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庙作为“上层建筑”宗教现实中的实体，是传播宗教文化的载体。围绕寺庙所延伸的经济形式是中国古代封建经济形式之一，而寺庙经济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对当时的封建王朝的阶级统治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覆灭后的寺庙经济对后世汉传佛教寺庙的管理起着前车之鉴的作用。
“寺”在东汉前一般是官差办公的办公大楼，例如大理寺是管刑事的部门，还有鸿胪寺等等。还有据记载古时三公官位的府邸称为“府”，九卿官位的府邸称为“寺”，秦朝时皇帝派往在地方任职的宦官，他们的官邸都称为“寺”，东汉时“寺”也只是被皇宫贵族所欣赏所允许的僧人讲佛储存经书的地方。而“庙”在古时与“寺”的功能是截然不同的。其历史要比“寺”要悠久的多，主要功能还是供皇宫贵族祭祀天地祭拜祖先摆放神位的场所。后也有帝皇将朝堂大殿称为“庙堂”。
东汉永平年间，皇帝差秦景御林郎等人去往现在的印度当时的佛教发源地天竺求取经书和释迦摩尼的佛像，并请来两位天竺高僧讲经。他们当时下榻的便是鸿胪寺，因当时经书有四十多册和佛像都挤在高僧居住的地方并不合适，便随即在洛阳修建了一座“白马寺”便于摆放和高僧讲解，最主要是“白马寺”可以供皇帝等皇宫贵族单独瞻仰和居住。“白马寺”便是东汉时期第一座寺庙。“寺庙经济”是指围绕类似于白马寺一样的佛教寺庙而衍生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佛教是东汉明帝年间传入中原，但因当时极推崇儒学和道教，所以佛教只能默默蛰伏。而寺院经济也随佛教一同萌芽。直到东汉末年，北方游牧民族因气候严峻而大批向中原迁移，这激化了矛盾，使得西汉时期多人拉犁的土地耕作方式出现，更促进了大量百姓只依靠朝廷的庄园经济发展。而庄园经济内复杂血缘关系的弊端使当时人们迫于挣脱儒家“孝道”观念的束缚，从而一下促成了佛教的产生。
佛教在东晋这个大乱世时期，以像济世救人，团结救国等主观理念的号召从而使得当时社会大危机的解除才得以猛然兴起。因前期观念号召的贡献使佛门僧侣享有不用尊敬帝王，不必拜别孝敬父母，更不用遵守礼制法制和向朝廷纳税服兵役等等特权，这使得寺庙拔地而起，霖霖力力，人们争先恐后的都去拜佛门当僧侣，可想而知僧侣人数的庞大。
寺庙的“遍地开花”，僧侣的人数庞大，无形中使寺院经济发展迅速。东晋时期，佛门寺庙的经济活动除了维持寺内僧侣的衣穿用度，吃喝和进行宗教活动等正常的日常开销外，还有了土地田圃的开垦耕作，与商开展商业活动，手工作坊的设立甚至于为百姓卜卦占卜，看病抓药等等谋私利的经济活动。
史料曾记载说；一个寺庙的护法可以一次借钱二十万，这种种说明寺院经济从最初的布施到后发展成多种形式实体经济都不是为传经道义，平民百姓做善事，而是披着善意的外衣为自己敛财聚财。寺院经济随着东汉佛教的传入而萌芽，再因东晋庄园经济而产出后因土地耕作方式的改变而发展，它依附于封建制度和教义下，一路发展成了“歪门邪道”。
二 成于南北朝，四百多年的顶峰，封建王朝利用宗教思想巩固阶级统治的形式之一寺庙经济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广泛普及并且超快速发展，寺庙经济随着佛教的发展俨然形成了固有的经济模式。不用向朝廷缴纳赋税成了雄厚财产私有制得天独厚的条件，寺庙经济看似是一个围绕寺庙而进行经济活动的经济形式，但财物最后的流向还是少数人的口袋。
寺庙经济所对应的严格的寺庙阶级制度也在南北朝落成，寺庙几百座，僧侣十几万，资产无比雄厚，涉及几个省市，但所谓的高级的僧侣就只有那么几个，可见大量敛来的财物并不是十几万僧侣的共同财产，而是高级僧侣的私人财产。高级僧侣被当成称作“富人僧侣”，“富人僧侣”所在的就是贵族阶级，由贵族阶级统治的大多数僧侣就是被统治者，“富人僧侣”的出现也预示着寺庙经济最终的模式的形成，它无疑不是封建王朝中世俗封建地主等级的缩影。
南朝时期梁武帝将佛教定位“国教”，这又给寺庙经济一个攀升的契机。那时的百姓不是争相去做官而是争相去做“和尚”，至此寺庙僧侣猛然增长，僧侣人数的增加使寺庙的兴建遍布南北朝各地。寺庙经济达到顶峰时据记载，北魏时，僧侣有数千人；到北魏末年，寺庙就有三万座，而僧侣就有两百万人；北周时期，寺庙四万座，僧侣三百万人。
南朝时，不管是宋还是齐寺庙和僧侣的数字都是非常惊人的，而像等级较高的僧侣还有大量奴婢供其享乐。寺庙经济发展鼎盛也侧面显示的是封建王朝对于阶级统治的巩固，无论是前期的儒学还是后的佛教、道教，宗教的广泛传播最主要还是服务于封建王朝，也只有做封建帝王的“手”才能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条件去发展和掠夺。
作为封建王朝巩固阶级统治的形式之一，寺庙经济自然在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先天条件才能发挥作用，先天的“优势”和后天发展过程中不同阶级不同原因的蓄力，才能使寺庙经济不断发展壮大，那些因素的助力让寺庙经济发展到顶峰呢？
首先是封建统治者的喜爱和赏赐。在梁武帝时期，寺庙经济最为膨胀，这与梁武帝沉迷佛学有着不可厚非的关系。梁武帝当时自称为“菩萨”，他曾三次委身到寺庙中让朝廷文武百官和皇宫贵族拿以千万钱财供奉他，而其中一次对于寺庙的赏赐就达一千九百多万，这对于寺庙来说就已经是天大的恩赏了，可由于皇帝做出了表率，皇子，大臣，后宫嫔妃等自然要跟随皇帝的步伐继而又赏赐了六百多万。因为皇帝的过分喜爱，南朝时大部分的寺庙都是皇宫贵族或机要大臣兴建的。
其次是前期庄园经济土地遗留问题使得寺庙大肆侵占掠夺土地。因庄园经济时土地耕作主要是依靠朝廷，不是百姓自行劳苦耕作，所以后期当朝廷无暇顾及顾及，百姓没有能力去耕作的乱象下，寺庙经济中的“贵族”开始大肆的掠夺土地并再让贫民耕作，一朝的第一产业农业就大部分掌握在寺庙经济主中。最后是大量贫民的投靠和依附。南朝时，繁重赋税是普通耕作农民负担不起的，而寺庙经济下的土地耕作是不需要向朝廷缴纳赋税的，所以大量的农民都自愿依附在寺庙经济下。
封建帝王的喜爱赏赐是为了宗教能更好的为阶级统治服务，土地大量聚集在寺庙经济地主手中使得平民百姓也都在寺庙经济下。而寺庙经济之所以能够鼎盛四百年，达到如此“癫狂”的现象就是因为它作为宗教精神文化上有封建王朝做庇护，下又控制掌握着平民百姓和土地，但也由此招到了封建王朝的追灭。
三 唐中叶的衰败，寺庙经济与封建王朝在经济，平民，权利上多次争夺，使得封建王朝将其覆灭寺庙经济本是封建王朝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应为依存在宗教道义下，作为一条无形的纽带上连帝王朝廷下系平民百姓，封建王朝为其花费大量精力财力培植为阶级统治服务，它本应全心全意为帝王服务，可当利欲熏心，权利过大，手中掌握命脉时就会想要自己坐坐帝王宝座，与皇宫贵族分一杯羹。寺庙经济的产生本就是矛盾的，一方面恩赐纵容，另方面又不加以约束，使得这些“贵族僧侣”联合起来站在朝廷的对立面时便难以控制。寺庙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有以下原因使得封建统治者大举灭佛。
一是阻碍土地改革，妨碍帝王阶级统治。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帝王经大臣谏言决定进行土地耕作方面的改革并颁布律法，可这严重危害了寺庙经济体制庇护的“贵族”，他们就横加阻拦，阻止土改。如果封建帝王想要改革还屡屡受挫，这就严重危害了封建统治。
二是跟封建王朝争夺土地，劳动力，赋税甚至经济。封建统治者想要土地私有化无疑就是要重新控制土地，拿回土地所有权。土地表示这疆土，代表着劳动力，劳动力就代表这一切经济的基础。
三是神权与王权的矛盾和对立。寺庙经济是应王权而急剧发展壮大的，但当一个朝代一个国号下两个权利聚集便是矛盾的激化，寺庙经济所代表的宗教一派发展到神权的位置就是它要灭亡的时候。
四是变相剥削，让百姓苦不堪言。寺庙经济下的僧侣用土地，自由作为诱饵慌骗平民百姓为其无偿卖命，为敛财添设劳动力。向外放高利贷成了牟利的根本手段，以财敛财的方式让不管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饱受其害，虽之一方法催生了寺庙经济的发展，但受到伤害的是举国上下。
寺庙经济的发展史是从最初的传经道义，传播新思想到剥削敛财直到后期鼓动参与起义，使到封建帝王多次大举消灭佛门，而寺庙经济所延伸的一系列事物死灰复燃多次直至唐朝中期才彻底剿灭。虽弊大于利但也是经济形式之一，也为封建政治做了一定的贡献，更为后世的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经验。
四 寺庙经济是封建社会经济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前期的经验促成了现今多种汉传佛教寺庙的管理类型的形成寺庙经济的毒瘤部分经封建帝王阶级较长时间的打击，虽在唐中叶消声灭迹，但它其中部分在宋明清时期又再次复燃，而其主要形式是靠僧侣去布施，朝廷恩赐和多方人士的捐助来维持基本的日常开销，其主要功能也是传播佛学，诵经讲经等宗教活动的场所。
宗教作为一种神秘的文化精神信仰存在于当今社会，是一种民族信仰的体现，是人们精神的依托，佛教从东汉产入中原至今已几千年，虽经历了漂泊动荡，但源远流长发扬光大，为现今的华夏儿女留下了不少瑰宝载体和精神力量，现今的汉传佛教寺庙主要是以；一寺庙僧侣自主管理。例如千佛塔寺；二国办型，就是政府出面主导修缮等。例如元山寺；三私人创办，由投资人和僧侣组成。例如白水寺；四政府与僧侣合作。例如云寺庆；五僧侣与投资商合作。例如侣人寺；六类似夫妻庙等形式；七政府、僧侣、投资商三方合作。例如法门寺。
寺庙经济作为封建经济形式的一种，演变至今已经变成了一种特有的经济形式。寺庙经济整体的发展是指汉传佛教的发展，但寺庙经济不单单是指关于围绕佛教寺庙而展开的经济活动，而后传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只要是有宗教的传播就会有寺庙经济活动是展开，因为寺庙经济本身是信仰宗教的僧侣们通过开展经济活动而实现自给自足。寺庙经济在后续的发展中与民族经济和国民经济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是有民族的地方就会有宗教有宗教的地方就会有寺庙经济。民族和宗教在当今社会才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而作为自古就多民族聚居融合的中国，寺庙经济无疑是现今民族经济的一个补充。
其次寺庙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缩影。寺庙经济是中国古代传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明现今的国民经济不就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发展升华而来。从国民经济里俯瞰可以看到寺庙经济的影子。再者国民经济和民族经济的本质来源于寺庙经济。
寺庙经济的衰盛为此后的历朝历代敲响警钟，而国民经济与民族经济的本质是社会经济生活，寺庙经济围绕寺庙而展开经济活动，所以就是社会经济生活。最后不管是那种经济目的都是一致的。国民经济和民族经济是为现在人们生活所服务，寺庙经济在其发展至今天也是为人民所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