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府发布的榜文显示出了与唐代官府发布榜文的不同特征，从北宋仁宗开始，榜文就呈现出了越来越鲜明的劝谕特征。这与皇帝发布榜文对士风进行砥砺有着一定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宋代士人阶层的社会重构意识。榜文虽然具有劝谕化趋势，但从功能的角度分析，各类型的榜文仍具有自身的特点。地方官府利用榜文治理风俗的与规范民众行为，仍旧使用劝谕文或约束文。
1. 榜文的劝谕功能
从北宋仁宗朝开始，地方官府发布的榜文发生了重要转变。在此之前，地方官府的职责是发布各种朝廷下达的指令，在宋代中央机构的严格管控下，地方官府发布榜文的权力是基于皇帝给予的框架之下的。
仁宗时期，宋与西夏的战争使得本就拮据的财政问题与社会问题更加扩大化，朝廷因自身原因不能完全顾及地方，给了地方官员发挥治理才能的机会。这种情况先由偏远地方开始，一些苦寒之地的民众以其尚不开化的淳朴民风，激发了官员以劝谕改善民风的想法，各种劝谕榜文应运而生。而且随着社会问题的逐渐加重，榜文内容的制定与发布呈现效果，与发布者的个人素质、能力及负责程度有着很大关系。当地方官员无法解决某类问题时，部分官员会将其归为民风不淳。由此，宋代对于民众的劝谕逐渐增加，甚至在约束文中也先书以劝诫内容，而榜文也开始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劝谕功能。
北宋中期时，谕俗榜文与约束榜文还有着明显界限。如范仲淹所发布榜文属于约束榜文，就连富弼发布的安置流民榜文也具有强烈的约束色彩。从蔡襄发布的《杭州戒弄潮》开始，劝谕文与约束榜文中的界限开始模糊。
北宋晚期，在宋代积贫积弱与政局动荡的原因之下，逃税现象的确较为严重，《作邑自箴》将这种欠税与逃税行为归结到民户“愚顽”上，在榜文中书以大量谕俗内容，以求从德行教化民众，令其自觉交税。这种现象在南宋时期更加严重，南宋时期，王朝的治国理念不能完美解决社会中出现的问题，统治者将其归咎为民风不淳，从而令地方官府发布劝谕文，改善社会风气。这种情况在劝农文中表现更甚，亦有明显的风俗教化性。
因此，宋代地方榜文呈现逐渐劝谕化的态势。到了南宋时期，大多的榜文中都带有了劝谕的部分。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南宋时期，几乎所有宋代地方官府发布的榜文呈现出劝谕化的趋势，但并不能说这些带有劝谕性的榜文都属于劝谕文。约束文、救荒文等榜文类型，都还具有各自的功能，只是在官员制定榜文时，特地加入了劝谕的内容。从而在约束民众的同时，可以教化民众德行。
2.矫正社会风俗的功能
宋代统治者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统治者认为宋代社会中与儒家正统文化相悖的风俗，需要被治理。由此对民间奇风异俗的矫正有两个原因：首先，这些风俗影响了宋代社会秩序，不利于儒学的建立。其次，官府认为不良的风俗习惯会降低民众农业耕作的积极性，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宋廷与地方官府利用发布榜文的方式，矫正民间某些不合理的风俗，以求变易，从而更正其治域下民众的理念与价值取向。
除了对不合理风俗进行矫正外，地方官府利用榜文治理矫正不合理的民众行为。以宰*耕牛为例，基于耕牛在农耕经济中的重要性，宋代一直明令禁止私自宰*耕牛。在北宋初期，宰*牛马者就要受到刑事处罚。到大中祥符九年真宗发布《禁*害牛诏》，又再次命令禁止宰*牛，到真宗时期，禁宰*耕牛的法令更为严格。南宋时期官府又屡发禁令，并令地方官员发布榜文。又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所记载的民间有祭鬼的风俗，因其行为之残忍，与儒学思想相悖，且不利于宋社会秩序的维系，法令明令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