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驱动的具体体制会因时代和场域而异，但是显现出来的人性却是相通的，甚至相同的，因此，只要对科举下的人性解剖得深刻，仍然可以对其他时代起到镜鉴作用。我们在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时候，总是把一切不好的现象都归罪于旧制度所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或者把负面现象总说成是旧思想，比如说时封建思想文化的残余和影响，现在我们应当往深里面探究探究。
熟悉文化的同志都知道，文化从表层面到深层面，由表及里依次为器物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精神文化层面，八股科举制度就属于制度文化层面，相对而言，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政治文化变化比较快，而精神文化更深入更持久，深入到人的心灵的深处，深入到人性的精微微妙之处。在文化的三层面中，《儒林外史》不经意于器物文化层，不停留于制度文化层，而是着意于精神文化层，这就深入到人心人性的深层，从而超越制度层面，超越时空，给人良多的启迪，这是伟大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志，《儒林外史》就是这样。
你看范进，中举前连他的至亲岳父胡屠户都在精神上对他拳打脚踢，胡屠户不是特别坏的人，他是代表了势利的世风，就是嫌贫爱富、欺弱媚贵，这难道是科举制度带来的吗？
请看《史记》卷六十九就记载战国时候著名的谋士苏秦，开头他到处游说好几年不被接受，大困而归，受尽家里人包括他的嫂子的轻贱和嘲笑，后来他的“六国合纵”对付秦国的这种谋略被六国采纳了，苏秦“佩六国相印”衣锦还乡，他家里的亲属俯伏不敢仰视，苏秦就笑问他嫂子：“何前倨而后恭也？”他嫂子匍匐在地，趴在地上，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为什么前倨后恭啊？现在位高金多！这倒是大实话，位高金多，一个权，一个钱，就这两个一体，成为世俗社会衡量人的唯一标准，这就是势利。苏秦那个时候哪有科举制度啊？
这种现象不独中国有，世界文学中也不少，俄国短篇小说大师契科夫的《变色龙》，写一条狗咬伤了一个工匠，巡官奥楚蔑洛夫到现场来处理，事实很清楚啊，怎么处理呢？这个警官听说狗的主人不是将军，他就要责罚狗，要赔偿工匠，后来一听说狗的主人是将军，他马上就恭维这个狗，责备工匠。狗还是那条狗，事实还是那个事实，但随着他耳闻的狗主人地位的高低的变化，他的脸谱不断地变化，前倨后恭，前恭后倨，180度的大转弯顷刻之间就表演了数次，翻来覆去，不顾自己打自己嘴巴，活现出媚上欺下的势利嘴脸，他的势利该怪不到中国的科举制度吧？
这是世界上很长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体制机制孵化出来的畸形儿，如果放任它恶性发展，社会就会患癌。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有识之士都会想办法来调控，尽管无法完全奏效，但总可以起到缓解的作用、调节的作用。
2.《儒林外史》符合历史的进步要求
回到《儒林外史》，乾隆前期，清廷定鼎经历了百年了，物质繁荣有长足的发展，精神危机却愈显突出，治弊疗衰出路何在呢？吴敬梓深切感受到与个体的修身同时，必须在全社会提振精神、重建文明，怎样建设文化文明呢？儒家把礼乐文明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治理卓越，礼乐意义包罗很广大，不仅有外在方面的一整套秩序规范，并且逐渐地演化为特定的法规、制度，而且发展了跟内在心性情感的联系，并且越来越强调内在精神是外在秩序的基础，强调通过陶冶情操、调节情感变原始性的生命为道德性的生命，达到人际和天人的和谐。
《儒林外史》里面虞博士形象就是这方面的表现，我在本书前言里已有阐述（点击链接即可阅读：《儒林外史》“书中第一人”：腐败社会的一面照妖镜）。这里再介绍一位“真儒”，制礼作乐是儒士的本分，迟衡山体现了儒士的这种原始的基本性能，是原本意义上的真儒，当正统儒家的理想已被假儒高翰林认为只能当作修辞文章的“词藻”，不能当真。在这种时候迟衡山仍然迂执地以制礼作乐为己任，他标举的“礼乐兵农”是后儒们强化农业文明的模式，成为《儒林外史》中真儒的政治理想。在以农为本的时代，富国之路主要是发展农业，如果说“兵农”讲的是富国强兵，那么“礼乐”就是讲精神文明了。
在礼乐式微之时，迟衡山秉承儒家的正统，继绝学兴礼乐，他决计弘扬泰伯精神。他说，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却并不曾有个专祠，我想约一些朋友各捐几何，盖一座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来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助一助政教。
泰伯是何许人？泰伯是商末西岐君主古公亶父的长子，这位后来被尊为西周太王的古公亶父还有次子仲雍、三子季历，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泰伯理所当然地是王位的继承人，但泰伯察觉到太王属意于三弟季历的儿子姬昌，便主动跟二弟仲雍一道出走，逃到今天无锡一带的吴地，按当地习俗断发文身，以示不回中原，把王位让给季历，让季历再传给姬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他自己在吴地传播文明，以此他被历代儒家塑造成“揖让而治天下”的楷模，他是东南礼乐的奠基人，成为推行礼治的偶像，他弃冕旒而奔荆蛮的行径，同时又颇有点像许由逃箕山那样古代高人的风范，这样的高人贤人更符合吴敬梓的理想。以泰伯为推行礼治的一尊偶像，也是其来有自的，从孔子就开始的，历代儒家都是这样，《论语·泰伯》：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突出地表现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礼治德化的思想，习学礼乐、成就人才、俾助政教，这是儒家“为国以礼”的礼治思想的正宗，也体现了儒家内修圣德、外行王道的总思路。他们认为这是救弊之道，治国良方。
《儒林外史》全书结构的顶点就是泰伯祠大祭，也是全书隆重描绘、隆重推出的思想旗帜，它跟儒家借泰伯推行礼治的传统一脉相承，跟祭礼相呼应。小说不仅描写了虞博士在南京国子监任上“以礼乐化俗”的种种实践，而且写庄绍光、杜少卿都因为“我道不行”而辞征辟，不去京城，只能跟迟衡山等贤人共同筹资建泰伯祠来兴礼乐。在这里，朝廷跟泰伯祠正是遥遥相对的两极，庄绍光和杜少卿都是辞却朝廷，走向泰伯。小说第三十三回末了作者特别点名“一时贤士，同辞爵禄之縻；两省名流，重修礼乐之事”，朝廷只行“爵禄之縻”，不能兴行礼乐，那贤人就不出仕，宁可在野，自行撑持礼乐事业。在这样的对比中，借泰伯祠大典批判现实政教、朝廷功令，提倡制礼作乐、匡正时弊这样的意图是昭然若揭的。
《儒林外史》里面还写了一个理想人物——王冕，王冕欣赏的那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的荷花，饱含着返归自然的气韵，它不仅表现王冕爱自然，也是王冕能够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人格的写照。那么普通的景色，表现得那么自然、淡雅，充满了生命的情趣，充满了灵动的情志，荷花的形象是人的情趣的返照，这种意境显示着王冕的人生境界。人在画图中，人与自然交融的画面表达出的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人格理想，而且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了。把功名富贵等异己力量所异化的人生拉回到儒家的“自然的人化”和道家的“人的自然化”相融合的状态，保全人的淳真本性，主体独立自足，情操高洁，又自由自在，超越特定社会性的限制，心灵与自然契合，在感性自然中体现生命的真谛。
上述种种，吴敬梓是从传统文化来寻求精神家园，还没有超越他的时代局限。我们还要注意到，他也有在当时属于很前卫的努力，这首先表现在杜少卿，杜少卿已经表现出摆脱封建桎梏、争取精神解放的那种历史要求，这跟当时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我在本书前言里已经有阐述。除了杜少卿之外，小说中还有一批奇人的剪影。
奇女子沈琼枝，她被扬州的盐商宋为富骗娶为妾，她不甘“伏低做小”，携带着宋家的财物逃到南京，靠着卖诗刺绣，独撑门户，自谋生计，什么人言的围攻，官府的迫害，她都夷然不顾。她的出现像一道电光划破夜空，放射出女性自立的思想光芒。
会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裁缝荆元，合称“市井四奇人”，他们身份微贱，被世俗所轻，因而激为狂狷。王太他下围棋被大老官鄙夷轻贱，他偏要*败当时不可一世的“大国手”，把大老官惊得目瞪口呆，他认为这是天下最大的“快活”。季遐年他不修边幅，傲视富人，一个施乡绅叫他写字，他仰着脸大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
傲岸狂狷实际上是一种变形的反抗性格，他们还以恣情任性为特征，季遐年写字，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你请他写字要看他的高兴，他若是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还有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这些方面与“楔子”里王冕同调，都表现了历史上的“狂”人像徐渭、郑板桥等人的某些特征。裁缝荆元他要做同自己“性情相近”的事，认为裁缝职业并不玷污读书识字，他很以自己的职业自得，他说我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受地不管，倒不快活？
这种生活情趣具有反对封建束缚、反对权钱异化、要求个性自由发展的这种积极因素。杜少卿以及“市井四奇人”还有女奇人沈琼枝这个形象，这些人形象都是《儒林外史》奏出的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前进的音符，吴敬梓是寄希望于这些既有文化又能自食其力、不依赖权势而保持独立人格的“奇人”，在当时很稀奇，但却符合历史的进步要求，这是《儒林外史》很具有现代性的一个方面。
李汉秋先生在视频最后说道：“岳麓书社推出的《儒林外史》（名家演播阅读无障碍版），邀请中央戏剧学院徐平先生演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郭英德教授讲解，用二维码形式呈现，为读者增加了听名著、讲名著新的阅读形式，这对推广普及《儒林外史》非常有意义，我很赞同这种方式，让我们大家一起再更广泛地来欣赏《儒林外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