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有必要的。
另一方面是原材料市场也存在竞争，有一部分私营工商业主做制药、肥皂、牙膏、甘油、芒硝、酒精、染料、*虫剂、凡士林、硫酸、盐酸、硝酸等，这其中用到的原材料就会有竞争关系，比如煤焦油就是双方都会用到的原材料，其他还可能会在铁矿石、石油等原材料上存在竞争关系，当然最普遍的是水资源。
可是，我们当时很多资源都没有被发现，即使发现了也没有技术开发，那时候我们的大庆油田、华北油田、胜利油田都没有被发现，工业要求用的最基本的矿石都不知道在哪里开采，当时的原材料市场可谓是小得可怜。
除此之外，对能源的消耗上，也存在竞争关系，所有工厂都要用到电力，有些私营业主的工厂还会用到煤炭，这些物资都会存在竞争关系。
因此，从原材料市场的角度来说，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势在必行。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我们实行全面封锁，这就意味着，我们既不能进口，也不能出口，于是原材料市场和销售市场都在我们国内，也就是只能关起门来自己做生意。
有人可能会说，苏联和东欧市场不是还能做贸易吗？
这部分贸易确实可以做，但是苏联援建我们的项目属于已经淘汰或即将淘汰的生产线，这种生产线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可能返销给苏联和东欧。
他们与我们的贸易，主要还是在鲜活农产品和矿产资源方面。
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将苏联援建的军重装备生产线保留了下来。
既然保留下来，那就意味着要想办法将这些生产线从军用转民用，否则这些援建项目不但不能获得收益，反而还会成为负担。
比如飞机、大炮、坦克等，这些国防工业的产品，只能用于战争，无法进行民用，也不能出口变成外汇。
因此，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只能我们自己内部消化，那么又该怎么消化呢？
不能出口就只能自己内部消化，可是新中国成立时，接手的是一个怎样的烂摊子呢？
物价飞涨，投机盛行，黑帮当道，土匪成患，国民政府用金圆券洗劫来百姓，将黄金用军舰成箱运往台湾，老百姓已经没有什么消费能力，我们的销售市场这边也是小得可怜。
原材料市场和销售市场就这么大一点，我们在一五计划之前还没有自己像样的国营企业，那么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的五星红旗中有四颗小星，其中有两颗代表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两大阶级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但不是我们依靠的对象，而且当时这两大阶级的实力都不算强。
这两大资产阶级所拥有的工厂大部分属于作坊，还谈不上规模化生产，打把剪刀，磨个豆腐，织匹布料，烧个碗盘，也就算是带点儿工业了，但这样的工业能支撑起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吗？
翻看过去那段历史，我们四周强敌环伺，随时都可能发生战争，而当时的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这点儿工业能应对国家之间的战争吗？
工业化要求工业各门类齐全，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此才能应对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
我们掌握了政权，但我们的经济是否应该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里呢？而我们能依靠他们吗？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谁有钱谁就有话语权，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道理，到时候到底是谁听命于谁呢？
面对这样的局面，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应不应该将仅有的资源集中起来呢？我们要不要将所有的市场都掌控在自己手里呢？
苏联援建了我们“156项重点工程”，那都是靠老人家的正确决策换来的，当所有人都畏惧美国不肯出兵朝鲜时，老人家力排众议，出兵朝鲜，靠着抗美援朝的胜利，才争取来的工业化基础。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进入工业化了，却有人来跟我们抢这个市场，我们要不要为实现工业化而整顿这个市场呢？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不是靠一两个资本家能搞起来的，也不是靠当时国内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能完成的。
既然他们完成不了，而市场又这么小，我们的工业化什么时候能完成呢？
从客观上来说，这就必须要求统一两个市场，而不能出现抢市场的情况，这就是我们要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原因。
对于官僚资产阶级，我们是把他们作为敌人，在政治上把他们打倒之后，没收他们的全部资本。
但是，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把他们作为朋友，在团结他们的同时，逐步地对他们进行改造。
早在1950年6月，老人家就特意接见了一位民族资本家，与他商讨如何发展工商业的问题，那时候我们还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对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给予了大力支持。
对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老人家开诚布公地表明了态度。
不管是以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主，还是国家的工业为主，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实现工业化。
如果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得快，我们可以配合其发展；如果国家的工业发展得快，那么就需要私营工商业服从改造。
最终这位民族资本家拥护并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在国家发行胜利折实公债时，他主动认购650万份。在抗美援朝时期，他捐献了七架半飞机和大量衣物。
这位“红色资本家”的名字叫荣毅仁。
1954年5月，荣毅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提出对申新纺织公司等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
在我们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他起了带头作用，为新中国的工业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9月2日，我们通过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
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方针和政策，老人家说得很清楚。
“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
老人家《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
“实行这样的政策，当然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在一定时期内，工人在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进行生产时，也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作为向他们赎买生产资料的代价。赎买与购买不同。
“赎买所付的代价，不取决于资本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而是取决于改造的需要。它不是等价交换的关系。”
对于企业盈利的分配采用“四马分肥”原则，即1956年以前，国家规定私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全年盈余按以下四方面分配：
一、国家税金约为30%。
二、企业公积金约为10%~30%。
三、职工福利奖金约为5%~15%。
四、*红利、董事、经理、厂长的酬金约为25%。
1956年之后，私营企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原私营企业家不再参加原企业的盈余分配，而是按其拥有的股额由国家付给年息，一律按年息五厘付给。
原订付定息7年，后又延长3年，一直到1966年9月停付，至此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我们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赎买花了整整12年的时间，那么我们总共花了多少钱来赎买呢？
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资本家一共获得了32.5亿元，其中包括“四马分肥”阶段的利润13亿元，1955年至1966年的利息11亿元，高薪8.5亿元。
这笔资金，实际上超过了民族资本家在新中国成立时所拥有的总资本额。
注意，这32.5亿元不是旧币，而是实实在在的新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