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晓彤
“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
“精理名言，故未曾有”；
“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
这些精妙文字，出自1912年一位国文老师对一位19岁青年撰写的作文的高度评价。这篇作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这位青年便是*。
这篇距今已有110多年的文章，今天读来依然如雏凤振羽、清越初鸣。*在这篇文章中不仅直接表达了他对于商鞅及其变法的态度与评价，同时也借商鞅变法间接表达了他对于良法的初步思考、对于国民性的初步认知。这篇文章，是读懂*早年思想的一扇重要窗口。
一、评商鞅：“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首屈一指”
1912年的春天，民国刚刚建立不久，*考入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称省立第一中学）。正是在这里，*写下了这篇著名的《商鞅徙木立信论》。这篇用工整小楷撰写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笺纸上的文字，是现存*最早的文章手稿，题下清晰地写有“普通一班*”七字。文章全文为：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青年*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手稿。
国文教员对这篇作文给予了高度肯定。除上述批语以外，还写有总评：“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国文老师还将文章批给学生们“传观”。
根据这些批语的落款“涤盦六月廿八号”，可知撰写批语的国文教员为*的老师柳潜。柳潜（1878—1930），字钧湄，号涤盦，湖南湘阴人。柳先生学识渊博，精通文史，青年时期目睹晚清政府腐败，国运衰竭，故放弃仕途，矢志教育。柳潜先生十分欣赏*，还曾借给*一本《御批通鉴辑览》。1936年，*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这段往事：“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意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
恰如柳潜先生在批语中称赞的那样，*在这篇文章中展现了独特的视野、笔法、思想。特别是他对商鞅及其变法给予高度评价，赞其为：“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商鞅（约前390—前338），姓公孙，名鞅，战国时卫国人，亦称卫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后入秦，向秦孝公进献富国强兵之策，任左庶长、大良造，先后两次主持变法，使秦国富强。后又因战功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号商君，故称商鞅。孝公死，被公子虔诬陷，车裂而亡。商鞅变法，壮大了秦国国力，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称赞商鞅变法为“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何以称之为“从来未有”？*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回答。
第一，在政治上，“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此句意为惩治违法犯罪之奸邪之人以保人民权利。商鞅变法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实行严苛法令。其中，比较著名的便是“连坐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商鞅还打破“刑不上大夫”的传统，立法律之尊严。当时太子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唆使太子违反宫规，以图阻挠新法。商鞅便对公子虔和公孙贾分别处以了劓刑和黥刑。这些举措推动了朝野上下奉公守法，对于保护人民权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战国策》曾对此评价：“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商鞅时期的法令也对之后秦国乃至秦朝的法律产生了深远影响，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此基础上修订、补充、积累而成。
第二，在经济上，“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此句意为鼓励种田织布来增加国民财力。《商君书》曰：“圣人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商鞅变法打破以往重商轻农的传统，实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举措，规定农民“致粟帛多者”可免除徭役或租税，后又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承认土地私有。这些举措使民可专心务农，促进了秦国经济的发展。
第三，在军事上，“尚军功以树国威”。此句意为崇尚战功来树立国威。商鞅变法打破贵族世袭特权，按军功受爵。所谓“军功爵”，指的是凡立有军功者，不问出身门第、阶级和阶层，都可获赐爵位及相应俸禄。这就打破了由血亲贵族垄断爵位的局面，为庶民入仕提供了便利条件，由此激发了民众的参战热情，社会上也开始形成“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的风气。在军功爵的激励下，秦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快速提升，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雄厚的军事基础。
◆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
第四，在文化上，“孥贫怠以绝消耗”。此句意为把因懈怠懒惰而致贫的人收为奴仆。《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商鞅变法采取了一系列移风易俗、动员民力的举措，此即为其一。此项举措有助于形成崇尚劳动、重视农业的社会风气。变法还针对当时的社会习俗颁布了法令，其中最著名的为“分异令”。秦国此前保留戎狄风俗，家庭结构为一家之内存在数个小家庭，父子、兄弟并不分家。这样的风俗导致国家掌握的户数稀少，不利于国家税收。商鞅颁布“分异令”，规定凡一户内如果有两个及以上成年儿子，要为其子分家，否则要加倍征收其家之赋税。商鞅变法剔除了部分秦国风俗中落后、野蛮的因素，为秦统一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商鞅变法数十年后，荀子曾对秦国民风有这样一番感慨：“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
*铺排句法，纵横捭阖，从今天治国理政所必不可少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方面对商鞅变法予以评价，其思想既承继古人，又独树一帜。特别是对前人容易忽视的商鞅变法在文化风俗方面的成就予以瞩目，可谓独具慧眼。也正是基于这四个方面的成就，*给予了商鞅“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的高度评价。
二、谈良法：“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
1912年，*刚刚从四书五经的故纸堆中走出，开始广纳新知，了解新学，接触西方，尝试用新的眼光、新的视角、新的理念表达新的思想。
良法才能善治。在这篇《商鞅徙木立信论》中，*借“商鞅之法，良法也”，第一次表达了自己朴素的“良法观”，其具体表现在“立法”与“执法”两个层面。
首先，就“立法”而言，*认为，法律应为人民谋幸福。
*在文章第二段的开头，鲜明亮出此观点：“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这句话从立法的角度，阐明了法与民的关系，即法律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工具，强调立法者必须以民为本，以“为人民谋幸福”为宗旨。*进一步从“善法”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这段话的意思是：法律如果是良法，能给人民带来幸福，人民就会担心这一法律的不能施行或者不能生效，因此就会全力保障和支持它，一定要使它顺利推行下去。政府和人民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人民怎会不相信良法呢？法律如果不是良法，那么就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且可能给人民带来危害，导致人民对此生惧，人民就一定会竭力阻止此法的推行。这样的法律，即便政府希望人民相信，人民又怎会相信呢？
法律是否良善，民众的感受是最直接的判断标准。这段话清晰地阐述了法律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辨析了法律良善与否所带来的不同效果。*“良法观”中关于“立法”思想的主旨在于“为人民谋幸福”，而“为人民谋幸福”也成了贯穿*一生的理想与追求。
其次，就“执法”而言，*认为，法律要取信于民。
良法要得到顺利推行，必须获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然后，社会转型阶段，民众对于法律究竟是否良善存有一定的疑惑。如何改变这种境况？执政者必须采取一定举措，取信于民。*文章中所述“商鞅徙木立信”一事，便是在当时条件下采取的一项取信于民的举措。
◆1954年，*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上。
《史记》记载：“商鞅变法，恐民不信，乃在国都南门立三丈之木，募民能徙置北门者赐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又下令，能徙者赐五十金。后有一人徙之，即赐五十金，以示不欺，于是颁布新法，令行于民。”这段话的大意是：商鞅变法，担心民众不相信，于是在国都的南门竖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号召百姓谁能把这根木头移到北门，就赏赐十两金子。商鞅见无人尝试，便将赏金增加到了五十两。这一次终于有人把木头搬去了北门，商鞅兑现承诺，赏赐其五十两金子，以示不欺百姓。自此，新法颁布，得到了百姓认可。同为改革家的王安石曾赋诗《商鞅》称赞此举：“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由商鞅徙木立信一事，生发出了执法必严才可取信于民的基本看法。而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也暗含着鼓励民众监督的思想萌芽。
*从商鞅徙木立信而引申出的“良法观”，是一名19岁的青年对于法治社会的初步思考，其思想虽然稚嫩，但已透出一名未来政治家的视野与格局。恰如柳潜先生的评价：“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三、叹国民：“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
*在这篇文章中，还借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表达了自己关于“国民性”的看法与主张。
文章开头，*以“三叹”直接破题：“叹吾国国民之愚也”，“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在论述完商鞅变法后，又以“三知”呼应开头：“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知吾国国民之愚也”，“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的“三叹”与“三知”，归结起来所表达的一个重要观点便是：神州沉沦的根源在于国民之愚、民智不开。
*关于“国民性”的看法，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悲惨现实，一代又一代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探索救亡图存之路。在不断的尝试和探索中，他们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需要唤醒民众的精神，需要思想的启蒙与改造。其中，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最具有代表性。而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中国积弱溯源论》和《新民说》中。梁启超认为：中国“所以积弱之故，其总因之重大者在国民全体”；“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若以今日之民德、民智、民力，吾知虽有贤君相，而亦无以善其后也”；“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民”。
1910年秋，*走出乡关，进入湘乡东山小学堂学习。在此期间，*的表哥文讠永昌借给了他一套自己保存的前几年的《新民丛报》合订本（《新民丛报》于1907年停刊）。《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日本刊印的，其中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为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所吸引，他读了又读，甚至写下批注。很可能是在这一时期，*接触到了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并受到了他的影响，因而感叹“数千年来民智黑暗”是“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的根源。
◆1914年2月，湖南第四师范职员及预科学生合影，第五排左二为*。
为“国民之愚”而深深叹息的*，并没有就此停步。在往后的许多年间，*一直在探索着“改造国民性”的路径。1917年，他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似乎找到了方法。他认为国民愚弱的根源在于“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他指出：“思想主人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缔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关于如何才能医治中国几千年的民智黑暗，*找到的方法是“本源入心”。他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动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从哲学和伦理学的“大本大源”出发，将改造国民性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之间建立了逻辑联系，“本源入心”也成为*“改造国民性”的中心环节。
从青年*关于“国民性”的看法与主张中，我们可以窥见贯穿*一生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事实上，在后来*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诸如“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等一系列思想，其历史渊源都离不开*早年“改造国民性”的主张。
一件徙木立信旧事，一篇一咏三叹新文。
时代的风吹拂着青年*的脸庞。在对商鞅及其变法的评价以及由此生发出的一系列议论中，*已经开始显现一位政治家、思想家的视野与胸襟。此时的他，还在为愚弱的国民性忧虑。然而，就在不远的将来，他将接受一个新的思想，从此——“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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