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五世国王银禧庆典期间，狂欢者将一名警察拉进他们围起的圆圈中舞蹈。蒋彝在这幅素描中也画出了他自己（最右），他身着中国长袍，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
这本书格外关注旅英华人在写作与绘画之外的文化生产，如芭蕾、电影。如何理解当时英国向中国艺术家开放的不同文化空间和文化类型？
贝文、韦查德、郑达：我们认为历史学家普遍忽视了二十世纪早期中国人参与英国文化生产的情况。有关海外华人（Chinese diaspora）的历史研究倾向于关注码头工人群体，也会提及短期留学生，如1918年至1922年在美国和英国留学的诗人徐志摩。一开始我们也只关注了蒋彝，他身兼作家与画家双重身份，将不同的才能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巨大的流行效应。但当我们开始深入研究他在英国的文友圈，便发现这群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曾孜孜不倦地试图建立与伦敦文化精英的联系。在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罗杰·弗莱 （Roger Fry）等艺术评论家的努力下，现代主义开始欣赏中国的视觉美学，这为绘画界接受“正宗中国”（authentic Chinese）的声音铺平了道路。到了1930年代（往往是出于反法西斯的政治目的），富有同情心的出版商、电台节目主持人、期刊主编、戏剧制作人、作曲家、舞蹈编导积极寻找中国撰稿人和合作者，拓宽了这群中国文人接触各种创作类型的机会，从而促成了他们艺术上的多样化。
的确，蒋彝和许多其他中国人从事了各种文化生产，经常实验、探索新的形式。本书中安妮·韦查德的文章讨论了蒋彝为芭蕾《鸟》（The Birds, 1942）所做的舞台与服装设计，保罗·贝文的文章揭示出熊式一曾尝试拍电影。有些中国作家为英国广播公司准备稿件，甚至还在其广播节目中播出过。蒋彝是世界上第一个画大熊猫的画家，通过他的艺术作品和儿童书籍推动了大熊猫形象的流行。
蒋彝为芭蕾舞剧《鸟》设计的夜莺服装
蒋彝为芭蕾舞剧《鸟》设计的布景
你们在导言中指出，书中的中国人物生活在“一个文艺互联与战时合作的世界”，而“学界对这个世界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抗日战争和二战的欧洲战场如何影响了蒋彝文友圈的写作与公共活动，并为其他旅英中国作家创造了新机遇？
贝文、韦查德、郑达：全面抗战在1937年7月爆发后，英国的一些文学编辑，尤其是左翼反法西斯人士，开始寻找并发表当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其中代表性的刊物有：《新写作》（New Writing）及其非常成功的分支《企鹅新写作》（The Penguin New Writing）、《左翼评论》（Left Review）、《新政治家与国家》（The New Statesman & Nation）、《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听众》（The Listener）、《今日生活与文学》（Life & Letters Today）、《时代与潮流》（Time & Tide）。
当西方开始报道日本在中国的暴行后，同情中国抗战事业的编辑和出版商意识到文学在救亡活动中的重要角色。作家萧乾评论说，“中国开始在英国人眼中存在”的日子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那一天。他说，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广播电台和电影制片厂找到他，希望他能做一些帮助英国破除对中国迷思的文化项目。萧乾突然发现，他不再被视为“敌侨”，而成了“大同盟的一员”。中国作为新盟友的身份使英国民众期待读到更多有关当代中国书籍，比如企鹅特辑系列中的短篇论战作品、维克托·戈兰茨（Gollancz）左翼读书俱乐部（Left Book Club）的许多作品。萧乾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览《苦难时代的蚀刻》（Etchings of a Tormented Age）让英国广播公司远东部负责人埃里克·布莱尔（Eric Blair，人们更熟悉他的笔名“乔治·奥威尔”）相信，早就该出版一个中国作家作品系列了。于是，二战就成了一个关键时刻，旅英中国作家在编辑和出版商网络的支持下，试图通过文学和其他文化表现形式增进西方人对他们祖国与人民的理解。
蒋彝画作，发表于《战时小记》（1939）。
这本书关注的中国作家和艺术家包括熊式一、蔡岱梅、王礼锡、陆晶清、崔骥、萧乾、叶君健、杨宪益。他们一直是合作者的关系吗？还是说他们的友谊会受到书中所谓“种族再现的经济”（the economy of racial representation）的影响？
贝文、韦查德、郑达：从记录他们这一时期生活的回忆录、传记、通信可以看出，除了居所、家庭生活与友谊，这些人还共享了职业网络，并大方地相互介绍联系人。比如熊式一曾把蒋彝介绍给他在伦敦梅休因（Methuen）出版社的编辑，之后蒋彝又为叶君健（1914-1999）向梅休因出版社写了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二战期间，当蒋彝有事不便时，他会把萧乾、熊式一、叶君健推荐到英国广播公司代替他做节目，他也在和海雀出版社（Puffin Books）讨论出版中国历史类儿童读物时推荐了崔骥。不过如叶树芳的文章指出的，在他们保持愉快合作关系的同时，这些作家和艺术家的团结又受到了“种族再现/代表的政治经济系统”的威胁。由于只有少数中国艺术家或作家能获得曝光的机会，他们不可避免地背负着代表其“文化”或民族的期望。而关于应该再现何种“中国性”的争论是充满张力的。熊式一参与这个经济系统（economy）也是迫不得已（perceived necessity）。在英国文化界摸爬滚打的经验告诉他，争取知名度的最好方式是塑造一种带有异域风情的中国性氛围（aura）来吸引西方观众，这便是他的话剧《王宝钏》大受欢迎的原因。作为移民艺术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挑战欧美对中国人的主流看法。不过他们承担这种再现责任的方式也考验着他们的友谊。除了蒋彝与熊式一，他们圈子里还有一些杰出的海外华人将彼此视为竞争者，而非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