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视线转回到鄂东沿江走廊上来。两岸山势险峻的地势，使得鄂东沿江走廊充当的主要是一条战略通道而非核心区的功能。在三国时代，黄石市东南方向的沿江山体被命名为“西塞”（山体遂命名为“西塞山”）。
在扬州与荆州的战争中，西塞曾经多次成为战场。单从名字也可以看出，“西塞”所指的是孙吴政权的西部要塞。也可以这样说，孙吴政权希望能够以西塞山及其所对应的江面，作为抵御荆州威胁的第一道防线。
当然，以西塞为前线的想法，是建立在孙吴政权没有控制荆州的情况下。在荆州刘表政权崩溃后，有机会染指荆州的孙吴政权，就需要将视线越过黄石和西塞山，在更为广阔的鄂东南三角区腹地布局了。
从西塞山出发溯江而上3、40公里，两岸的地势开始变得开阔。不仅如此，长江南北两岸还会出现两个地区中心城市：长江南岸的鄂州，以及北岸的黄冈。对于前者，很多人对它的印象是，鄂州的“鄂”字也是湖北的简称；而近年来帮助前者打响知名度的，更多是位列四大高考工厂的“黄冈中学”。
然而具体到三国时代，这段长江两岸却有与两个知名标签相关联：赤壁和樊口。关于赤壁之战发生在哪里，历来争论不体。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位于鄂东南三角区所对应的这段长江之中。
由于苏轼前后《赤壁赋》的背书，“黄州赤壁”成为了知名度最高的选项（黄冈唐宋时称“黄州”）。从地理位置上看，黄冈位于江汉平原的东部顶点。如果当年赤壁之战真的发生于此，则意味着曹操已经控制了整个江汉平原。
关于赤壁之战时，曹操到底已经控制了哪些区域，又或谁才是真正的“赤壁”，并不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当下这些地理解读，更多是让大家在脑海中建立一个地理框架。相比赤壁的不确定性，樊口的位置倒是没什么争议。刘备败入江夏之后，曾在鲁肃的建议下于樊口驻扎，并在与孙权结盟之后，在此与周瑜所率领的江东水军会合。今天，你仍然能够在鄂州城西的西山脚下，看到“樊口”的存在。
樊口的故事并没有止于赤壁之战。公元221年，在孙吴政权攻灭关羽取得荆州的控制权之后，为了稳固这片居于三国之中的战略要地，孙权将与樊口相依的鄂县更名为“武昌”，并将都城从江东的建业（南京）迁至于此。8年之后，孙权在武昌城称帝，正式在政治层面将历史拉入三国时代。
先后被刘备和孙权选择，看来樊口的位置非同一般。当我们顺着与樊口相连的水道，向这片三角区腹地探寻，答案便浮现眼前了。与樊口相连的，是以 “梁子湖”为中心的，鄂东南最大的几个湖泊。
除面积仅次于洪湖的湖北省第二大湖梁子湖以外，这个水道相连的湖群还包括：牛山湖、保安湖、三山湖等湖泊。整个湖群则可被统称为“梁林湖水系”。历史上，这些湖泊的融合度比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要更高，整个湖区还有一个更容易让大家联系到樊口的名称——樊湖。
传说中，樊湖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帝尧时期的“樊国”，只是如此久远的“历史”只能归类于传说。这一地区真正能够进入信史时代，始于西周中期在此建国的“鄂国”。
再向前追溯的话，鄂国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建制于山西境内的“鄂国”。传说中，在殷商末年，当时的鄂侯曾经与西伯侯姬昌一起位列三公，并因向纣王谏言而被*。其后在西周初年，迁徙至南襄盆地北部，并于西周中期沿随枣走廊一路南迁，最终跨越长江至樊湖地区重新建国。至于说这个“鄂”字，是否与鳄鱼有关，那就见仁见智了。
在楚国崛起于江汉平原之后，近在咫尺的鄂国也随之覆灭成了为楚国的属地。对于楚国来说，吞并鄂国的意义在于将边界推进到两湖盆地的东边缘，并通过鄂东走廊渗透长江下游。而对于试图反方向操作的孙权来说，在荆州新定，魏、蜀两家还虎视眈眈之时，将都城迁至荆州地界则有利于加强对荆州的统治。
然而由于南郡及江夏郡的北部地区，包括襄阳和曾经作为江夏郡治所的“安陆”（今云梦县），都在魏国的控制之下。东吴对能否守住荆州，显然没有经营江东时那么有信心。将政治中心放至江汉平原更是有安全上的隐患。
对于以“地利”立国的江东政权来说，江汉平原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天险的保护。刘备当日被虎豹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追击至长坂坡的经历，更是让孙吴政权认定，长江才是最有利的屏障。
从更高的视角来看你会发现，鄂东南三角区本身也是“两湖盆地”的一部分，鄂州所扼守的是整个盆地区的东大门，也是由东向西入驻两湖地区的桥头堡。在这种情况下，将同样有长江天险庇护的鄂东南三角区，经营成为控制荆州的“小江东”，并以与西塞防线近在咫尺的鄂县为新都的“武昌”，无论在战略还安全上都不失为良策。
然而历史上，孙权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江东士族的广泛支持。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之后，旋即还都建业。公元266年，孙吴末代皇帝孙皓一度再次迁都“武昌”，但同样遭到江东势力的强烈反对并酿成了内乱。甚至民间也产生了“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民谣。迫使孙吴政权再一次将都城迁回建业。
现在，当大家明白最初的武昌原来是现在的鄂州，并且拥有鄂东南地区最大的腹地时，问题又来了。从地理位置上看，当下这个对应着汉水河口的武昌，位置同样看起来很有优势，又有什么理由被孙吴政权放弃呢？与江东的情况类似，鄂东南三角区的防御面实际也是在西侧。以此来说，现在这个武昌的位置与孙吴在江东的都城建业（南京）相当。更何况夏口还能够通过汉水，横穿整个江汉平原并直达南襄盆地。
对于有入主中原之心的孙吴政权来说，这样一个位置是不可能不重点经营的。实际上孙权并没有放弃夏口，而只是放弃了黄祖在汉阳地区所筑的“夏口城”，转而在现在的武昌地区重筑了新的“夏口城”。在孙权有意将鄂东南打造成“小江东”的情况下，将夏口城移筑到长江东岸，有助于整个鄂东南地区的开发。虽然由于位置过于前线，新的夏口城并没有成为东吴的新都，但还是成为了吴属江夏郡的郡治所在。
身兼区域政治中心和开发职责的新夏口城，同样在背后的鄂东南三角区拥有自己的腹地。如果说，樊湖覆盖的是鄂东南腹地的中东部，那么新夏口城所辐射的就是这个三角区的北部了。今天，这一区域的代表性湖泊是位于武昌东部，并因此而得名的“东湖”。至于三国时代，这一地区的湖泊分布状态如何，当下已很难考证。可以肯定的是，负责新夏口防线的吴国水军，在这个区位上并不缺少与长江相通的湖泊囤驻。
那么，武昌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从樊口跑到夏口的呢？其实“武昌”和“鄂”这个两个名称，曾多次在上述两个战略要地转换。比如在南宋时期，现在的武昌反倒是叫“鄂州”，而现在的“鄂州”当时还是叫“武昌”（武昌县）。
夏口得到“武昌”之名始于元朝设置统属两地的“武昌路”，并将治所放在了夏口。其后由于明清两代只是将武昌路改称为武昌府，夏口属性的武昌仍以府治的地位，得以用“武昌府”之名贯穿明清两代，并在清王朝终结的那一年，通过“武昌起义”的背书，彻底在进入新时代后独占武昌之名。
在武昌府的存续过程中，虽然当年孙权在樊口边上设立的“武昌”，尚能一直以“武昌县”之名存在于行政版图中，但为了避免与已经升级为湖北省会的武昌发生混淆，最终还是不得不让出“武昌”的版权，不得不恢复“鄂”的旧名。
说到这里，倒是还可以了解一下著名的武昌鱼到底是什么鱼。通俗点讲，你可以认为武昌鱼就是大家在菜场常见的“鳊鱼”。不过新旧武昌人可能会告诉你，只有科研人员于1955年在梁子湖发现的“团头舫”才能算是真正的武昌鱼，菜场里卖的大路货是“三角舫”。
至于说这两种鳊鱼到底的细微区别到底在哪里，味道又是否有差异，大家可自行去考证。只是说2000多年前吴人口中所说的“不食武昌鱼”，应该只是用来泛指罢了。由于梁子湖当下为武汉和鄂州两地共有。在这种情况下，倒是不用去争议，谁更有资格拥有“武昌鱼”的属地权。
在这个各大省会城市都争相扩张，希望成为特大城市的时候，如果鄂州有一天被并入武汉，倒也算是为新老武昌这桩公案，找到了一条另类解决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