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简介
发展史《宋书》一百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梁沈约撰。有纪、传、志而无表，成书草率，叙事又多忌讳，但保存史料较多。
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荆州刺史桓玄代晋称帝。第二年，当时的北府兵将领刘裕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和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两地起兵，推翻桓玄，名义上恢复晋朝的统治，实际上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
过了十五年，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建立宋朝，定都建康（今南京市）。刘裕以后，一共传了七代，到宋顺帝升明三年（公元479年），又为萧齐所灭。
宋朝国史的修撰，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就已开始。当时由著名科学家何承天草立纪传，编写了天文志和律历志。此后，又有山谦之、裴松之、苏宝生等陆续参预编撰。但他们任史职的时间都很短。
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
南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春，又命沈约修撰宋书。这时沈约为太子家令，兼著作郎。他依据何承天、徐爰等人的旧作补充修订，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永明六年（公元488年）二月完成纪传七十卷。沈约在当时的奏文中说“所撰诸志，须成续上”，可见宋书的八志三十卷，是后来续成的。
在八志中，《宋书·符瑞志》改称鸾鸟为神鸟，是避齐明帝萧鸾的讳；《宋书·律历志》改“顺”作“从”字，是避梁武帝父亲萧顺之的讳；《宋书·乐志》称邹衍为邹羡，是避梁武帝萧衍的讳。可见宋书的最后定稿，当在齐萧鸾称帝（公元四九四年）以后，甚至在梁武帝即位（公元502年）以后了。
与沈约同时或稍后，南齐时有孙严著宋书六十五卷，王智深著宋纪三十卷，梁代有裴子野著宋略二十卷，王琰著宋春秋二十卷，鲍衡卿著宋春秋二十卷。但这些著作都已亡佚，关于刘宋一代的史书，比较完整的，现在就只有沈约的这部宋书。
补《三国志》之缺沈约（公元441-513年），字休文，吴兴吴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他历仕三朝，宋时为尚书度支郎，齐代做到五兵尚书、国子祭酒，在齐梁政权交替之际，他力劝梁武帝萧衍代齐称帝，因而在梁朝被封为建昌侯，官至尚书左仆射、尚书令、领中书令。沈约的著作很多，但现在除了宋书一百卷和文集九卷外，其他如晋史、齐纪、梁高祖纪、宋文章志等，都已亡佚。
东汉末年以来所形成的门阀制度，到东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门阀士族拥有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特权，他们大量兼并土地，广泛收罗“荫户”，用各种手段霸占劳动力，极端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他们以门第相夸，把持官位，所谓“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
梁武帝萧衍也极力支持士族，他在诏书中还特别提到了要纠正“冠履倒错，珪甑莫辨”的现象（《梁书·武帝纪》）。沈约先世，本是吴兴士族，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晋书周处传附周札传）。
沈约一门，在宋、齐、梁三代，也都仕宦显赫。梁萧统文选载沈约奏弹王源文，对于某些士族地主“婚宦失类”的情况大加抨击。因此，沈约在齐梁时期撰成的宋书，也就带有其时代和阶级的特点，它的一个突出内容，就是颂扬豪门士族，维护门阀制度。
譬如宋书列传中，有关地主阶级中代表人物高门士族的传，几乎占了半数。仅就王、谢二族来说，宋书里王氏立传的达十五六人，谢氏立传的也近十人之多。像陈郡谢弘微，传中写他如何忙于经营谢氏产业，传末却又吹捧他为人“简而不失，淡而不流”。又如琅邪王微，传中只是连篇累牍收载他给友人的信，却说他“内怀耿介，峻节不可轻干”。这两个人因为都是高门士族，所以宋书都为他们立了“佳传”。宋书中对于士族中的人物，总说什么是“前代名家”，风度“简贵”，“风格高峻”，“世重清谈，士推素论”，等等。
但宋书仍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史通书志篇说：“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宋书百卷，记述六十年间的史事，保存了不少历史资料，尤其是它收载了当时人的许多奏议、书札和文章，可以从中看出那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些实际情况。如卷八十二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讲到赀调的为害，严重阻碍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卷五十六孔琳之传、卷六十范泰传、卷六十六何尚之传所载关于改铸钱币的争议，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如何在钱币改铸中加紧对人民的剥削。卷五十四羊玄保传兄子羊希附传，收载西阳王子尚上书，提到南朝初期农村两极化的发展，“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樵苏无讬，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载谢灵运的山居赋全文，提供了研究大地主庄园的材料。
从宋书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出那时的农民起义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地域很广，规模很大。如景平元年（公元四二三年），有富阳孙法光领导的起义（少帝纪、褚叔度传）。元嘉九年（公元四三二年），有广汉赵广领导的起义，人数有十多万人，起义军围困益州治所成都达数月之久（文帝纪、刘粹传弟道济附传）。
另外，在元嘉初年，有淅川、丹川的少数族起义；到元嘉末年，荆、雍、豫三州的少数族人民，起义就更加频繁，参加的人数有发展到百余万人以上的（夷蛮传、张邵传、沈庆之传等）。
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
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于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于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
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宋书·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著作。《宋书·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轮廓。
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时，竟有漏脱数页或全卷的。据北宋末年人晃说之所说；“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讐，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高山集卷十二读宋书）据前人的考订和我们整理过程中所考查到的，宋书卷四少帝纪有阙页，为后人所补。卷四十六除到彦之传阙而未补外，其余都是后人用南史等书补足。卷六十二张敷传和卷五十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张畅附传也一起钞录进去。这样就出现了宋书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的情况。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悫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采南史等书补入。又如在卷一百沈约自序中叙沈亮事，于“联事惟忝，忧同职同”下，各本都注“阙”字，于叙其父沈璞事，“璞有子曰”下也注“阙”字。叙沈伯玉事，“先帝在蕃”下也注“阙”字。书中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