现在通过税收、工商、公安、监管等措施保证区域的公共开支、维护区域的市场社会稳定，并通过行政立法、司法等手段保证其公开、公平、公正性。深圳政府对本区域管理形成的强制性既主要表现为立法、司法、行政三项超经济性强制权，又主要表现为其所拥有的财权、事权等形成的经济性强制权。表象上，此管理体现在深圳政府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社会民生三大经济职能上；实质上，此管理表现为深圳政府对其区域现实和可能拥有的各类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的有效调配上。世界各国区域管理的实践和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都已经告诉我们，政府在确保本区域社会公益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基本托底、公平公正、有效提升”的基础上，为防范城市资源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闲置浪费或城市建设低质运作、城市管理无序进行的问题，都会局部地或大部分地通过市场机制把城市基础设施交给社会去投资、开发和管理，谓之“准经营性资源”。在“准经营性”向“可经营性”转变的过程中，其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载体确定，即基础设施项目公司的股权结构及其性质，或者政府独资或者合资、合作、股份制甚至国有民营等，就必须符合市场规则；其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资本运营——不管是通过 BOT、PPP 类似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特许经营权，还是通过债券、股票发行上市促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做强做大，都必须通过市场竞争。深圳市“政府推动、企业参与、市场运作”方式，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深圳政府在城市经济建设与发展中存在着竞争的外在可能性。
2． 深圳政府参与竞争具有内在必然性。深圳政府对“非经营性资源”即公共产品或公益事业，实施的是“基本托底、公平公正、有效提升”政策；对“可经营性资源”即产业经济，实施的是“调节、监督、管理”政策。在实际运行中，主要通过税务收入和财政收支活动，预算安排其社会消费性支出、财政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实现其公共性和强制力。此时，深圳政府发挥着“宏观”属性。深圳政府对“准经营性资源”，即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参与；对“可经营性资源”，即对产业经济的“规划、引导、扶持”政策，使其成为本区域经济社会微观利益主体的集中代理，并通过改革创新与其他区域开展竞争。此时，深圳政府的区域管辖权转为了区域经营权，其以区域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进行资源调配，重点主要集中在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上。此时，深圳政府发挥着“微观”属性。深圳政府的“双重属性”，并由此在现实中表现出来的区域竞争力，深深地表明了深圳政府参与竞争具有内在的必然性。
3． 市场竞争存在双重主体。通过对深圳政府经济活动的行为分析，明确定位深圳政府的三类经济职能，有效区分深圳区域存在的三类经济资源，清晰界定深圳政府与企业在城市经济和产业经济中的不同主体地位，探索研究深圳政府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双重角色与特殊作用，将开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崭新一页。第一，区域政府“双重属性”理论。区域政府，相对于全球或国家来说，它具有“宏观”属性和“微观”属性。“宏观”属性强调的是“协调”，“微观”属性强调的是“利益”。政府双重属性促成区域政府在民生经济中实施“基本托底、公平公正、有效提升”政策；在产业经济中实施“规划引导；扶持调节；监督管理”政策和在城市经济中实施“竞争参与者，调配、监督者”政策。第二，市场竞争“双重主体”理论。一方面，它直接阐明了在现代市场体系中存在两个竞争主体——企业和区域政府。企业竞争主要在产业经济中进行，区域政府竞争主要在城市经济中进行，企业与区域政府不存在在产业经济中的主要竞争关系。另一方面，它又告诉人们，区域政府竞争主要集中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即对城市经济发展中各种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的竞争，其目的主要在于优化本区域城市资源配置，提高本区域城市经济效率和回报率，其政策配套与措施手段主要围绕着本区域城市经济的领先优势和可持续发展而进行。区域政府竞争和企业竞争各自在不同领域共同形成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存在的市场竞争双重主体。区域政府之间和企业之间在这市场的双层竞争体系中相辅进行。第三，成熟市场经济“双强机制”理论。即“有为政府” “有效市场”= 成熟市场经济，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要达到的目标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融合的经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不仅需要揭示市场决定产业经济、城市经济的资源配置，市场法则对产业经济、城市经济的竞争起着根本性作用的“强市场”，而且需要揭示区域政府按市场规律办事，在市场运行中是城市经济的主要参与者、产业政策的主要实施者和民生福祉的主要提供者的“强政府”。
中国逐步迈向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融合的高质量经济
（一）现代市场经济与成熟有为政府
1． 现代市场横向体系
通过本文第一部分理论和第二部分实践分析可以发现，市场横向体系中，不仅有产业经济中的市场主体——企业，而且有城市经济中的市场主体——区域政府和企业，还有国际经济中提供国际“准经营性资源”公共产品的市场主体——国家政府和企业，更有太空经济中开发太空资源市场和海洋经济中开发深海资源市场的主体——国家政府和企业。这就是说，市场不仅仅存在于产业经济中，而且存在于其他经济形态中；市场横向体系中（包括产业经济、城市经济、国际经济和太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存在双重竞争主体——企业和政府；产业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基础领域，城市经济包括随着时代进程不断开发的国际资源、太空资源、深海资源等是市场经济的生成性领域，二者相互独立、相互联系，它们属于现代市场经济中不同层面的竞争体系。多层面的市场竞争体系共同构成现代市场经济。
2． 现代市场纵向体系
现代市场体系理论或现代市场纵向体系，至少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内容。一是市场要素体系。既由各类市场（包括各类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构成，又由各类市场的最基本元素即价格、供求和竞争等构成。二是市场组织体系。它包括各种类型的市场实体和各类市场中介机构以及市场自身管理组织。三是市场法制体系。它包括市场立法、执法、司法和市场法制教育等系列。四是市场监管体系。它包括对机构、业务、市场、政策法规执行等监管。五是市场环境体系。它主要包括完善实体经济基础、企业治理结构和社会信用体系等三大方面。六是市场基础设施。它指软硬件组合的完整市场设施系统。其中，各类市场支付清算体系、科技信息系统等，是成熟市场经济必备的基础设施。
构建现代市场体系或现代市场纵向体系的形成，是个逐渐的历史过程。美国早期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即 1776—1861 年独立战争后和 1865—1890 年南北战争后的这段期间，美国认可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理念，市场要素体系与市场组织体系得到发展和提升，即在现代市场体系或现代市场纵向体系中此时美国主要出现的是 A 和 B 两类市场体系即市场要素体系和市场组织体系的发展，整个市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理念盛行。1890 年，美国国会颁布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禁止垄断协议和独占行为。1914 年，美国颁布《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对《谢尔曼法》进行补充和完善。此后，美国的反垄断制度和监管实践经历了近百年的演进与完善，市场法制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得到发展与提升，即在现代市场体系或现代市场纵向体系中，此时美国除了存在 A、B 二类市场体系即市场要素体系和市场组织体系外，C 和 D 二类市场体系即市场法制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也得以出现与发展，整个市场形成了垄断和竞争、发展与监管动态并存的格局。20 世纪90年代开始，一方面美国政府反垄断的目标不再局限于简单防止市场独占、操纵价格等行为，对专利保护以外的技术垄断和网络寡头垄断也采取了相应的打击措施；另一方面，美国信息通讯、网络技术的爆发式增长，市场创新驱动能力和系统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要表现。此时，完善市场登记、结算、托管和备份等基础设施，提高应对重大灾难与技术故障能力；提升市场信息系统、信用体系建设，实施市场监管数据信息共享，等等；美国的市场信用体系和市场基础设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与发展，即在现代市场体系或现代市场纵向体系中，除了 A、B、C、D 四类市场体系即市场要素体系、市场组织体系、市场法制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外，此时美国的 E、F 市场体系即市场环境体系和市场基础设施也得以不断完善，它将市场体系推向现代高度，市场竞争发展到了全要素推动和系统参与的飞跃。
现代市场体系或现代市场纵向体系的六个方面职能，作用或将作用于现代市场横向体系的各个领域。这就是说，伴随着历史进程而逐渐完整的现代市场体系，不仅会作用在各国经济基础的产业经济方面，而且伴随着资源生成、各类生成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会逐渐作用在各国的城市经济中，甚至接下来不断开发和利用的深海经济和太空经济中。不同的领域，不同类型的商品经济、要素经济和项目经济，产生不同的参与主体，它们需要现代市场体系或现代市场纵向体系六个方面功能作用的不断提升与完善。当然，对此一切首先需要的，又是当代经济理论与世界各国对现代市场理论的不断认识、不断提升与完善。
3．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划分
按现代市场体系或现代市场纵向体系六个方面发挥功能作用的状况或程度来划分有效市场三个层次——可以界定，世界各国市场体系，根据发育程度和成熟程度的不同，只存在A市场要素体系和B市场组织体系的市场经济，属于“弱式有效市场”。美国 1776 年建国至 1890 年之间的市场发展状况属于此例。一国市场，存在 A、B 市场体系，同时又逐步健全了 C 市场法制体系和 D 市场监管体系的市场经济，属于“半强式有效市场”。美国 1890—1990 年间的市场发展状况应该属此类型。一国市场，只有 E 市场环境体系与 F 市场基础设施完善同时并存于 A、B、C、D 市场体系之中时，此时的市场经济表现才属于“强式有效市场”之列。美国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市场发展和成长过程，正是沿着这一趋势前进的。按照现代市场体系或现代市场纵向体系功能作用 A、B、C、D、E、F 的六个方面成熟与完善的程度来划分“强式”“半强式”“弱式”有效市场，我们认为它能在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反映市场经济历史的本来面目与真实进程，又便于清晰界定、实际操作、实践评估。世界各国努力构建现代市场体系，将能促使完善的市场功能在其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社会民生中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现代市场体系六大功能作用的发挥，与“有效市场三层次”理论相对应的，是“有为政府三类型”理论，即“有为政府”划分也存在“弱式有为政府”“半强式有为政府”和“强式有为政府”三种类型。
在阐述“资源配置”、“资源稀缺”与“资源生成”中，本文提出了现实经济运行中存在三类资源——“可经营性资源”、“非经营性资源”和“准经营性资源”。在阐述“政府双重属性”中，提出在实际经济运行中“非经营性资源”相对应现实中的民生经济，政府配套政策应采取“基本托底、公平公正、有效提升”的原则去进行；“可经营性资源”相对应现实中的产业经济，政府配套政策应采取“规划、引导；扶持、调节和监督、管理”的原则去进行；“准经营性资源”相对应现实中的城市经济（狭义范畴），政府配套政策应采取“参与市场竞争，维护市场秩序，遵循市场规则”的原则去进行。由此可以得出几个结论：其一，在世界各国，那种只关注“非经营性资源”的调配及相关政策配套的政府，可称之为“弱式有为政府”。因其只认为推行了基本的社会公益保障就完事了结，而对“可经营性资源”的调配和配套政策问题认识不清，无所举措；对“准经营性资源”的配套参与界定不清，举措不明。其二，在世界各国，那种只关注“非经营性资源”和“可经营性资源”的调配及相关政策配套的政府称之为“半强式有为政府”。这类政府在履行公共职责、社会保障等基本职能外，对市场运行状态也予以关注，或者在市场运行失灵时，运用有效需求或有效供给的相关政策措施进行宏观调控、调整和干预，防止经济陷入过度低迷带来经济运行中的重大损失与破坏；或者开始着手经济战略发展，对产业布局规划、引导，对生产经营扶持、调节，对市场竞争“三公”监管，调控物价上涨，控制失业率，以力图促进国家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平衡。但其对“准经营性资源”仍认识模糊，界定不清，政策不明，措施不力，效果不佳。其三，在世界各国，那种不仅关注“非经营性资源”和“可经营性资源”的调配与政策配套，而且参与和推动“准经营性资源”的调配和政策配套的政府可称为“强式有为政府”。其根据一国经济分类的三类资源，发挥政府的经济导向、调节、预警作用，依靠市场规则和市场机制，运用规划、投资、消费、价格、税收、利率、汇率、法律等手段，开展理念、制度、组织、技术创新，有效调配非经营性资源——提升经济发展环境；有效调配可经营性资源——提升经济发展活力与协调性；有效调配准经营性资源——形成领先优势，促进国家全面科学可持续发展。它是世界各国参与全球大市场体系竞争的制胜路径。
（二）政府市场模式组合及评价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传统经济领域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其焦点便是政府在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及其对经济增长、城市建设、社会民生的影响。
现在，当我们回到现代市场体系的六大功能结构中，当面临当代世界各国必须面对的三种资源有效配置中，就会发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矛盾双方的关系。“弱式有效市场”、“半强式有效市场”和“强式有效市场”的划分，既是个可量化的范畴，更是个历史的真实进程；“弱式有为政府”、“半强式有为政府”和“强式有为政府”的界定，既是世界各国政府作用在现实市场经济中的真实反映，又可破解迎面而来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系列疑难杂症问题。二者的组合在理论上至少存在九种模式可分析。模式 1:“弱式有为政府”与“弱式有效市场”；模式 2:“弱式有为政府”与“半强式有效市场”；模式 3:“弱式有为政府”与“强式有效市场”；模式 4:“半强式有为政府”与“弱式有效市场”；模式 5:“半强式有为政府”与“半强式有效市场”；模式 6:“半强式有为政府”与“强式有效市场”；模式 7:“强式有为政府”与“弱式有效市场”；模式8:“强式有为政府”与“半强式有效市场”；模式 9:“强式有为政府”与“强式有效市场”。
具体而言，模式1中政府对经济基本没能发挥调控作用，市场发育也不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常被隔断，法制欠缺，秩序混乱，通常这些主体为中低收入国家。模式 2 在现实经济中又难以存在，因“半强式有效市场”必定存在市场法制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它不可能由“弱式有为政府”去推动。模式 3 纯属理论上的一种假定，现实世界各国没有实际案例得以支持。模式 4 表明政府在“非经营性资源”调配上可以较好履行职责，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同时，政府也开始具备了对“可经营性资源”的调配和相应扶持能力，但对市场发展趋势把握不好，对市场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还需等待市场成熟程度去解决。这种情形类似中国改革开放 1978—1984 年间，属市场经济初期的运行或调控模式。模式 5 属于半成熟市场经济模式，一方面表明政府规划、引导产业布局、扶持、调节生产经营、“三公”监管市场运行的机制和力度在加强，另一方面表明市场监管机制、法律保障机制、环境健全机制等在推进。此一状况出现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期阶段的国家。中国在加入 WTO 之前非常类似此一情形。模式 6 很对应现在的美国状况。美国政府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获取高效市场收益，在“非经营性资源”调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碍于制度或理念的限制，对“可经营性资源”调配和“准经营性资源”开发或者界定模糊，或者言行不一，或者难有突破，整体经济增长、城市提升弱于规划、系统性和前瞻性。模式 7 现实中难有存在。强式有为政府的功能作用起码也是与半强式有效市场相对应的。计划经济国家不属于此一模式类型。模式 8 非常类似现阶段的中国，其发展方式通常被世人看作是政府主导型的逐渐成熟的市场运行经济，经济成就也世界瞩目，但又面临着市场竞争、市场秩序、市场信用以及市场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与完善的更大挑战。模式 9 是政府与市场组合的最高级模式，也称为最佳模式，它是世界各国经济运行中实践探索和理论突破的目标，也是真正成熟市场经济所要体现的目标模式。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融合的经济
政府有为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能对“非经营性资源”有效调配并配套政策，促使社会和谐稳定，提升和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其次，能对“可经营性资源”有效调配并配套政策，促使市场公开公平公正，有效提高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第三，能对“准经营性资源”有效调配并参与竞争，推动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政府有为是对三类资源功能作用系统的有为，是对资源调配、政策配套、目标实现三者合一的有为。“有为政府”标准有三个：尊重市场规律，遵循市场规则；维护经济秩序，稳定经济发展；有效调配资源，参与区域竞争。
市场有效同样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市场基本功能的健全（包括市场要素体系和市场组织体系）。其次，市场基本秩序的健全（包括市场法制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第三，市场环境基础的健全（包括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基础设施）。市场有效，是对现代市场体系六大功能整体发挥作用的表现，是对生产竞争、市场公平、营商有序三者合一的反映。“有效市场”标准有三个：市场充分竞争；法制监管有序；社会信用健全。
现实中，世界各国有为政府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其一，与时俱进。这里主要强调，政府有为亟需“跑赢”新科技。面对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其衍生出来的新业态、新产业、新资源、新工具，将对原有的政府管理系列产生冲击。新科技带来生产生活的新需求和高效率，同时也带来政府治理应接不暇的新问题，包括大数据的应用，使政府决策难以再拍脑袋行事。因此，政府要在经济增长、城市建设、社会民生三大职能中或在“非经营性资源”、“可经营性资源”、“准经营性资源”的三类资源调配中有所作为，其理念、政策、措施应与时俱进。其二，全方位竞争。即有为政府需要超前引领，运用理念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等，在社会民生事业（完善优化公共产品配置，有效提升经济发展环境）、在经济增长过程（引领、扶持、调节、监管市场主体，有效提升生产效率）和在城市建设发展中（遵循市场规则，参与项目建设），全要素全过程全方位系统性参与竞争。它以商品生产企业竞争为基础，但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概念上商品生产的竞争，而是涵盖了实现一国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规划、政策措施、方法路径和最终成果的全过程。其三，政务公开。其包括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和重点事项（领域）信息公开等。政务公开透明，有利于吸纳和发挥社会各方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优化提升经济增长、城市建设、社会民生等重要领域资源的调配效果。透明、法治、创新、服务型和廉洁型的有为政府，将有利于激发和带动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造福于各国，造福于人类。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堪称经济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而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造就了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经济增长、城市建设、社会民生方面的巨大成效，已成为海内外的共识。
社会全面进步的“北京共识”。在“华盛顿共识”分崩离析、世贸组织会谈中断、阿根廷等南美经济脆弱不堪，以及世界大多数地区不知新的发展范例为何模样的情况下，“北京共识”为世界带来了希望。中国的变化之快令人眩晕，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成功实现了三次经济转型——20 世纪80 年代劳动密集型产业、90 年代资本密集型产业、21 世纪科技密集型产业并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化，使中国一举成为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制造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和 170 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等等，其背后的诸多因素在于政府与市场的结合，经济发展政策与社会发展政策的结合，有效地解决了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稳定的统一，促进了经济增长、城市提升和社会全面进步。取得世人称道的“北京共识”是“有为政府 有效市场”，正引领着国家全面可持续地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世界级城市群。论及大湾区，人们自然想起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则是指构成珠三角经济区的九个城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惠州、中山、江门和肇庆，以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将对标东京和纽约城市群，并超越东京、纽约城市群。2016 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约 1. 4 万亿美元，超过世界经济体排名第 11 名的韩国，与纽约湾区相当；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 7118 万标箱，超过东京、纽约、旧金山三大湾区之和；机场旅客吞吐量达 1. 86 亿人次，居各湾区之首。2016 年，粤港澳大湾区对外进出口总值达 17966. 7 亿美元；获外商直接投资总额 1029. 1 亿美元，占全球 FDI 流入量的5. 9% 。2017 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它将朝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迈进。除了加强湾区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科技转移转化机制、鼓励青年创新创业、推动科技金融发展之外，还大力发展科技服务外包、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推动制造业一体化发展。它将推动制造业产业链协同发展、加强工业信息化建设、实施国际产能合作，并鼓励装备制造业走向国际市场。提升金融业创新发展，建立国际金融枢纽。培育壮大航运金融、积极创新科技金融、推动产融结合、加快金融平台建设、促进离岸金融与在岸金融对接。强化湾区一体化水平，打造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所有这些成效的收获，所有这些成功的崛起，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一种发展新格局、经济新引擎，也只有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双作用发力，才能最终推动实质性的发展，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结语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经济增长、城市建设、社会民生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融合的必然结果。其实践跳出了亚当·斯密的产业经济领域或微观经济学范畴，又完全别于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理论的本质、重点和政府行为模式。其在实践中形成的理论将对探索市场经济理论和经济学体系产生颠覆性创新，一是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和市场理论框架的局限，二是从经济学角度有效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主要成功密码之一，三是创建新经济学体系和市场理论没用“中国”这个定语，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成功经验为这一理论发展提供了广阔素材。
这个颠覆性的创新过程，也包含七个方面的理论突破。第一，资源生成理论——资源生成不是计划设定的产物，而是原已存在或随着时代进程客观需要存在，并随着一个由静态进入动态，从而转化为生成性和生产性的产物。资源生成必须具备动态性、经济性和生产性等三大特征。以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为主体的城市资源开发，以及太空资源、深海资源、极地资源等开发和运用，就属新的资源生成。资源生成与资源稀缺是资源配置中的一对孪生儿。
第二，城市三类资源界定理论——与产业经济相对应的是可经营性资源，与民生经济相对应的是非经营性资源，与（狭义的）城市经济相对应的是准经营性资源。政府应根据三类资源的不同特征，配套不同的经济政策措施。
第三，政府双重属性理论——作为政府或区域政府，相对于全球或国家来说，它具有“宏观”属性和“微观”属性。“宏观”属性强调的是“协调”，“微观”属性强调的是“利益”。政府双重属性促成区域政府在民生经济中实施“基本托底、公平公正、有效提升”政策；在产业经济中实施“规划、引导；扶持、调节；监督、管理”政策和在城市经济中实施“竞争参与者，调配、监督者”政策。
第四，市场双重竞争理论———在产业经济领域存在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竞争和在城市经济领域存在以政府为主体的市场竞争。政府通过对以基础设施软硬件和智能城市开发运营为主体的城市经济投资建设（接下来包括不断对新生成性资源领域，比如太空经济、深海经济、极地经济和网络经济等的开发建设），不断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第五，成熟市场经济理论一定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有序运行的经济。“有效市场”按现代市场体系六大功能发挥作用的大小，分为“弱式”、“半强式”和“强式”有效市场三个层次；“有为政府”按国家三类资源配置中对民生经济、产业经济和城市经济配套政策措施的有无，分为“弱式”“半强式”“强式”有为政府三个层面；它们二者的有机结合形成“有为政府” “有效市场”的九种模式选择。“强式有为政府” “强式有效市场”，是成熟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可以说，至今为止，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有需要提升之处；而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至今也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
第六，政府超前引领理论——它包括政府超前引领的前提是：依靠市场规则和市场机制；政府超前引领的原则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同时政府对产业经济发挥导向、调节、预警作用，对城市经济发挥调配、参与、维序作用和对民生经济发挥保障、托底、提升作用；政府超前引领的手段是：运用规划、投资、消费、价格、税收、利率、汇率、法律等政策，开展理念、制度、组织、技术创新；政府超前引领的目的是：推动供给侧或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形成经济增长的领先优势和科学可持续发展。它实现了企业做企业该做的事，政府做企业做不了和做不好的事，二者都不空位、虚位。
第七，政府竞争创新理论——（区域）政府存在多方面竞争，包括项目竞争、产业链配套竞争、人才科技竞争、财政金融竞争、基础设施竞争、进出口竞争、环境体系竞争、政策体系竞争和管理效率竞争；“理念创新”在一国要素驱动阶段对资源配置有实质推动作用，“组织管理创新”在一国投资驱动阶段对资源配置具有乘数效应作用，“制度与技术创新”在一国创新驱动阶段对资源配置具有关键致胜作用，全方位全过程全要素的不断创新对一国各阶段发展及其资源配置具有科学可持续作用。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有为政府 有效市场”，正是成熟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方向。它对进一步增强“中国理论”、“中国道路”的“中国自信”具有重要作用。
【陈云贤：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广东省原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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