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革命根据地是1927年广州“四一五”政变后，由中共早期著名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等为主要领导的中共东江特委，在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的直接部署下创建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十多个革命根据地中，创建较早、群众基础较好、范围较大、坚持斗争时间较长、影响较深远，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南方的外围屏障，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对于红十一军这样一支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武装，过去学界缺乏研究，人们了解不多。红十一军虽然存在的历史较为短暂，但它的成立是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是广东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中突出的历史事件之一，值得研究和大力宣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饶平、平和、大埔、诏安四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建了饶和埔诏苏区。它连接了闽西苏区，并先后隶属于闽西特委、闽粤赣特委、闽粤赣省委、福建省委领导，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6年1月，饶平就建立了中共地方组织，是闽粤边各县建立党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1927年7月成立中共饶平县委。此后闽粤边的革命力量在饶平境内逐渐聚集壮大，初步形成了以饶平上饶为中心的红色割据区域。1927年10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2000多人抵达饶平，并支援饶平农军第二次攻克饶平县城。朱德在该县茂芝全德学校召开军事会议，作出“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的秋收起义军胜利会师，整编为红军第四军。此后，中共饶平县委开展了一系列武装斗争，并逐渐与广东大埔、福建平和、诏安连为一体，共同创建了饶和埔诏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饶平人民在红色区域内建立了枪械厂、后方医院，组织运输队、救护队、担架队，配合红军征战，组织民众运送各种物资进入中央苏区，为苏区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1930年冬至1931年春，叶剑英、邓发、黄甦、蔡树藩、陈友梅等一批重要领导同志通过饶平安全进入了中央苏区。饶平作为闽粤边区较早开辟的红色区域,曾为朱德领导的“八一”起义军进驻饶平和保存革命火种作出了重要贡献。朱德、陈毅、周士第、李硕勋、叶剑英、粟裕、许光达、邓发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罗明(福建省委*)、张鼎丞(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光宗(四十八团政委)等一大批革命前辈都曾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生活和战斗过,留下了光辉的革命足迹。
饶平人民在革命中作出了重大牺牲。饶平县处于中央苏区南端,靠近国民党在潮汕的军事中心,历年遭受敌军的“围剿”和洗劫较为严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饶平儿女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有15000多人,其中有名字可考的烈士488人。
2010年6月3日，中央党史研究室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中共饶平县委、饶平县人民政府所报材料，认定饶平属于中央苏区的范围。饶平县因此正式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确认为“中央苏区县”。这是广东党史研究取得的最新成果，也是饶平革命历史的新定位。在饶平这片革命热土上诞生了一批为中央苏区革命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革命英雄人物。每一个饶平人应为此而感到自豪。对这些为中央苏区革命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革命英雄人物，我们要纪念他们，铭记他们。
一. 杜式哲
杜式哲（1905—1930），祖籍澄海莲上镇涂城村，中共饶平县首任*。杜式哲出生于泰国曼谷一个贫苦华侨工人家庭，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1916年11岁回时祖籍读书。1923年考入潮安金山中学。大革命时期，1925年初转至澄海中学。受进步教师的影响，倾向革命，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县学生会*。"五•卅"运动后，积极参加反帝宣传，深入海丰一带考察农民运动，思想觉悟迅速提高。1926年1月调任共青团汕头地委文书，后被选为共青团汕头地委的学委委员。5月受中共潮(州)梅(县)特委派遣，以省农协特派员的身份到饶平县开展工作。深入到县城郊区和上饶山区，做深入细致的组织发动工作，不久县城和各区乡的农会、妇女解放协会、儿童团等组织相继成立，还组建起农民自卫军。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5月转移到上饶山区坚持斗争，成功地领导了农民自卫军暴动，取得了"农军一攻三饶城"战斗的胜利。随后当选为中共饶平县委*，兼任工农革命军第14团党代表。不久亲率14团再次攻占饶平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8年6月任中共东江特委委员。9月又被选为中共东江特委副*，参与组织东江特委日常工作和整个东江地区的革命工作。1930年4月调任中共广州市委*。在险恶的形势下，杜式哲坚定勇敢，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曾对好友说:"我如被捕，给反动派的只有一纸革命书。""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坚持党性原则，对"左"倾路线坚决抵制。同年6月不幸被捕。在狱中泰然自若，组织狱友继续和敌人展开斗争。并表示，为革命、为人民，为党的事业，乃自身之夙愿，夙愿以偿抛头颅也在所不惜。1930年7月1日，在广州红花岗畔英勇就义，牺牲时25岁。
二﹒刘锡三
刘锡三（1905—1933），贫家家庭出身。14岁开始读私塾。1923年，在彭湃指导下，组织农会，带领农民抗租抗债。1925年1月，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在此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被派回海丰任青坑农会特派员。同年11月，又被推选为共青团海丰地委执委。1926年1月，被任命为澄海县农会特派员，深入区乡率领农友向地主豪绅作坚决的斗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带领农军以武装暴动回击国民党的进攻和屠*。1927年11月，任中共澄海县委执委，带领群众反击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围剿"。
1929年1月，东江特委派刘锡三(原名何丹成)到饶平任县委*，恢复党组织，组织游击队在饶平境内开展游击斗争，并活动于大埔的沐教、和村和平和的大溪、诏安的官陂等地。当年春，饶平上饶区党组织得到恢复发展，形成以饶平石井乡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饶和埔诏红色区域前期坚实的革命基础。
1929年春，受中共东江特委委派到饶平上善重建中共饶平县委，任县委*，迅速打开了饶和埔边区武装斗争的局面，还在上善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进行土地改革。1931年2月，到闽粤边境担任中共饶和埔诏县委*。在一次反围捕中负伤，他不顾枪伤未愈，跋涉到漳州，往返沿途动员教育了一批隐蔽的区乡干部的赤卫队员返回苏区坚持革命斗争。1932年9月，敌军及民团对红色根据地连续三次围攻，他和县委机关被迫退上高山密林迂回转战。艰苦的斗争使他肺病复发，经常咯血，辗转于大埔高陂，饶平浮山等地群众家里疗养，边养病边指挥当地的革命斗争。1933年9月17日，敌驻浮山一个连，在黎明前把他养伤的东洋村团团围住。他闻警向村后竹丛方向撤退，不幸被敌人流弹击中腹部，后因流血过多而晕倒在荆丛中。天亮敌人发现后将他扛回浮山，途中因伤势严重壮烈牺牲。
三﹒余登仁
余登仁(1903—1936年)，原名余登瀛，广东省饶平县上饶九村人。他是早期共产党员，曾任中共饶平县委宣传部长、中共潮澄澳县工委*、饶和埔诏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委员等职。余登仁祖上经营陶瓷业，家境富裕。他7岁丧父，同母亲寄居叔父舍下，由叔父余浩、余有文抚养成人。民国8年(1919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余登仁在爱琴书院结业，考上汕头市外国教会创办的华英中学。其间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熏陶，阅读进步书刊，投身爱国运动。民国11年，余登仁考入上海国民大学，有机会广泛接触到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探求救国救民道理。民国13年暑假，余登仁回到家乡饶城，与詹天锡、黄世平、潘延等人组织“同学社”，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民国14年，在上海国民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5年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在饶平二中任教。他与该校小学部主任杨沛森等进步教师在校中努力培植革命种子，不断输送到饶平广阔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
民国16年“四一二”事变发生后，广东城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余登仁随着饶平县的中共*杜式哲等人转移到上饶山村，发动农民组织赤卫军。同年5月5日，农民赤卫军攻陷饶平县城三饶镇，破狱救出政治犯，迫使国民党饶平县长蔡奋初仓皇逃命。事后，国民党纠集军警数百人，进犯上饶新丰一带乡村，焚毁农民协会，并将余登仁等革命者的家产洗劫一空。余登仁等共产党人在领导农民赤卫军击退敌人、收埋好战友尸体并安抚受难的阶级兄弟之后，重整革命武装，继续袭击敌人，拔除反动据点，巩固和扩大游击区域，中共组织也得到壮大。不久，中共饶平县委在战火中诞生，余登仁被选为县委委员，任宣传部长。同年10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一部挺进饶平，进入上饶游击区，协助上饶人民再度攻陷饶城。部队送给上饶人民40多杆长枪并留下部分军事骨干，帮助上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东路军第十四团，余登仁兼任该团参谋长。不久，该团被国民党当局所迫而解散。
民国17年2月，余登仁与县委一班人，召集原被打散的十四团战士到上饶集结，重建武装队伍。3月初，这支武装队伍奔赴福建省平和县，参加震撼八闽大地的平和暴动，并胜利回师。同年8月10日，敌军包围中共饶平县委机关驻地温子良村，县委及乡村组织遭严重破坏，并与上级失去联系。在此紧急关头，余登仁冒死潜出重围，只身到福建漳州等地寻找上级组织，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中共福建省委。11月，经福建省委介绍，余登仁来到平和县大溪一带工作，协助平和县秘密发展党的组织，与闽南的战友并肩战斗达10个多月。至民国18年9月，余登仁奉命调回中共东江特委工作。民国19年11月，东江特委派遣余登仁到潮澄澳边区(此处与闽南的平和、诏安接壤)开辟游击根据地。同年年底，中共潮澄澳县工委成立，余登仁任*。从此，余登仁化装为商人、小贩，出没于闽粤边区，开展革命工作。
民国20年4月12日，因叛徒告密，中共潮澄澳县工委驻地鸿沟乡杉棚遭敌包围，余登仁等12人被捕，关进澄海县监狱。经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于5月的一个深夜，胜利逃出牢狱。后被安排到中共饶和埔县委工作，与刘锡三、连铁汉、谢卓元等人，在诏安秀篆石下一带开辟饶和埔新区，创建了饶和埔诏工农红军第三连。同年11月，余登仁光荣出席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后，余登仁来到饶和埔诏边区(即广东饶平、福建平和、广东大埔、福建诏安四县交界区域)筹建苏维埃政权，被选为当地的苏维埃政府主席。
正当饶和埔诏革命工作蓬勃发展之时，国民党军队黄南鸿团突然进驻官陂、下葛，窥伺苏区。中共饶和埔县委派余登仁率游击队到马坑一带组织御敌。余登仁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在险要隘口增设岗哨，在高山夹道两旁山上堆叠滚石，在密林通道中布竹签、安放松柏炮，使敌人寸步难行。民国21年9月3日，黄南鸿部猛扑马坑，余登仁率红三连和赤卫常备队，据隘道痛击来犯之敌，首战大捷。9月14日，黄部以13个连队二三千兵力，分三路再攻苏区。因敌众我寡，红三连战士被打散，苏区人民遭受一次灾难性的洗劫。过后，余登仁召集被打散的三连战士重新集结整编，转移到西岩山、天上寮、下葛、方田洋一带游击，先后拔掉石寮溪、下葛等处民团据点和民团营部，大长革命人民斗志。
余登仁为革命事业长年奔波在高山峻岭之间，过着“日难得饱一餐，夜不能睡三更”的艰苦生活。可是，不管敌人采取何种利诱威胁手段，都动摇不了他的革命意志。他家房屋被焚毁、财物被抢光，妻子被迫上吊，只剩下事先转移出去的弟弟和老母亲。当老母亲打听到儿子余登仁在毗邻的诏安县西北山区活动时，她乔装成走亲戚的样子，翻过松柏关，来到诏安苏区找到余登仁。余登仁眼见母亲比他离家时苍老得多，情不自禁跪地请罪。母亲用手把他拉起来，对他说：“我可不是来叫你回家去。你要回去也没有家了！你就不要把我记挂心上，革命未胜利，你可别回来……”
饶和埔诏革命根据地，其时处于闽粤两省反动当局包围之下，敌强我弱，环境十分恶劣。为争取上级党委的领导，余登仁不辞跋涉，再度只身奔走于闽南各地，终于找到中共闽粤边区临时特委会，取得临委的支持和帮助。临委派许其伟到中共饶和埔县委机关任组织部长，加强县委的领导力量。同时，广东潮澄饶第三大队革命武装也挺进闽南，打下诏安县上葛、下葛等地，一直打到诏安县城附近，帮助饶和埔诏苏区开辟大片游击区，使闽粤边区革命形势又告恢复和发展。民国23年8月，中共闽粤边区特委正式成立，余登仁被选为特委委员。这时，原中共饶和埔县委班子与游击队员仅存20多人，在余登仁等人带领下，坚持战斗在饶和埔诏边区。
此时，特委中某些人受党内“左”倾思潮影响，把边区革命斗争中的某些失败，归咎于余登仁身上，指责他“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给余登仁开除党籍处分。他忍受委屈，肩负起开辟云和诏新区(即云霄、平和、诏安三县边区)的任务，先后到过搭桥、下半楼、深湖、陈厝寨等偏僻山村，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开展抗租抗税、分米分谷的斗争，白天下地帮农民劳动，夜晚串户与群众谈心，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民国25年早春，云和诏县的*在该县机关和红军独立营中进行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错把余登仁扣上“社党首魁”而逮捕审查。更不幸的是在转移押解途中与敌遭遇，执行押解任务的负责人自行下令处决了余登仁。余登仁含冤离开人世时，年仅33岁。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地方组织和人民政府对余登仁冤案进行复查，平反昭雪，追认余登仁为革命烈士。余登仁一生清白，革命风范长留人间！
四﹒李沛群
长征干部李沛群（1908—1991），参加过长征的潮籍红军共有三人（潮安陈德、澄海王慰农、饶平李沛群）。李沛群是饶平县海山镇隆西村人，1908年生于贫苦家庭，只读四年私塾，为了生计年仅13岁的他就离乡别井到广州打工。当时广州已成为国民革命运动指导中心，特别是1925年“五卅”惨案后，广州和香港工人为开展对帝国主义斗争、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省港工人大罢工”，李沛群积极投身到这场火热斗争中去。1926年1月李在他的广州大涌口谓文机器厂加入中共，入党后又到省港罢工劳动学院学习，后被派到省罢工工人子弟学校当主任，又曾任省罢会粤港澳劳动同德总工会支部宣传干事。1927年12月党发动了广州武装起义，李以广州赤卫队第二联队第三大队党代表身份参加这场战斗。1928年至1930年，党调李任香港广东省委联系潮梅特委交通员，上海党中央联系广东省委交通员，后曾任广东省委发行科兼交通科长。1931年4月起担任了地下交通线闽西交通大站站长。1933年3月调任中央苏区最高法院秘书。
1934年10月他随大部队出发开始长征。他是工农红军中央第二纵队司令部直属干部连组织委员。这个连队中有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成仿吾、雷经天及越南人的洪水等*。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李随部队向川滇黔边进军，渡过赤水进入川南。后队伍又转向云南札西进兵，这时中央军委为了适应运动战需要，决定在札西县对红军进行缩编。同时调派李沛群等人留下来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成立红军川南游击第一纵队，李被指定为秘书。1935年2月，川南游击第一纵队与五龙山游击队合并，成为川南游击队。但该队不时遭到反动军队的袭击和围剿，游击队受到严重损失，结果被敌人打散。李这时又患疴血重病，不得不隐藏在农民家。1936年春节刚过，国民党又进行清乡包围了这个村子，沛群为了不连累掩蔽户，保护村里老百姓，主动走了出来，结果遭敌逮捕被押到重庆行营感化收容所拘禁。李伪称他原是国民党兵是被红军俘虏过去的。后来由他在泰国的胞弟李子庵，通过与国民党驻泰大使打交道，以华侨身份领保他。因当时政府当局为了拉拢华侨捐款抗日，故同意释放李。沛群同志出狱后重新投到党的怀抱，继续负起地下交通任务；他先后在广东省委、中央南方局交通处等单位工作。经常秘密往返于广州、武汉、桂林、重庆、上海等地。抗日胜利后又到香港负责海外联络工作，至1950年才回广州。解放后在极“左”思想路线横行下，受到不公正对待。文革前只任广东农业机械科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文革后任省农业机械厅办公室副主任直至离休。
五﹒张牛眼
张牛眼(1910—1934年)，广东省饶平县人，女。民国19年(1930年)，张牛眼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参加岩下村赤卫队，参加攻打土豪和抗捐抗税斗争，并经常向群众宣传“妇女要解放”、“婚姻要平等”等革命道理。同年底，她随赤卫队冲破反动军队的“围剿”，转战饶和埔诏边境，在诏安石下、马坑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民国20年春，中国工农红军饶和埔诏第三连成立，她成为该连战士。接着，参加攻打诏安的长寮、径头、青龙山和饶平的白花洋、石寮溪等地民团、土豪的战斗，作战勇敢，多次受到表扬。民国2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同张崇结为革命伴侣。民国23年，先后参加了攻打霞葛楼、牛角墟、赤竹坪等战斗。在攻打霞葛楼时，带头冲入土豪林水吕店铺，缴获一批弹药和物资。同年秋，被选为中共饶和埔诏县委委员。
民国23年，张牛眼在诏安秀篆炉坑村活动时遭敌袭击，中弹牺牲。
六﹒詹光国
詹光国（1904—1926），饶平上饶新丰楼仔角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民国14年（1925）冬投身革命，带头参加新丰第一个农协会和农民自卫军。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正式誓师北伐。北伐军分三路进军北上，在三个战场上作战。中共汕头地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援助北伐战争的指示精神，动员潮汕人民给予大力支援。10月12日晨，独四师二团于葵坑口与张毅部交锋，农军助战团即分头包抄闽军侧背，发起冲锋。各乡前来助战的群众1000多人，据守各个山头，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还在煤油箱里燃放鞭炮，酷似此起彼伏的机关枪声。一时枪炮声、锣鼓声、呐喊声震荡山谷。新丰农军助战团詹光国等40多人，手持牌刀火枪，配合二团八连、冲入敌阵、砍死砍伤闽军数十人，缴获枪支数十杆。在激烈战斗中，詹光国的右手和腹部被流弹击伤，但他还咬紧牙关，枪转左手射击，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时年仅22岁，詹光国牺牲后，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特别褒扬了他为国捐躯的精神。
由于农军和革命军英勇奋战的精神，使张毅部乱了阵脚，败退茂芝。不久张毅获悉国民革命军已陷永安、北洋军阀的左、中两路均告惨败，遂率部退回福建漳州。葵坑口阻击战的胜利，支持了国民革命北伐、使潮汕转危为安，巩固了后方根据地，饶平农军也从此扬名域内。
七﹒吴敬业
吴敬业（1911—1948），原名吴天赐，曾用吴准、陈光、陈华、陈光华、昂冲、琳曼等化名，1911年出生于广东省饶平县高堂乡一个封建大家庭。其父吴逸士(又名菊如)，在马来亚怡保和新加坡等地经营锡矿业。其母林素娥，家庭主妇。吴敬业自少跟着父母侨居怡保。
吴敬业和同时代的进步华侨青年一样，充满热情，渴望救国，渴望祖国强大。1928年春，他与潘祖岳等人创办《春雷》杂志，以笔杆为武器向旧制度挑战。吴敬业在创刊词中写到：’春雷惊大地，万物动生机。”同年5月，日军占领了我国山东济南，并以极野蛮的手段*伤了中国军民一万多人。济南惨案激起了华侨各界义愤。怡保各个华侨团体迅速开展了规模较大的义卖筹款大会，支援南京政府。吴敬业却对此事抱有独到的见解。他著文提醒人们对蒋介石不能存幻想，蒋介石不会真反日，打红军却是真，筹款支援他，会变为支援他打红军，*人民。由于《春雷》的激进立场不久就被当地反动势力扼*。1930年春节，吴敬业为了继续向当地华侨传播进步思想，介绍国内革命形势，遂与潘祖岳等人集资开办播种书店。就在播种书店开张几天后，我党派往马来亚从事地下工作的谭耀泰，代表党正式吸收吴敬业、潘祖岳为中共党员。同年“三八节”前夕，老谭交给吴敬业十多张号召被压迫妇女起来斗争的传单。吴敬业沉着干练，巧妙地利用一些商业广告纸作掩护，顺利地完成了散发传单任务。这一年秋天，怡保成立了吡叻地委，吴敬业参加了地委的领导工作。由于活动频繁，引起了特务的注意。
1931年，组织上考虑到特务可能拘捕吴敬业，决定让他随父母回汕头，隐蔽、积蓄力量。其父母为儿子逃捕，终日寝食不安。为了使他在家乡安心立业，为他包办了婚事，吴敬业强烈反对，随即逃婚到香港。父母便以公鸡代替新郎迎娶新娘，以既成事实逼吴敬业就范。但是吴敬业不愿意和没有爱情基础的女子长久地厮守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他始终不肯承认这门婚事。
1933年春夏之间，吴敬业在香港创办了智红勇基本学校并担任该校校长。吴敬业利用学校这块阵地，对学生进行反帝和革命的启蒙教育，并从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在办学期间广泛团结各方面社会人士来办好学校，并利用学校这块阵地作为革命的据点，接待被逼从内地逃港避难的革命者。他常常身穿西装，风度高雅，镇定自若，成熟干练地穿梭于各种场面，周旋在敌人的周围，表现了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勇敢和智慧。
1934年1月，吴敬业在中共两广临时工委负责宣传工作。同年3月，中共两广临时工委，改组为中共香港工委，吴敬业被委任为宣传部长。在此期间，吴敬业组织了秘密的抗日团体“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于“九一八”三周年前夜，在学校印发传单被香港当局逮捕，随后被驱逐出境。吴敬业从香港到曼谷树人中学、启明学校任夜学部主任，并担任《中华日报》副刊。他任教的班实际上是培养革命干部的学习班。他向学生介绍进步书籍，创办进步剧社，引导学生跟着共产党创建新社会，吴敬业的家教学生苏瑞兰长期耳濡目染，接受了革命思想，毅然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所教过的数百名学生几乎全部回国参加抗战，几个留在曼谷的学生，一直是抗日救国运动的骨干。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后，吴敬业积极响应，在海外华侨中宣传爱国思想。1936年鲁迅逝世时，吴敬业与谢侠等人通过悼念活动开展工作，邀集当地进步报刊商讨召开“暹罗华侨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团结了越来越多的文化界朋友，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暹罗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此后“抗联”组织了大批物资和各种人才，一批批地输送给祖国的抗日前线，输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有一次组织“募寒衣和伤兵内衣”活动，规模很大，影响较大，泰国政府面对华侨日益壮大的爱国救亡运动担惊受怕，他们为了讨好日本帝国主义，将吴敬业驱逐回国。
1938年3月，吴敬业受中共党组织安排，经香港转到越南，从事地下工作。吴敬业第一次踏上越南国土，便经地下党员陈炳权推荐参加“越南南圻华侨救国会”(简称总会)，担任总干事。为了传播祖国抗战的消息，报道当地华侨爱国救亡运动的情况，吴敬业向总会建议创办《全民日报》。该报由张长担任社长，陈炳权为副社长，吴敬业任总。吴敬业委任吴华到国内抗日前线担任战地记者，大力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前线的胜利消息，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当吴华把刊载了《叶剑英访问记》、《陈波儿谈华北八路军》等几张《全民日报》送给叶剑英看时，叶剑英肯定吴敬业做得好。由于该报主张拥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符合广大侨胞的要求，加之该报电讯消息较多，经常转载国内进步报刊的文章。因此，深受广大侨胞的欢迎。正当爱国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之时，1939年9月，希特勒在欧洲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闪电战占领了欧洲大部分国家，越南的反动当局受到影响。
1940年初，《全民日报》被逼停办，吴敬业被逼转移到缅甸仰光，继续从事救亡工作。1941年12月，日本侵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并进攻缅甸，吴敬业撤回昆明。然后在昆明、柳州和曲江等地活动。日本投降后，1946年8月，吴敬业再次返回河内，与蔡兴、陈景明为一个工作组，以行商的身份往来于河阳至普板一带，组织华侨抗法斗争。同年参加了越南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任务是反对国民党特务破坏越南革命，支持越南抗法斗争。1947年12月的一天，吴敬业到总部开会，不幸被当局怀疑为法国特务，把他秘密逮捕。并且于1948年在没有经过任何审查程序的情况下将他秘密处决，年仅37岁。
吴敬业为革命四处奔波，足迹踏遍东南亚诸国和地区，他孜孜不倦地向华侨传播真理，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战争；以国际主义精神支援越南革命。不愧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由于历史原因，吴敬业遇害后背了37年“特务”的诽谤之词。1985年3月15日，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为吴敬业作了《关于为吴敬业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决定》，使吴敬业烈士37年的沉冤得到昭雪。对他作了比较公正的评价：“吴敬业同志20多年中，为宣传革命思想，为抗日救国运动，做了大量工作，在当地华侨中有一定的威望和影响。”“吴敬业同志为党的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八﹒徐海
徐海（1907—1931），饶平海山岛石头乡人，原名观澜，饶平县瑞光中学毕业生，1924年入党，越年任海山区党支书。1927年9月撤往暹逻、安南，年末潜入南澳岛，以振云小学教师为掩护，发动渔民革命，培养云澳镇中柱人、振云小学毕业生郑则保等3人入党，1930年5月1日至12日在八乡山参加东江工农兵代表大会，旋返南澳，参加领导了同年“9．25”渔民革命暴动，因汕头敌军乘舰进岛围剿而失败，后往大南山找到红十一军军长古大存。1931年春，东江苏维埃失败时，由红十一军四十八团团长李明光，率领徐海他们，经饶(平)、和(平)、埔(大埔)苏区到闽西。同行的有肖向荣、方方等同志。徐海抵闽西后，任闽粤赣军区军委秘书长。7月，为扩大闽西苏区地方武装力量，苏区中央局通知闽西特委派人去江西领款和领武器，便由闽西特委*兼闽粤赣军区军委主席邓发，派李和邓发的警卫员朱士华，往瑞金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款，并派徐海和另一警卫员王五保去领武器。4人同路，由永定虎岗去江西领取。当时，路途不安宁，主要是民团、土匪、保安队等作乱，故中共汀连县委派了一连武装人员，护送他们安全通过涂坊至四都这一段游击区。当时，闽西与江西苏区尚未连成一片，徐海及其警卫员共4人，顶着炎热，风餐露宿，历尽艰辛，时常一天要走60里路。过了江西瑞金、宁都，继续走向西北旷龙岗东固，遇我军撤来，知敌开始第3次围剿，中革军委已撤走了，只得再经周折，走近月时间，才抵兴国县龙岗，见到了项英、任弼时，王稼祥、叶剑英、左权等同志，由总供部长杨至诚将款和枪弹发给他们。徐海领到大约1500支长抢，每条长枪配一箱(500 发)子弹，由当地县、区政府派民工挑运。
回闽西途中，巧遇中革军委秘书长欧阳钦，要往上海向党中央报告第2次反围剿和第3次反围剿战况，故一起走。时处立秋后，天气酷热异常，徐海不幸患痢疾病倒，终日吐泻，至瑞金已不能走路了。只得雇民工，用担架扛他走两天路，到达福建四都。由欧阳钦与当地我军一座后方医院联系，留下徐海在医院治病，余者继续走路，安全回归。可惜的是，因缺药，徐海住院约10天后就英年早逝了，时年仅24岁。1983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徐海为病故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