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生物学霸 作者 Caroline
彼得・皮奥特（Peter Piot）是一名比利时病毒学家。
1976 年，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的热带医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Tropical Medicine in Antwerp, Belgium）工作时，皮奥特在扎伊尔（Zaire）与人共同发现了埃博拉病毒，举世闻名。
1976 年，包括彼得・皮奥特 (左二) 在内的埃博拉疫情调查组抵达亚布库。图片来源：Science
同年他还领导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遏制埃博拉疫情的活动，此后一直从事有关艾滋病毒 / 艾滋病、性传播疾病和妇女健康的研究，成为艾滋病研究的先驱。
1995 年至 2008 年期间，皮奥特领导了联合国艾滋病联合项目，目前是欧洲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的冠状病毒顾问。皮奥特的全部职业生涯都致力于与传染病作斗争，载誉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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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与病毒斗争一生的皮奥特最终感染了新冠肺炎，他说，「我与新型冠状病毒的对抗改变了我的一生」。
庆幸自己感染了冠状病毒而不是埃博拉皮奥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3 月 19 日，我突然发高烧，头痛欲裂。我感到头骨和头发非常疼，这很奇怪。我当时没有咳嗽，但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感染了冠状病毒。我一直在家工作，我是个工作狂。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在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的远程工作上，这样我们就不用经常出差了。当然，在对抗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进行的投资现在变得非常有用。」
皮奥特在接受比利时杂志 Knack 的视频采访，图片来源：Knack
检测结果正如皮奥特所怀疑的那样，他的 COVID-19 检测呈阳性。
随后，皮奥特把自己关在家里的客房里。但是发烧并没有消失。皮奥特说：
「我从来没有生过重病，在过去的 10 年里也没有请过一天病假。我经常走路，过着相当健康的生活。唯一的风险因素就是我岁数太大了，今年 71 岁了。但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所以我认为它会过去。」
4 月 1 日，一位医生朋友建议皮奥特去做一次彻底的检查，结果出来后发现皮奥特已经严重缺氧，尽管此时他还没有气短的症状。肺部图像显示皮奥特患有严重肺炎，是典型的 COVID-19 和细菌性肺炎。
皮奥特说，「我总是感到筋疲力尽，但通常我总是精力充沛。这不仅仅是疲劳，而是彻底的疲惫，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感觉。」
随后，皮奥特住进了医院，在此期间皮奥特的病毒检测呈现阴性。这也是 COVID-19 的典型情况：病毒消失，但其后果却能持续数周。
皮奥特住院时心情非常忐忑：「我很担心我会马上使用呼吸机，因为我在出版物上看到使用呼吸机会增加死亡率。我很害怕，但幸运的是，他们只是先给了我一个氧气面罩，竟然起作用了」。
皮奥特最终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前厅的一间隔离室。
「你累了，只好听天由命了。你完全臣服于护理人员。你生活在从注射器到输液的日常中，你希望自己能挺过来。通常情况下我是非常积极主动的，但在这里，我是 100% 的病人。」
皮奥特和一个无家可归的哥伦比亚的清洁工，还有一个来自孟加拉国的人合住一个房间，他们三个还都是糖尿病患者，都与冠状病毒的已知情况非常一致。
白天和黑夜无尽地孤独，因为没有人有精力说话。几个星期以来，皮奥特只能窃窃私语；即使是现在，皮奥特的声音在晚上也是有气无力的。
但皮奥特的脑海里总是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当我走出困境时，我将会是什么样子」。
在与世界各地的病毒战斗了 40 多年后，皮奥特成为了感染领域的专家。尽管皮奥特通过科学研究报告了解到如果一个人最终因 COVID-19 在英国医院死亡的几率是 30%（这与 2014 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的总死亡率大致相同）。
皮奥特仍然说很庆幸自己感染了冠状病毒而不是埃博拉。
科学家感染冠状病毒后也会失去科学上的冷静所有人都一样，科学家感染了冠状病毒后也会失去科学上的冷静，屈服于情感上的反思。
「我有时想，他们缠上我了。我一生都在与病毒作斗争，最终病毒要来复仇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在天堂和地球之间徘徊，稍不留神就可能是末日的边缘」。
经过漫长的一周后，皮奥特终于出院了。皮奥特依旧选择乘公共交通工具回家。
因为他想看看这个城市，空荡荡的街道，关着门的酒吧，还有令人惊讶的新鲜空气。街上没有人，这是一种奇怪的经历。
回到家里，皮奥特哭了很长时间，有一段时间睡得也不好。事情只会变得更加糟糕的想法一直萦绕在脑海中：
「我一直非常尊重病毒，而且这种尊重并没有减少。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与艾滋病病毒作斗争。病毒是多么聪明的生物，它完美避开了我们为阻止它们所做的一切措施。」
「现在我已经感觉到病毒在我体内的存在，我对病毒有了不同的看法。尽管我以前有过与病毒对抗的经历，但我意识到这次将改变我的生活。我感觉自己更脆弱了。」
出院一周后，皮奥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他不得不再次去医院。幸运的是，皮奥特接受门诊治疗发现他得了一种由组织肺炎引起的肺部疾病，由所谓的细胞炎症风暴引起。这其实是免疫系统超负荷运转的结果。
许多人并不是死于病毒引起的组织损伤，而是死于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因为免疫系统不知道如何对付病毒。皮奥特现在还在接受治疗，高剂量的皮质类固醇会减缓免疫系统的反应。
「如果我的身体里一起有炎症风暴和病毒爆发的症状，我不会活下来。我还有心房纤颤，心率达到每分钟 170 次。这也需要通过治疗加以控制，特别是防止血液凝固包括中风」，皮奥特说：「我们低估了这个病毒的能力，它可能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所有器官」。
我们对冠状病毒了解得越多，问题就越多。我们相当于在摸着石头过河。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许多站在局外的评论家感到恼火，没有什么真知卓见不说，反而去批评那些正在努力控制疫情的科学家和决策者，这也太不公平了」。
面对过死神后反思如今，经过 7 个星期的锻炼，皮奥特第一次觉得自己的身体差不多好了，他显得异常高兴。
「我吃了白芦笋，是从我家附近的一家土耳其蔬菜水果店点的。我的肺部图像终于看起来好多了。我开了一瓶好酒庆祝，好久没喝了。我想回去工作了，虽然我的活动暂时会受到限制。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作为冯德莱恩的 COVID-19 疫苗研发特别顾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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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委员会坚定地致力于支持疫苗的开发。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冠状病毒疫苗，我们将永远无法正常生活。停止这场危机的唯一真正策略就是开发出一种可以在全世界推广的疫苗。
这意味着要生产数十亿的剂量，这本身就是对制造业运筹的巨大挑战。尽管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人们甚至还不能确定是否有可能研制出一种 COVID-19 疫苗。
皮奥特还希望这场危机能够缓解一些地区的政治紧张局势。虽然这可能是一种错觉，但历史上我们在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运动时就迎来了休战。
「不管怎样，我仍然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我已经面对过死神，我对胡言乱语的容忍度比以前更低了。我仍然有选择性地继续保持冷静和热情」。
面对死神的时候，人类脆弱和迷茫得就像一个襁褓里的孩子，但是你依然希望能够逃脱死神的魔爪，这也许就是人类乃至自然界一切生物包括病毒对生存的渴望。
这个世界依然错综复杂，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明天会更糟糕还是更好。从皮奥特的经历至少我们知道，就算在最困难的时候，人也有选择保持冷静乐观的权利。
即使个人努力微乎其微，只要不放弃每一个让明天变得更好的努力，就如滴滴水汇成希望的大海，成为人类继续向前航行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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