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哲学”，并不是停在典籍、学术专著或论文中的专有词语，在数字网络年代，在我们身边，与它相关的道德难题就无处不在。
以这两日的一则热搜“社科院女研究生回应*休学待产”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在入学第一年选择和家乡的一个理发师结婚生子，她与对方相识数月，近期因*在家休学待产。此事瞬间激起五花八门的声音。大体上，有“结婚无错”“不该结婚”等两种看法，不同的是，即便是同一种看法，也各有各的论述基础。有人认为这是学生年代的“恋爱脑”；有人认为这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不受其他人干涉；有人认为恋爱不应当论双方学历高低；有人认为现实无数惨痛的经历已经证明这样的婚姻终将失败；有人认为在适婚年龄结婚生子无可厚非，与学业并不矛盾。当然，还有更多观点。在如此众多的看法中，有的基于经验论证，有的基于某种理性或形式逻辑论证，目的都是提供一种解决问题、规避风险、过上幸福日子的方案。至于这方案是否有效，在当事人没有亲身经历并证明一番之前，往往只能循环论证，回到刚才的经验或形式逻辑的论证方式上来。那么，从经验或形式逻辑上推演，能否以及谁更能得出好的或道德的生活准则？
《伊曼努尔·康德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mmanuel Kant，1996）剧照。
在前段时间，我们曾推出《重读康德》的专题，探讨康德的道德哲学。作为哲学家的康德绘制了一幅人类心智与道德的地图，使所有人成为两个世界的公民：我们在纯粹的精神领域找到自律与他律的坐标，并按照每个人心中的道德法则指导自己的生活。
在国内提起康德研究，邓晓芒是难以绕过的名字。康德最负盛名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由他首次全部直接从德文译为中文，为大批哲学专业从业者和业余爱好者凿开一条通向康德思想高峰的通道。此后，他又带领学生们逐字逐句解读康德的原文，将授课录音整理为数百万字的康德三大批判“句读”，这套书一经出版，成为许多中国读者辅助阅读康德原文时常常翻看的必备资料。
对一位生活于距我们200多年前欧洲大陆的哲人投入如此程度的热情，有赖于邓晓芒的生活经历。哲学于他并非纯粹的学术游戏，而恰是生活本身。
以下是记者对邓晓芒的专访。
生命历程和康德研究
1964年，16岁的邓晓芒刚初中毕业，来到湖南省江永县插队落户当知青。在知青生涯里，邓晓芒一面通过锻炼成为干体力活的一把好手，一面通过广泛阅读能找到的各类书籍充实着自己的大脑，寻找着自己思想的归属，也等待着属于他的机遇。
1979年，已经31岁、只有初中文凭的邓晓芒直接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师从当时国内西方哲学史的著名学者陈修斋和杨祖陶，专攻德国哲学。彼时的珞珈山群星荟萃，校长刘道玉治下的校风包容开放，为年轻学子提供了一展身手的舞台。在学术自传中，邓晓芒称当时的自己几乎“无书不看”，广博的读书面让他并不会将目光仅仅停留在哲学专业研究本身，而是常常借助文学、历史作品反过来体悟哲学的意义。
通过在文学与哲学之间穿行，邓晓芒善于将看似抽象空洞的哲学命题转化为活泼的生命体验，也使他得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积极地介入到中国的文化、社会与思想批评中。2005年出版的《文学与文化三论》（《灵之舞》《人之镜》《灵魂之旅》）是这类文化批评的代表作，邓晓芒在书中以哲学的眼光对经典的中西文学作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比较，这三本小书也因其兼具的思想性和学术性，在学术圈和大众读书界都引发了很大反响。
学者之外，批评家也确实是邓晓芒为人所熟知的另一重形象。与那一代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一样，他曾提到，自己的文化批判与对“文革”的反思密切相关。历史带来的创伤，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批判性的、指向自身传统的根本性问题意识。在这方面，邓晓芒对儒家的批判尤为猛烈，而他所擅长的康德哲学也成为了一柄锋利的思想手术刀。他通过细致的比较，指出孔子著名的伦理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局限性，并提出真正阐释了此句伦理价值的乃是康德的那句名言：“要这样行动，就像你行动的准则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一样”。他也与中国哲学学者郭齐勇及其学生曾连续论战，双方往来的文章多到甚至结集成了书。
不过，若有人称邓晓芒对儒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是一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式的反叛，可能他不会认同。2015年，邓晓芒在一篇文章中称自己为“批判儒家的儒家”，一时间使得很多儒家学者都颇为哑然。邓晓芒认为，即便他批判传统，但在日常生活里他依旧秉持的是儒家的做人原则，在忧国忧民、关注公共责任这方面，他继承的也是儒家的情怀。中国的知识分子很难真正脱离儒家的身份，即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知识分子也没有真正做到。而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儒家思想需要进行“自否定”，通过自我批判来获得更好的发展。
《康德释义》，邓晓芒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4月。
这种“自否定”精神无疑会带来一种强大的精神张力，因为它意味着对自我和外界的双重质问。这种张力其实也曾出现在康德身上。众所周知，康德出生于德国一个基督教虔敬派家庭，中学接受的也是虔敬派教育。这种教育让他感到“虚伪”和“傲慢”，他不得不常常在学校强制性要求学生服从的道德规范与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道德意志之间进行抉择。如果受缚于规范是一种蒙昧，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在这种束缚中仍然保有理性的生活？在学者谢文郁看来，如何处理和面对这种张力，其实构成了康德道德哲学真正核心的追问。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思想张力的产生与面对都离不开一种强大的反思精神，这可能也是康德哲学之于每个普通人的价值。在《哲学起步》中，邓晓芒写道：“笛卡尔曾说，一个人一生中必须至少有一次，把所有从小接受的教条，包括宗教的教义以及神学院的功课，全部倾倒出来，一个个地检查一下，把自己的独立思考从那些道理里面剥离出来”。
邓晓芒常在论文和专著中提及一个“镜子”的比喻，他觉得，把握中西文化心理比较的一个枢纽就是“镜子”。西方人是把外部世界看作内心的镜子，希望从一个对象世界里看到自我，进而反思自我。然而，正如康德划定了“现象界”和“物自体”的区分，对对象世界的认识可能是无穷尽的。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镜子存在于内心之中，它不需要追究，遇到问题只需要返归于它，“反身而诚”，但对于这个镜子本身却缺乏拷问。而在康德看来，一切善恶都归结于自由意志，自以为本心纯洁，只要“问心无愧”即可豁免于伦理拷问，无疑是一种虚伪的自欺。而也正是这种对自我永无休止的拷问，塑造了西方人格的罪感意识。这个过程痛苦且持续，甚至永无止境，但它可能恰恰蕴含着启蒙精神的真谛。
“重读康德”，对于每一个关心智识生活的普通人来说有何意义？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康德那接近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道德观？
——专访邓晓芒——
邓晓芒，1948年生于东北，在长沙长大。哲学家、美学家和批评家，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德国哲学》主编。著有《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等，译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等。
“句读”才考功夫
新京报：虽然康德难读，但他毕竟是西方哲学的一个“蓄水池”，不论对于专业研究者还是哲学爱好者来说都绕不过去。你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句读在这方面给读者们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清晰的进入康德的路径。你讲康德，强调把一个句子放在他整体的思想中，逐句理解，以达到融会贯通。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进入康德文本的方式，我看到网上也有很多学者对这种读法提出过质疑。你自己认为采取这种句读法来理解康德的好处和不足是什么？在各类文本材料并不难获得的今天，作为普通读者，采用何种方法来读康德是比较可取的？
邓晓芒：我做西方哲学，其实一开始就是采取的这种“笨办法”，在没有看任何参考书或“二手资料”的情况下，直接从文本字句入手，一句一句、一字一字地读过去，不懂的地方暂时空着（我称之为“要存得住问题”），等读到后面再反过来琢磨，慢慢消化和解决疑难，逐渐形成整体性的把握。上世纪70年代那时候没有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方法”，真的是无奈之举，因为找不到老师和参考书。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其实可以看作一种理解能力的“训练”，我认为自己之所以看不懂，主要不在于知识的贫乏，而在于训练的不足。等到我后来把知识面补上来了，就发现我的这种办法竟然具有自己的优势，并不比那些饱读二手参考书之后带着先入之见进入文本的做法差到哪里去，反而具有在熟悉文本和理解文本方面的长处。这种长期的训练极大地便利了我在翻译康德著作时对文字和句子意思的理解，所以我每一本翻译作品后面都有长长的德汉术语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