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8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交通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中国协会共同主办的“2023和合文明论坛”在新加坡举行。
▲ “传统文化与企业家精神” 主题论坛现场
此次论坛设立了“多元文明的交汇与共生”“亚洲文明与青年的未来”“传统文化与企业家精神”三个主题论坛，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机构及新加坡、美国、中国的若干高校、文化组织与机构、企业界的代表进行了发言。
其中，“传统文化与企业家精神”主题论坛特邀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北京纳通科技集团董事长赵毅武进行主旨演讲，与大家分享。
▲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北京纳通科技集团董事长 赵毅武
首先，与各位分享一则信息，2019年8月19日，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的181位企业首席执行官于美国华盛顿联合签署了《公司宗旨宣言书》，发表声明称：*利益不再是最重要目标，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该组织在声明中表示：
美国的经济，应该允许每个人通过努力工作和创造力取得成功，并过上有意义和有尊严的生活。我们相信，自由市场是为所有人创造良好就业机会、强大和可持续的经济、创新、健康环境和经济机会的最佳手段。
Ø 为客户创造价值。我们将继续发扬美国企业在满足甚至超越客户期望方面的传统。
Ø 投资于员工。我们首先要给员工提供公平的薪资和良好的待遇，还应支持员工通过培训和教育获取新的技能，以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我们要促进多样性、包容性、个人尊严和彼此尊重。
Ø 与供应商进行公平及合乎道德的交易。我们致力于与帮助我们实现使命的公司成为好伙伴，无论其规模大小。
Ø 支持我们所在的社区。我们尊重社区里的所有人，并将业务变得更加可持续以保护环境。
Ø 为*创造长期价值。*为公司投资、成长和创新提供资本。我们承诺会提升企业运营的透明度，并确保与*高效互动。
每个利益相关者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承诺为他们提供价值，为我们的公司、社区和国家未来的成功做出贡献。
“商业圆桌会议”组织成立于1972年，聚集了一大批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袖，其中包括亚马逊的CEO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苹果公司的CEO蒂姆·库克（Tim Cook），以及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玛丽·巴拉（Mary Barra）等等。
自1978年以来，“商业圆桌会议”组织会定期发布一些公司治理原则声明。从1997年起，该组织发布的每份声明文件都赞同“*至上”的原则——公司的首要任务就是让*受益，并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是该组织存在近50年以来，首次声明不再将*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在之前的西方企业责任中，是明确把*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这是发生在4年前的事情，当时，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提出，在全球化面临严重挑战的今天，东亚经济需要身体力行倡导一种有益于全人类的经济发展观念，才能继续有效地推进新的全球化。“率先加快发展利益相关者经济，正其时也。”
事实上，经济发展与文化基因密切相关，“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早有体现，我们也进行过一些研究。
纵观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诸如信仰、价值观念、制度、技术和伦理等因素的进步而进步的，而其中的文化因素往往比技术因素更加宏阔和久远地影响社会的演进。历史证明，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大多由文化的传扬和技术的进步所决定，而一种文化中的善恶美丑、是非对错，则主要取决于人们所信奉的哲学或宗教。人类的任何一个个体或群体，都应该选择正确的方向，汇集力量做更有益的事情。而方向和力量则来源于正确的信仰和价值观，来源于它所植根的文化土壤。
企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来自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哲学世界观乃至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组成，在个人、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形成一种平衡，以达到和谐统一，我们把这称之为个人、企业与社会的互惠共赢之道。
传统文化对个人、家庭、社会三者关系的界定
要形成互惠共赢之道，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因为它是构筑社会文化的基石。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独立生存。这样，人和人之间、人和集体之间、人和社会之间、集体和社会之间等等，都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数千年前的先哲们就建立了天人相与、万物同源的思想，构建了家国天下的整体观。及至北宋，张载进一步作了发挥，提出了“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思想。
一般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存在两个基本维度——责任与权利，分别指个人在社会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享有的权利。传统社会重视责任伦理，而权利伦理则是现代社会特别注重的维度。在充分尊重个人权利的前提下，重新挖掘传统的责任伦理的价值，便成为当代有识之士的共识。
中国古代对责任伦理最简明扼要的，同时也是影响最大的表达见于《大学》。到了宋代，理学家则把“明德”“亲民”“至善”作为“三纲领”，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称为“八条目”。三纲领是目标，八条目是路径，环环相扣，递进发展。八条目的全过程又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段落：从“格物”到“修身”为第一个段落，这是由外至内的过程，目标是“修身”；从“修身”到“平天下”为第二个段落，这是由内及外的过程，其前提也是“修身”。可见“修身”正处在这两个段落的转折点和关键点上。明白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大学》中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实后一个段落所强调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责任，包括个人对家庭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对天下的责任。
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是最小的社会单位，更是作为伦理实体的存在。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都是从重视家庭关系开始的，在传统文化中，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首先面对的是自己的家庭。个体在家庭成员的关爱帮助下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然后承担起赡养老人和养育子女的责任。如是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修齐治平，包括了个人对自身的修养要求以及个人对家庭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对天下的责任。《孟子》又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也是要求个人在有所成就时能够兼济天下。由个人修养而及家庭再提升到惠及社会国家，这是一个修身立诚的过程。
今天的企业就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古代对家庭所要求的一些伦理原则，经过转化也可以应用于现代企业。《国语.晋语》中说：“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如果把维护家庭的“孝”的伦理原则转化到企业，那就是“忠”的原则，因为在企业里要讲求忠诚度、敬业度等，而企业家则相当于一个家族的族长、带头人，凡事都应该率先垂范。
一个人不仅仅属于和依赖于他的家庭，也属于和依赖于社会、国家乃至世界。《大学》所说的国家，应该包含村落、城邑等各级社会单位，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公司、单位、街道、城镇乃至省份，都是国家的组织单位。至于天下，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全人类、全世界。维护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全世界的良好秩序和福祉，也是每个人的神圣使命。
符合社会共同价值才能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
如何才能维护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全世界的良好秩序和福祉呢？简单地说，就是每个人的所作所为必须符合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按照荀子的说法，人生来就好利，就有嫉妒心理等恶的本性，如果无条件、无限度、无节制地顺应这些本性，那整个社会就乱了。所以，任何社会必须有一定的规则，否则这个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行。
按照孟子的说法，人性中天生就有几种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四端是人之本性的自然呈现，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是社会道德的基础成分。《中庸》指出：“修道之谓教”，就是说，人生来虽然具备善端，但必须通过修身，遵守圣人制定出来的各种道德规范才能将其发挥出来，这个过程就是教化。《大学》也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就是各种道德规范，这里所强调的是学习和显明道德规范的重要性。
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基于对社会价值的尊重和社会规则的适应，作为社会化的个体，其行为必然受到社会普遍规律的制约，只有依从社会所倡导的道德观念，彰显自己的价值典范作用，才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尚书》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是这个意思。
无论哪种制度和组织体系，一定要依存于系统运作时所涉及的人本身所遵循的文化与理念，这是不同于我们通常所看到的硬件建设和规则建设的。这样一种信仰、理念、氛围和规则，是在一个系统得到规模化发展以后形成的，那么约束他的行为方式的原则，也是能够让这个系统更加有效率和协调运作的非常重要的、无形的、像灵魂一样的内容。
承担起社会责任才能更好地实现企业价值
工业革命导致社会分工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以家庭为核心的一家一户或手工作坊的生产组织方式向以企业为核心的大规模生产组织方式转变，家庭的很大部分功能被企业所替代。企业的任务和目标，就是满足社会需要。
洛克菲勒在自传里说过：“一个世纪以前的美国拥有大量财富的人，往往是对国家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人，他们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尽全力开发国家资源，推进祖国发展，在其他的国家也是如此。”就是说，那些全心全意为满足社会需求而努力的人，才真正能够为国家做出较大贡献，才会创造更大的价值，也会赢得更多的机会。所以说，企业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和社会的需求联结在一起。只有为社会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才是最成功的人，只有公众需要的、满足公众需求的商业企业才会发展壮大，而公众不需要的商业企业则注定要失败。前面我们提到的美国商业圆桌会议宣言，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就像个体必须接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一样，企业同样需要服从社会整体的规则，符合社会整体的需求和利益，遵从社会共同价值取向，承担起社会责任，才可能获得社会的最大认可，从而源源不断地获取社会的资源，获得更好的发展。可以说，企业确立什么样的使命和价值观决定了它的战略空间。
公司的组织形式来自西方文明，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形式体现为家族模式，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和企业文化，与过去家族的内在联系、协同以及文化共识，两者之间是有相关性的。公司化组织是对过去家庭生产组织的延续、变革和创新，它作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更符合现代生产方式的需要，能够有效配置资源，进行分工与合作，充分提高生产效率。而家庭作为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组织，更注重道德伦理作用的发挥，通过价值倡导形成统一的合力，真正实现“义利统一，德福一致”。
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发掘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优势，为企业治理提供更长久和更有影响力的文化基础，不止于利用西方的“术”来提升自己，更要发扬我们“道”的优良传统，为企业发展和竞争提供取之不竭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