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超然
书架面前，刚刚年满19岁的刘秀在长安的破旧屋子里正专注地学习经典。虽然穷困，他却时刻关注天下大事，史载“大义略举，因学世事，朝政每下，必先闻之，具味儿同舍解说，高才好学。”《东观汉记》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颇有志向同学如日后的严光，还有后来跟他一同打天下的刘嘉和疆华。
时光恍惚，不觉刘秀便做了皇帝，却依旧高度重视学习。“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因而上行下效，在刘秀引流学习的风尚带领下，东汉一度到处充满了经书的味道。
刘秀画像
即位不久，他就下发诏书寻找饱学之士，并给与破格待遇。甚至是前朝的“名儒旧臣”也给与重用。在刘秀崇学风气的推动下，东汉的读书人仿佛如沐春风，人人都以学习为最高荣誉。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叫桓荣，是知名的儒学大家，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广收门徒。天下大乱后，桓荣“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虽常饥困而讲论不辍。”当刘秀任命他为太子的老师时，桓荣已经六十多岁，每次见到他，刘秀都非常高兴:“每朝会，辙命荣于公卿敷奏经书。帝称善，曰:得生几晚。”为了让天下读书人不再遗憾，光武帝以大气魄重新修建太学，由此让西汉出现的学校再度繁荣起来。
东汉太学在刘秀的亲自带领下焕发生机。太学首创于汉武帝时期的元朔五年，最初有经学博士和博士弟子各数十人，属于官方建设的高端学术机构。此后太学不断扩展，在汉成帝时最多时候已经有了三千多人。到了西汉末年汉平帝时，太学规模又进一部系统分化为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以及五经、论语、孝经、尔雅各种经学、史学、文字学、医学、数学等专科，太学生以至数千人。
东汉太学石刻
王莽时期，虽然天下已经动乱，但是不管政局如何，太学的发展也并未停滞，可知学术已成为某种自觉。史载太学生的校舍就兴建了“万区”，东汉时光武帝和明帝，因为本人笃信儒学，均大力发展儒家教育：“汉代太学规模的确是相当宏大的，如果与外国的古代大学相比较，更应引以自豪。波伦亚号称‘欧洲古老大学之父’，波大在十二世纪末曾达到一万二千多学生，我国东汉末年的太学则远远胜过了‘波大'， 这一史实又一次证明我国古代教育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因此整个汉代的文化繁荣与此密不可分。
在两汉教育事业的发展中，东汉光武帝是诸帝中作出重要贡献的皇帝之一。光武帝的太学其作用可 与汉武帝、汉宣帝、汉明帝相比。首先，刚刚结束散乱的天下局面后，他就着手建在战争的废城上重建太学，使得这一-所国立大学初步规模，又重新具有“笾豆干戚之容”、“方领矩步”之人。以此可知，刘秀对于学习的重视已经到了何等程度
太学
有了校舍后，光武帝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优秀教授，“西京博士，但以名流为之，无选试之法，中兴以来，始试而后用，盖既欲其有人之师范，则不容不先试其能否也。”精通儒学经典的无疑成了炙手可热的大儒。当时有个叫洼丹的人，擅长孟子研究，只有十六岁的年纪就被光武“征试博士”。此人不光博学而且反应灵敏能言善辩。一次在公卿大会上，故意不入席就坐，光武问他原因，他说:“博士说经毕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光武帝听了觉得有趣，让他进来“与诸儒杂说”，因此胜出，于是被光武提升为侍中。
当时遗留的石刻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无不说明光武帝对饱学之士的重视，因此一时之间，东汉到处弥散着学术气候。除了优秀的教员外，光武一朝的太学生员的选拔也十分严格，如后来成为名儒、在明帝时白虎观会议“专掌难问”，光武帝初年，因“少好学”，被推荐到太学“诣博士受业”，专习《鲁诗》。他十分用功，“闭门诵习，不交僚党，方师称之”，终于有了成就。后来成为皇太子师的钟兴，年轻时也曾从宗师丁恭求学于太学，后来被推荐入朝为官，成为《春秋》专家。
相关遗迹
明帝一朝成为博士名儒，并在白虎观会议上大显身手的李育，在少年时期，也曾在光武一朝的太学里习《公羊春饮，因“沈思专精，博览书传”而“知名太学。”此外，后仅书》还记载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王充，在少年时期也曾在洛阳太学求学，并拜名学者班彪为师。“充少孤，乡里小年。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袁山松《后汉书》)
在刘秀的亲自带动下，东汉最盛时，国家大学达到三方名生员，加以数以万计的私家授徒的儒家精庐和私整，其受馆学教育的，当达到数十万人。以东汉最是期人口五千余万计，每百人或百五十人就有一名学生，就教育的普及性来说，是相当可观的。明末清初著名启蒙思想家顾炎武曾论述两汉时的风俗说:“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以后，师儒虽盛而大..明...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风俗为之一变。”他还指出即使到东汉末年，“朝政昏浊，国事日非”，尚有党锢大学生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都是由光武一朝开始的提倡气节的结果。东汉一朝，重孝尚义，对国家对社会有责任感，在这位帝国当家人看来，大汉此前的问题就是道德迅速滑坡所致的天下大乱，而重新建立起社会规范和人人尊崇古代道德比建设几座大厦更为紧迫和具有意义。因此，在东汉早期的在这些道德观念的形成过程中，东汉光武帝都是值得后世历史学习和尊重。
刘秀
开展广泛学术讨论，云台辩论将此推向高超。建武四年，公元28年，刘秀下诏召集所有朝臣包括公、卿、大夫和博士在云台进行一次大型学术辩论。这次辩论从规模和层级来说都是东汉最高端的学术辩论研讨，极大地活跃和检查了太学的办学质量。光武帝对新建的太学十分关心，他经常亲临太学视察。有一次，他车驾临太学，会同诸博士在御前“论难”。当时名儒相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籍，辩明经义，每以礼让相厌，不以辞长胜人”，所有参加辩论的博士都自愧不及，从而博得光武帝的“特加赏赐”。
这一次光武帝还召集诸生“雅吹击磬，尽日乃罢" 。光武帝还经常诏令学者们“说经”，有一年正月初一正旦朝贺，光武帝令群臣能说经者互相诘难，说不通者即下座让给胜者，由博士出身官任侍中的戴凭屡辩屡胜，竟至重坐五十多席，以至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光武帝还请桓荣当面说《尚书》，十分欣费，立即拜官议郎，赐钱十万，还特聘他为太子师。后世学术广泛认为，西汉时经学教育中的“问难论辩”方法，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法，它可以繁荣学术，推动文化发展，东汉大思想家王充的理性批判精神，就受了这一传统的影响。
